比如，在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上，就曾听到江南的一个教授讲老子的“和谐”社会。
该论者从老子的“阴阳”观发论，通过诸如“阴阳”、“阴阳交合”、“阴阳平衡”的“和谐”，先讲“家庭和谐”，再到“社会和谐”。其思想，活脱脱的讲出了一个“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貌似老子思想，却原是孔子，及其“孔孟之道”思想的翻版。故笔者要问：这究竟是在讲老子，还是在讲孔子，或者，是在老子和孔子思想之间搞一个“创新”的“折中主义”？这真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从“阴阳”的哲学意义上讲，它可以概括为“男”、“女”，概括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等等。因此，从古代“事物是阴阳的统一体”的认识出发，这“男”、“女”，这“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其有机统一，可以构成“家庭”，可以构成“社会”。这是正确的。但是，却不能够说这种“阴阳”的有机统一，就构成了“和谐”。
因为，以“阴阳”来谈“和谐”，就会暴露出很多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比如说，“和谐”是否就等同于“事物”？如果说“和谐”与具体事物无干，那么，“阴”、“阳”有机统一又该怎样表现？如果说“和谐”就是“事物”，那么，“阴”、“阳”有机统一又该表现在什么地方、什么方式、什么程度上等等才能使 “和谐”出现？故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社会“和谐”问题就无从把握、无从从谈起。
而实际上，如果把“社会的阴阳构成”就当“和谐”的话，那么，这就等于什么都没有说。其原因在于：任何社会形态都是这样的千篇一律。
可见，该论者以老子的“阴阳”观来阐释“和谐”，就犹如在扯“拦天网”，使人不着边际，不知就里。
特别是，以家庭男女的“阴阳交合”来说明“和谐”的道理，就显得低俗。
同时，把老子的“阴阳”观与孔子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搅和在一起，更是牵强附会，有失偏颇。历史证明，孔子，及其“孔孟之道”的“宗法伦理道德”思想从来就没有使社会出现过“和谐”，其除了粉饰一下太平，奉承一下统治者以及宗法家族的政绩之外，对建立“和谐”社会实无用处。因此，在“阴阳”观中掺合“宗法伦理道德”，或者在“宗法伦理道德”中掺入“阴阳”观，都显得滑稽可笑，于事无补。不难看出，孔子思想及其“孔孟之道”给历代文人套上的思想桎梏，至今也不能自拔。
那么，老子有没有社会“和谐”的思想呢？是什么呢？
答案是肯定的。老子的社会“和谐”思想，归结为老子的“无为而治”的“德治”政治思想。
在老子看来，社会中“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这对矛盾及其关系是普遍存在的，不足为奇。但问题在于，应该如何处理好这个矛盾和关系？以达到实现“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斗争的止息，出现上下“同心”、“同德”共同推进社会历史前进的局面，这才是关键所在。因此，老子的社会“和谐”，根本在于要止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实现和平共处。为此，老子认为，统治者要将“有为”变为“无为”，将“刚强”变为“柔弱”，并甘居“柔弱”的地位，以之实现向被统治者的立场靠拢和一致，使之出现上下“同心”、“同德”的政治局面，共同推进社会向前发展。
而历史上，“汉初政治”就表现为“和谐”社会，这就是老子的“无为而治”的“德治”政治思想的反映和结晶。
为什么老子“无为而治”的“德治”政治思想会铸成社会的“和谐”？
要了解这个问题，先要了解老子“无为而治”的“德治”政治思想中所蕴含的“无为而治”观、“善恶”观，和“契约”观。
应该说，老子的“无为而治”观、“善恶”观，和“契约”观都是批判继承先前圣人的政治思想，包括他们的“德政”观的结果。
在说明问题之前，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老子在《道德经》中所说到的“圣人”，就是指的在老子之前的圣人；其“圣人云”，就是老子在对先前圣人的政治思想进行总结。对此，老子或赞成，或批判。正是存在这个关系，故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出“无为而治”，这就令孔子十分惊讶。因此，孔子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 其说法，孔子言下便把老子的“无为而治”怀疑为舜的“无为而治”。可见，这固然是孔子不懂老子思想的误解。同时也证明了《道德经》中“圣人”的思想并不一定就是老子的思想。这点需要引起注意。
对于“无为而治”观。
先前“圣人”的“无为而治”是什么呢？这正如老子所说：“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可见，这种“无为而治”，无疑的，是建立在“愚民”政治基础上的。
虽然对此，基于老子的“柔弱胜刚强”的思想[1]，他却看到了这种“无为而治”的积极的一面。这就如老子说：“为无为，则无不治”。即认为，实行无为政治，天下就会太平。为什么？因为，一方面，实行无为政治就会使百姓变得很淳朴，利于管理；另一方面，实行无为政治就会使“智者”，即奸滑、奸佞之徒不敢胡作非为，或者说，找不到胡作非为下手的地方和机会。
而且，从中，老子有破有立，在批判“智者”的同时，揭示和提出了“圣人之道”和“忘我”、“无私”的思想。老子说：“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已愈有；既以与人，已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从而提出了“为而不争”的圣人之道；老子又说：“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他认为，道{即“武术”、“武学”所蕴含的“武力”，这里抽象为“权力”、“统治”[2]}生长养育出来，不把它据为已有，不为个人所依赖，不以个人的意志去主宰它，这就是极其高尚的品德。以此，形成了老子的“忘我”、“无私”的思想。
可见，老子虽然赞成“圣人”所说的“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的治世办法，但是，老子却对其中的“我”赋予了“为而不争”和“忘我”、“无私”的全新思想。因此，表现出了老子“是以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的思想。从而使老子的“无为而治”与先前“圣人”的“无为而治”的思想根本区别开来。
对于“善恶”观。
老子说：、“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在此基础上，老子给“善“赋予了全新的意义，形成了老子“以德报怨”的思想。
老子说：“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大小多少，报怨以德”。即认为，干了不该干的事，做了不该做的事，本身已经做错了，但不管错误是大是小、是多是少，都要做到以德报怨，即出以善意去对待。进一步看，老子明确的说：“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在老子看来，善良的人，我以善意对待他，不善良的人，我也以善意对待他，结果就会使他也变得善良；诚实的人，我相信他，不诚实的人，我也相信他，结果就会使他变得诚实。如此，就能“救人”而没有“弃人”，就能“救物”而没有“弃物”。正是在“不善良的人”变得“善良”，和“不诚实的人”变得“诚实”中，充分表现出了老子“善”的观念。这就是老子的“以德报怨”的思想。
但是，在老子看来，正所谓“善者不辩，辩者不善”，故与“以德报怨”相反相成的是“以怨报德”。而这“以怨报德”，就是老子视之为“恶”的观念。也就是说，在老子看来，“不善良的人”不接受“善意”，和“不诚实的人”不接受“信任”，甚至反目相向，滋事寻仇，这就是在为“恶”。这就是老子“以怨报德”的思想。
老子的“以德报怨”和“以怨报德”，无疑的，成为了衡量“善”、“恶”的判断标准和取舍根据。
同时，在老子看来，有“善”之人，“天将救之”。并从“善”出发去理解做人之准则，就在于“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即有自知之明，而不蓄意表现出来；有自爱之心，而不自以为是、抬高自己。表现出淳朴。如此，方能“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
因此，老子认为的“淳朴”的人，就与“愚民”政治统治下的“体格强健，头脑简单”，即“为腹不为目”，甚至弄得“五色”、“五音”、“五味”不全的“愚人”，划清了界线。
对于“契约”观。
老子说：“和大怨，必有余怨，安可以为善？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即认为，靠“和解”、“调解”等办法，可以了结大怨，不能了结余怨、小怨。这是不好的办法。因此，圣人凭借“契约”来调解，这样一来，既不会责备于人，当事双方也不会互相指责，而“怨”也就会顺利的彻底的得到解决了。
老子继承和发展了“圣人”这个思想。故老子说：“有德司契，无德司彻。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老子认为，“德”是凭借契约办事表现出来的，有高尚品德的人总是属于按照契约办事的人，而“无德”的人才会凭借诸如法令等等这些强制性东西。同时，在老子看来，以“契约”精神来办事，是符合天道的。正是符合天道，故其间就没有亲疏，不讲人情，大家的利害得失机会均等。而这种以“契约”精神来办事的人都是与心怀“善”心的人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在老子看来，正因为“契约”是靠双方的“约定”，和执行“契约”来实现的。故形成了老子的“契约管理”思想。老子说：“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故大制不割”。即认为，原木可以分开做成各种各样的器具，但它们都不失“木”的本性，圣人就是据此道理去进行管理，所以最好的管理是不伤害万物的本性。就表现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