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主义学说来说，这是结合最为成功的。在民主革命时期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是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社会主义改革时期是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而哲学方面相对滞后。经济学更为滞后。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创造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还需要相当时日。 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化不是范畴的简单转换。把矛盾变为阴阳，物质与意识变为形与神，规律变为理，物质变为气，这只能是哲学游戏。毛泽东早在1938年就在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化问题做过原则的论述。他说，“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注：毛泽东选集（第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3．）“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4．）。根据对毛泽东论断的理解， 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化最根本的是与这个民族面临的实际问题相结合，成为用以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基本认识方法。从学理上说，是与这个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哲学传统相结合，既用以总结和分析这个民族的遗产，又充分吸收其合理的因素，使中国人的哲学研究能与历史上长期争论的问题相衔接，对老问题予以新的答案，如天人问题、义利问题、心性问题等等；而且在表现上也应该为这个民族所喜闻乐见。如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那样，尽管论述的是一个纯哲学问题，基本观点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但又是具有民族特色的。它的内容是以中国现实问题为中心，而语言风格和论证方式都和苏联教科书或理论著作迥然不同。如何使我们的哲学著作生动可读，趣味盎然，仍是一个亟须解决的问题。说实在话，我自己一生从事哲学，写的也是令人头痛、难以卒读的文章。 3.风格个性化 哲学与哲学家不可分。我们可以说，哲学是哲学家之所以为哲学家的存在方式。哲学家是有个性的，哲学也应该有个性。但哲学的个性不同于哲学家的个性。哲学家的个性是心理特性，苏格拉底的执著、培根的贪心、康德的刻板、马克思的慈爱、恩格斯的潇洒，等等。哲学家作为人当然是各有个性的，但哲学家作为人的个性并不是哲学的个性。马克思说过，“不是要把哲学家的个性，即使是他的精神上的个性理解为好像是他的体系的焦点和形象，更不是要罗列心理上的琐屑小事和卖弄聪明。”哲学的个性是哲学家所创立的不同于其他哲学体系的“每个体系的规定的动因和贯穿整个体系的真正精华”（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70．）。当然，哲学的个性也包括每个哲学家哲学观点的表现方式。它可以是诗，像西方的《物性论》和中国的《道德经》；可以是散文和随笔，如蒙田的散文；可以是寓言，如《庄子》；可以是书信，如伏尔泰的《哲学通信》；可以是小说，如卢梭的《爱弥尔》和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子》；可以是格言式的短语，如帕斯卡的《思想录》以及朱熹与王阳明的语类之类的著作。至于康德和黑格尔的纯理论性的哲学著作，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战性的著作，风格迥异，各有特色。 其实，我们应该把哲学和哲学问题区分开来。哲学是个总称，它是相对于非哲学即实证科学而言的一种认识形式。哲学是以世界为对象、以人与世界关系为中心、以提高人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维能力和整体素质为指归的一种认识形式。因为以世界为对象，对哲学而言就包括对人与世界关系的研究，因为哲学视野中的世界是现实的世界，是包括人在内的世界，以人与世界关系为中心是哲学与自然科学研究世界的根本区别。自然科学的世界是无人的世界，它关注的是自然自身。自然科学中出现人的观察和实验对自然科学结论的影响问题，出现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不是纯客观的对象也是人对自身的认识问题，关于自然科学家的人文精神问题，这已经不是自然科学问题，而是进入了哲学领域。当代西方自然科学中存在的主体化倾向是一种哲学路线而不是自然科学本身研究主题的变化。在人类所有的知识中，只有哲学才关注人与外在世界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研究。这种研究本质上也是对人自身的研究。了解这种关系，就是了解人。因为只有从这种关系中才能了解人，人不可能直接从人自身了解自己，而必须通过自己的对象性存在物来了解，而人参与改造的自然、人的活动形成的社会，就是这种对象性存在物。人在改造自然和社会的过程中使自己成为人，而且成为处于特定关系之中并具有这种社会关系特性的人。 哲学的功能是双重的，但不同于自然科学。哲学具有认识功能，能为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因为它超越了分门别类的科学专业不可避免的狭隘性，具有普遍适用性。因而它的这个功能是任何科学无法替代的。另一个是价值功能，它为人类提供一个具有真理性的、道德性的和审美意义的评价尺度，衡量生活意义的尺度，把人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境界。哲学的认识功能如果脱离价值功能就会变为单纯的工具理性，丧失它作为哲学的特性；反过来说，如果哲学没有认识功能只有价值功能，这种价值功能就不可能是以科学规律为基础的，而是一种教堂里的传道。哲学的认识功能和价值功能的统一，归根结底是以世界自身的规律为依据，把规律变为认识工具，把规律变为价值评价的客观依据。这就是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内化为主体智慧的过程。 哲学和哲学问题不同。哲学是全体，而任何一个哲学家，都只能是哲学的一种形态。哲学家是通过哲学问题进入哲学殿堂的。离开了哲学问题，就不可能有哲学家，就不可能有各自风格的哲学家。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民族面对不同的哲学问题，思想敏锐的哲学家提出了问题并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回答了问题。这就形成了不同的哲学派别、不同风格的哲学家。任何哲学问题都是哲学，都是哲学中的问题，本体论问题、认识论问题、方法论问题、历史观问题、人学问题、语言哲学问题，等等，而且问题中还有问题，任何一个新的问题的提出和解答，都是一种新哲学的出现。但哲学不能归结为任何一个哲学问题。认为哲学就是本体论、就是认识论、就是人学、就是语言哲学或者就是什么什么都是片面的。哲学问题的出现和回答具有时代制约性，它是变化的，这种变化就是哲学史。一部哲学史就是哲学问题和对问题回答变化的历史。 哲学个性化问题，是指哲学问题的新颖或对问题观察方式的独特。哲学的个性化，并不意味着哲学只是哲学家个人特有的看法，用不着认同和验证。只属于哲学家个人特有的看法不是哲学智慧，最多是一种意见，而且是一种无足轻重的个人意见。哲学的特性是它的内容的普遍性。不管风格如何独特，但一个哲学家只要是称得上是具有哲学意义的观点，不管对错，必须具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而不能只是一人之言。唯物主义观点具有可验证性、具有普遍性。即使是唯心主义哲学也不是纯个人的，而是有其生活依据的。例如，“物是感觉的复合”、“存在是被感知”，这是两个最著名的唯心主义命题，可这都不是空穴来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同一个苹果可以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甜，有的认为酸，有的认为太脆，有的认为太绵，有的认为是红的，有的可能认为是红中透青，不够熟，如此等等，几乎不同的人可以对同一个苹果形成不同的感觉，这是日常生活经验。再如，人们只有进到房子里看到桌子才知道桌子存在，如果从来没有进入房间，从来没有见到桌子，就不可能知道房子里有桌子。可见，存在之所以存在，必须进入人的观念，被人在观念中把握到。“存在是被感知”这个哲学命题是错误的，可它借以产生的经验却是普遍的，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每日每时都能体会到的。这正是唯心主义得以存在的根据，贝克莱和马赫正是对人们的日常经验给予了唯心主义的解释。我们要哲学风格的个体化。哲学体系是不可重复的，但决不是说哲学内容与真理无关。实际上真正有价值的哲学体系都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的方式分享真理。哲学不能离开真理。任何哲学体系都不能独占真理，但任何不包含真理颗粒的哲学都只能是哲学垃圾。哲学的个体性一旦排斥真理就走进了死胡同。 三、哲学思维的创造性 要实现哲学的主题多样化、道路民族化和风格个性化，都离不开创造性思维。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创造性，哲学同样是这样。我们要以哲学的观点看待哲学，不能把哲学凝固化。黑格尔曾经批评过一些哲学家把哲学变为“老是原来的一盆冷饭，一炒再炒，不断端出来，以飨大众”。他强调哲学的任务是“发现真理，阐述真理，传播真理”（注：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2．），而不能是不断重复真理。 创造性思维对哲学是非常困难的。科学技术的本性决定了它必然是创造性的，因为人类的生产不断迫使它前进。或者是发展或者被淘汰，这是生产特别是以市场经济为运行方式的大生产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强大压力。人类有了新的生产技术，决不会再回过头去采用落后的技术，有了新的生产工具，决不会再回过头去采用过时的生产工具，而生产和技术的发展必然推动科学的创造，而新的科学原理又推动生产和技术的发展和改造。历史证明，科学和技术的发展速度和创新水平与社会发展的速度成正比，同历史的长度成反比。人类进入资本主义大工业时代特别是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科学技术的发展突飞猛进，处于革命时期。 可人文科学的发展并没有这样迅速。特别是哲学智慧一旦定型，就会世代相传。这是不难理解的。哲学与技术不同，它不是人类活动的表层结构，而是关于普遍真理的认识。它具有启迪后人的长期历史作用。古代曾经是哲学最辉煌的时期。中国是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时期；西方是希腊罗马时期；而印度、埃及哲学繁荣时期也是古代。这一点决定了哲学研究中往往容易朝后看，眼望过去而不是眼望未来。怀特海说，全部西方哲学都是柏拉图的注脚，都以不同方式阐述和解释柏拉图提出的观点。我们也可以说，中国全部哲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孔孟的儒家和老庄的道家思想的注脚。二千多年来，中国哲学总是在儒、道哲学基本理论范围内争论。当然哲学也有发展。但很大程度上这种创新是解释学范围内的创新，即在新历史条件下，由新一代的哲学家按照自己的理解和时代要求来重新解读原作的文本。中国的魏晋新道学、宋明理学、当代新儒学都具有这种特点。对哲学发展来说，这也不失为一种方式。因为哲学不是一种具体的知识，而是一种人类积累的智慧，不会因为年代久远而过时。希腊罗马时代距今很远，人们还时时回到那个时代的哲学家那里寻求智慧；正如我们中国人不断回到诸子百家一样。对哲学的历史研究是人类从前人那里吸收智慧的一种方式。恩格斯说过，“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几乎可以发现以后的所有观点的胚胎、萌芽。因此，理论自然科学要想追溯它的今天的各种一般原理的形成史和发展史，也不得不回到希腊人那里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87．）恩格斯的这一论断，对于每个具有丰富哲学遗产的民族来说具有普遍意义。研究哲学史可以从总结中学习思维方法，而且我们也可以通过历史的研究知道人类在哲学方面研究过什么问题，提出过什么问题，什么问题没有解决。没有对以往哲学的研究，哲学创新就没有根据。 哲学的创新，最根本的不是依靠回到过去，不是解释学意义上的创新。在新的条件下重新解释旧的原理，只是哲学的一种方式，而且不是最重要的方式。哲学的创新最重要的不是面对文本，而应该面对时代，面对实际，研究新的材料，提出新的问题，开拓新的领域，得出新的结论。在哲学史上凡属具有创新意义的哲学都不是重复而是开拓。由本体论到关注和提出认识论问题是创新，提出科学哲学、文化哲学、语言哲学、人的哲学都是新领域的开拓，具有创新性质。当然，在任何一个哲学领域中都会存在哲学观点的分歧，但一个新领域的开拓，就为哲学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的活动空间。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是哲学中的一次变革，即哲学的创新。马克思吸收了人类全部文化遗产和德国古典哲学的优秀传统，可又突破了这个传统。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的对象、内容、功能方面，都创立了一个与以往哲学不同的新唯物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是采取解释学的方法，把哲学研究放在对文本的解读上，而是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上，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和科学技术的新成就，进行新的概括和总结，而前人的哲学成就是创造新哲学的思想酵母和材料。列宁也是立足俄国的现实，所以他既继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又增加了新东西，才可能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毛泽东、邓小平无不如此。所谓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就是突破了原来的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范围，创造了中国式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它的哲学成果就是毛泽东哲学思想。所谓第二个飞跃，就是突破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包括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的某些设想，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它的哲学成果就是邓小平的哲学思想。 没有突破就没有创新，没有创新就没有发展。当前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大力提倡创新意识。一个民族没有创新意识就会停滞，科学技术没有创新就会被淘汰，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没有创新，的确会变为黑格尔所说的一炒再炒的冷饭。如果真是这样，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无法走出当前被“冷落”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