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社会变革和意识形态领域中曾经发挥过重大作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世纪之交正面临着许多重大课题。根据建国50年来哲学发展的经验教训，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未来的发展中应该实现主题多样化、道路民族化、风格个性化，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创造性思维，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必须大力提倡创新意识。
【英文摘要】The author maintains that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Marxist philosophy, which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Chinese revolution and in the field of ideology, is now metwith major challenges. Based on 50 years of experience since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authorpoints out that studies of Marxist philosophy in China shouldfollow a path marked by variety, nationalization, andindividualization. As actualization of all this depends oncreative thinking, a sense of innovation should be encouragedin order to promote development of Marxist philosophy in China.
【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哲学/未来走向/发展方式/创造性思维 Marxist philosophy/future trend/pattern ofdevelopment/creative thinking
【 正 文 】
人是惟一具有历史意识的存在物。当历史的巨轮驶入百年交替千年更迭的隆重时刻，回顾一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历程，对于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功能是非常必要的。继往开来，这是以史为鉴的一种最好形式。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历史，也是理解中国社会百年变革的一条引线。哲学的变革既是社会变革的思想先导，又是现实变革的回音。正如从被映在湖水的倒影中有助于我们从一个角度理解被映照的现实一样，从哲学观念的变化中也可以捕捉到变化着的现实。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先导作用与当前面临的“哲学困境” 在中国社会变革中，哲学的确发挥了像恩格斯说的那种先导作用。先是西方的适者生存，物竞天择的进化论历史观取代传统的历史循环论和复古论的历史观，从思想理论上为社会变革争得了生存权利。接着是马克思主义，首先是唯物史观和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是近百年来中国学术思想最突出、最显著、最具有决定意义的变化。中国开始出现了一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并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而逐步壮大。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促进了革命，而革命的发展又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革命的胜利，终于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并形成了一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专业队伍。在各个学术领域都出现了力求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进行研究的学者。这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的学术面貌。 有的论者说，解放以后半个世纪中国没有哲学家、更没有解放以前那样的大家。他们主张哲学的发展道路应该回到1949年以前，沿着老一辈学人各自创建自己的哲学体系的道路走。这是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理解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算不算哲学？西方有的哲学家以西方哲学为标准，否认中国有哲学。按他们的观点，只有以一个基本概念为中心通过纯逻辑推论建立起一个体系才是哲学，而中国哲学至多只能是道德格言和人生教条；而按照中国某些哲学家的观点，西方哲学不是真正的哲学而至多是以主客二分为中心的知识论体系，没有哲学的韵味和境界；而按照某些西方哲学家和中国新儒家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不是哲学，至多是政治学，它没建立起一个形而上的哲学体系，它拘泥于现实和功利而缺乏超越。可按照对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关于“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理解，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认为，以往全部哲学都是不结果实的花。如果哲学家都这样各是其是，各非其非，就没有哲学。其实，哲学在不同时代、不同民族各有其特点，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格式。哲学的多样性是哲学的生存状态。问题不是什么才是哲学，而是什么样的哲学才是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真正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是哲学，而且是我们时代最具科学性和革命性相统一的哲学。它的产生是哲学中的一次革命，不能也不可能以是否建立形而上体系作为标准来衡量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家中不少同时是革命家、是无产阶级革命和工人运动的领袖性人物。因此，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同时也是一部革命和改造世界的历史。例如在中国，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是无可争辩的。他们的革命功勋和哲学贡献相互映照。但是，他们的哲学贡献主要是在实践层面、在政治层面，在应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方面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不是传统的以创立形而上的哲学体系为目的意义上的所谓哲学家。曾经出现过的邓小平有没有哲学的争论也是源于对哲学模式的固定理解。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为改变中国社会前途和命运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和理论家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完成和继续完成铸造中国美好未来的历史重任。但我们并不因此而否定解放前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历史功绩。问题是我们不能脱离中国社会百年变革实践，以所谓是否建立哲学体系来对中国百年哲学的历史进行评价。中国百年是苦难中奋起战斗的百年，是战争、革命、建设的百年。凡是既有学术价值又在三次变革中起积极作用的哲学学术著作就值得肯定，凡是在三次变革中站在反对的方面的哲学思潮就不值得赞扬，凡是纯学术研究而确有贡献的应该肯定其学术成就。解放前，我们中国老一代的一些哲学家利用西方哲学来分析中国哲学，创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而且为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探索出一条中西哲学结合的道路，这方面的功绩应该肯定。但这种结合并没有达到科学水平，至于就对中国社会命运的解决来说，更无法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比。任何以他们的成就来贬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哲学家的地位和作用都只能被视为是一种偏见。 值得思考的倒是另一种现象，这就是我们的专业哲学家对哲学的贡献问题。在无产阶级掌权以后，培养了大批专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其数量之大，是任何一种社会制度、任何一个政权所没有的。他们在各个高等学校、各级社科研究机构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他们对社会主义政权的巩固和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因此，就研究哲学的人数、出版的著作的数量以及在群众生活中的作用而言都是旧中国的哲学界无法相比的。可是就培养具有独创性高水平的哲学家而言，建国50年来的确有不少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例如，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缺少老一代某些哲学家那种深厚的中国传统哲学的素养和对西方哲学的深切了解，过多的政治运动和极左思潮的干扰，以及哲学各分支彼此分割形成的哲学过分专业化所带来的狭隘性，都极大地妨碍了一流哲学人才的成长。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社会主义50年的哲学成就不如解放以前的旧中国，更不能提倡社会主义时代的年轻哲学工作者重新走老一辈哲学家以创立自己的形而上哲学体系为目的的哲学道路。解放前老一辈哲学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无论就其哲学观点、处理哲学的理论和方法还是其哲学的社会功能都具有旧哲学不可避免的局限性，这是历史条件决定的。任何哲学家都只能在一定条件下进行哲学创造，他们同样不可能超越条件许可的水平。处于社会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只能继续沿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走。在坚持这个基本方向的前提下，应该使专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更为绚丽多彩。马克思说过，“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7、120．）。可以肯定，最重视实践性和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这个正处于激剧变化的具有最丰富现实内容的时期，一定能产生一批具有独创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何况50年没有哲学家的说法过于绝对。从哲学史来看，不少哲学大家的思想和著作的价值是死后多少年才被重新发现的。孔夫子生前如丧家之犬到处碰壁，苏格拉底被送上绞架，斯宾诺莎依靠磨镜片为生，康德、黑格尔甚至尼采，都是生前并不如死后为人所尊重和崇拜。哲学家不是流行歌星、影星、运动员，后者红极一时，名闻遐迩，可一旦息影挂靴，会很快被淡忘。哲学思想家不同。他们可能生前不为时人所知，可是他们的著作和思想一旦被后人理解、被发掘、被重新发现，就会在历史上长期发挥作用。 但是我们应该承认，在中国社会变革和意识形态领域中曾经发挥过重大作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前面临新的困境。我所说的哲学困境指的是当前重理工轻人文、重实利轻理想倾向中所蕴涵的对哲学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轻视。一些人特别是年轻人中滋生的拜金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物质欲望的过度膨胀和对消费的无限追求，这种种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不相容性，使得受这种思潮侵蚀的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抱有一种成见、偏见和内在的抗拒力。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成一种过时的说教，根本不知道也不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性和真理力量。 最近，德里达写了一本名为《马克思的幽灵》的书。他承认，在西方无论是在赞成马克思主义还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都可以发现马克思的幽灵。德里达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无意吹捧马克思主义，可他的这个说法是客观的、公正的。马克思死了多年，可在当今世界，在哲学、政治、道德、文学、艺术等所有意识形态领域，无论是赞成者还是反对者，都脱离不了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当年马克思把一个民族的传统称之为纠缠活人头脑的亡灵。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个已经死去的亡灵，而是一种现实的政治力量和思想力量，是一种时时刻刻都起作用的活的力量。 从有人类历史以来，还没有一个思想家、一种思想体系像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这样有如此威力。宗教，如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的影响力是巨大的、持久的，中国的孔夫子即儒家学说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持久的，可是它们只影响自己的信徒，即这种宗教和学说的信奉者。马克思主义不同，它不仅影响自己的信仰者，而且感染自己的敌人，迫使他们研究马克思主义，迫使统治者动员一切力量来反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不仅影响人们的思想，而且实际地改变世界。自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人类社会进入了一种更高的社会形态。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毫无疑问，我们应该高举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教育我们的人民和青年。世界观的教育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但是，哲学智慧是一种具有自觉性的追求，而不是硬塞给的卖货的“搭头”。要使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乐于为广大青年所接受并成为一种自觉追求，真正成为像马克思说的“浸进同时代人的灵魂，也就是浸进使他们激动的爱与憎的感情里”的哲学，就必须使专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有一个大的转变，更接近实践，更接近生活，更接近人的心灵，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讲授具有更为丰富生动的内容。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方式 在我国，哲学是包括多种分支的学科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其中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惟一的内容。哲学中的各个分支都各有其特点，各自面临不同的问题。就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根据建国50年来哲学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应该注意主题多样化，道路民族化，风格个性化。但这“三化”归根结底离不开哲学的创新。 1.主题多样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其研究领域和范围来说是非常广泛的，可研究的方面很多。所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同时研究同一个问题，没有必要。哲学研究不能是政治运动式的，短期突击很难是真正的高水平的哲学研究，也很难有高质量的科研成果。正如在文学创作中提倡题材多样化一样，我以为在哲学中也应该提倡研究的主题多样化，提倡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应该关注现实，以自己的哲学敏感性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中捕捉不同的问题。而不能是哲学中的游击战，东放一枪西放一枪，没有相对固定的作战领域，不断随着浪潮转，这样是不可能产生高水平的哲学家和哲学著作的。其实，我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当代社会现实，可以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个领域，无论是认识论、辩证法、历史观，还是价值论和人生哲学方面，都提出了非常多的问题，有待我们去研究、去回答。 我们应该少点体系意识多点问题意识。我不主张把精力放在创立体系上。恩格斯过去对德国大学生动不动就要创立一个体系的批评对我们同样是有价值的。对一个哲学来说，体系往往是相对的暂时的，如果作为一个固定结构，往往容易僵化为束缚思想的桎梏，重要的是对问题的研究。一个哲学家的思想珍品不是体系，而是体系中所蕴涵的内容。少点体系意识是指不要动不不动就搞一个主观的思辨结构，找一个所谓逻辑出发点，弄成一个首尾相接的圆圈式的东西。这种东西除了能满足思辨的爱好和吓吓外行以外是没有用处的。但这决不是说，一个哲学家的基本观点可以是杂乱的、无内在联系的。即使您的思想是珍珠，也需要一根线串着才成为一个珍贵的饰物。我们反对的是人为的结构，但不否定自己的观点之间应该有不能自相矛盾的逻辑联系。 问题意识不同于体系意识。如果说体系可以虚构，而问题的捕捉必须面对现实，必须具有时代的敏锐性。在哲学领域和在科学领域中一样，要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本身就必须进行哲学研究，而且是一个重要的哲学成就，它的成就不亚于取得答案。然而，50年的哲学发展证明，我们在哲学中并没有提出多少属于我们自己的哲学问题。一些争论最热闹的问题大多是引进的，从异化、人道主义问题到实践唯物主义问题、主客体问题，等等，无不如此。在西方已经过时的问题，在我们这里却正在争论得不可开交。当然从思潮的传播和影响的角度看，这种情况也不可避免。尽管不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但在我们这里有引进和引起争论的土壤和需要，这种争论还是有益的。但这些问题终究不是从我们哲学研究中提出的，因而不具有独创性。中国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除了引进外，更应该提出自己面对的问题，像当年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两类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邓小平提出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一样，才有可能创造性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 2.道路民族化 哲学是最具民族特色的。它和文学艺术一样，没有民族特色就没有这个民族的哲学。我们老一辈的哲学家，如冯友兰先生，他们力求用西方哲学的方法来处理中国哲学。在当代，张世英先生的两本著作《天人之际》和《进入澄明之境》就把当代西方哲学家海德格尔、胡塞尔的思想和中国道家的哲学相比较和相互发明，并独创性地提出自己的看法，从而使西方哲学的思想具有中国特色。这种治学方法是很有启发的，它不是照着讲，不是移植，而是结合中国哲学的传统予以解读和发挥。 对于西方哲学的研究来说，这种方法比较容易些。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则禁忌较多，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具有普遍性的哲学。它似乎只能应用而不能民族化，民族化似乎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背离。其实并非如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同样是具有普遍性的学说，但社会主义实践必须具有民族特色。同样的道理，马克思主义哲学尽管具有普遍适用性，但它在一个民族中传播和生根，成为这个民族中的成员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就必须民族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化问题可以说是一个普遍性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任何一个国家传播，并被接纳、吸收并融合成该民族文化的一部分，都有个民族化的问题。这个过程是很长的，总是先经历一个照搬、移植然后在实践中再创造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这个民族的革命和马克思主义者日益成熟的过程。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经历了近一百年的结合过程。这个过程仍在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