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申府文集》中，我们可以看到包含着大量论述罗素思想的文章以及罗素文章的译文。在罗素七十岁寿辰时（1942），申府先生写了一篇《祝罗素七十》，他对罗素哲学作了一个很有意义的评价，他说：“凡是一种新哲学，总是有一种新方法的。实在，罗素对于哲学最伟大创辟的成就贡献，造时代而且千古不磨的成就贡献，也就是在他的新方法。”看来，他对罗素哲学的推崇主要在分析方法方面。但到申府先生晚年，却对罗素的看法有所改变，而且提出了批评，他说：“如果罗素有什么重大缺点的话，那就是他不能从各个方面看一个事物。他的锋利有力的分析可以直抵现象的中心，但却漏去了许多其他方面。这使得他片面——这可以从他反对辩证唯物主义这点看到。至于我，就全面得多。”为什么申府先生自以为“全面得多”，这正是他认为：“中国的哲学本源怎样有助于他更为客观地观察这个世界”，“这比罗素的片面不全的实在论更为客观”。从《文集》中看，申府先生论述辩证唯物论的文章主要集中在上个世纪的30年代，在发表于1933年11月16日《大公报》上的《客观与唯物》中他说：“辩证唯物论乃是一整个的哲学系统：既有它的方法态度，也有它的元学，知识论，更有它的人生观，人生哲学。它的最根本义则在认有不依附人的客观实在。”但申府先生对辩证唯物论有他自己的理解，常把它和他创造的“大客观”理论联系在一起。他说：“平常客观只是科学的方法态度，大客观乃更是辩证唯物论的方法态度。如不怕误会，简直也可以说，大客观既要客观，更进而要唯心，创造唯心。”所谓“大客观”简单的说就是“包括主观的客观”。申府先生根据他的辩证唯物论的理解，曾在1945年7月25日发表在《群众》第十卷第十四期《赘语》中说：“我固然仍然是辩证唯物论的信徒，而且简直越来信的越坚，但我却不能不绝对负责地同时声明：只有辩证唯物论与唯物辩证法万万不够——就令只在方法一个领域内。”在他的晚年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大加批评，“他把中国刻意模仿苏维埃的思想和经济发展方式比之为一个不懂游泳而涉水过河的人：‘除了溺死之外，没有其他办法’。”但申府先生对“辩证法”却更为重视，这因为他把辩证法也看成是一种分析法，他说：“哲学总是要找根的。因此也特别用得着辨——解析。唯物辩证法——这可以说是辨的一种。”我想，也许我们可以说申府先生更加重视的是唯物辩证法。为什么他到晚年虽然仍然赞赏罗素分析哲学和唯物辩证法，但却对这两者都持有一定的批评和保留？我认为，实际上申府先生自30年代就逐渐更加重视了中国传统思想，这点在他的《所思》和《续所思》就表现得很明显，例如文中说：“‘仁’与‘科学法’是我认为人类最可宝贵的东西。仁出于东，科学法出于西。”其后，又在他为《所思》所写的“序”中说了同样的意思。

　　前面我们已经引用过申府先生在《家常话》中的一长段，为什么他有这样的信心？什么思想可以整合孔子、罗素、列宁（马克思）这三种思想呢？照我看，申府先生最终是站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根基上，以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为主体来吸收和融合其他两种思潮，正因为这样，他不是照着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讲，而是接着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讲中国哲学，而他之所以可以如此，正因为他借助了西方思想文化，消化了西方思想文化。法国哲学家弗朗索瓦·于连（Francois Jullien）的《为什么我们西方人研究哲学不能绕过中国？》一文中说：“我们选择出发，也就是选择离开，以创造远景思维空间。人们这样穿越中国也是为了更好地阅读希腊：尽管有认识上的断层，但由于遗传，我们与希腊思想有着与生俱来的熟悉，所以要想了解它，发现它，我们不得不割断这种熟悉，构成一种外在的观点。”申府先生早年受过严格的国学教育，也就是说他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有着与生俱来的熟悉，但他在上个世纪之初就广泛接触西方思想文化，特别是对罗素哲学和辩证唯物论有着深入的研究，这样就为他提供了一个“远景的思维空间”，可以从“他者”的观点来看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以至于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而发现了中国思想文化的真精神所在，使中国思想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