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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哲学与世界主义——对近代几位学者论点的浏览与商讨
来源:  作者:  点击:次  时间:1970-01-01 08:00于哲学网发表

 秦邦宪(王明)在“国际主义和革命的民族主义”中引述“革命的民族主义者”孙中山的话:“我们要知道世界主义是从什么地方发生的呢?是从民族主义发生出来的。我们要发达世界主义,先要民族主义巩固才行。如果民族主义不能巩固,世界主义也就不能发达。因此便可知,世界主义实藏于民族主义之内。”秦邦宪认为,这说明在孙中山那里,民族主义包含了国际主义(即世界主义)。由此可知,中国初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把国际主义等同于世界主义。但是,事实上,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二者实无因果关系,从民族主义之芽断乎生长不出世界主义之树。而且,二者成对立之势。中国古代有发达的民族主义,独缺乏世界主义。中国的国家至上,忠君报国有着数千年的传统。 
二十世纪初期中国思想家蔡鼎成在《社会主义的进行,以国家主义为手续,以世界主义为目的》中说:国家主义和世界主义两派“聚讼纷纭”。他折衷地说:“陆行者必宜车骑,水行者必宜舟楫。国家社会主义为实行之基础,非实行之终极,而为世界社会主义的媒介物也。名称虽异,性质则同。国家主义与社会主义,前者为手段,为基础,后者为目的,为结果。”[47]然而,我们知道,国家主义与社会主义南辕北辙,由国家主义断难达到世界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以纳粹为代表,征服世界可也,遑论谋世界福利乎?。这种调和主义同样难奏效果。这种调和折衷,也具有中国哲学未能彻底的特色。然而,以国家为导引,断难达到世界主义的极则(目标)。他认为,共产为其实行,大同为其结果。经过共产主义,可以从民族主义达到世界主义。用心可谓良苦。凡此皆说明,世界主义传入中国,引起共鸣,而不是反感。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发思古之幽情,展未来之宏图,良有以也。凡此,足见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国意识甚强。 
我们中国是一个高度重视家庭的民族——就算有时重视国家以外的世界、天下,那也似乎是以四海为“家”,把四海五洲当作自己的园林家产和皇家“游泳池”。中国文化的特征是整体主义、保守主义、等级主义、道德主义、专制主义,欠缺的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平等主义、法律主义、民主主义。中国所欠缺的恰是世界主义题中之义。中国统治者喜欢大一统、大集体、大整全、大权力、大公性、大国家、大朝廷。相反,非中心性、非统一性、非共同性,常遭贬抑。“精忠报国”、“大公无私”思想发达。中国家庭的概念蕴含父权制、家长制,威胁自由平等,对世界和平表示淡漠。与“人是社会动物”的含义不同,古代中国视人为“家庭动物”。家庭是人的存在的基本形式。 
值得一提的是,上古之世,不仅中国哲人缺乏世界主义,即使是孕育了后来基督教世界主义的犹太教,也是民族主义高涨,世界主义匮乏。犹太教相信自己(以色列人)是上帝的“特选子民”(chosen people),合该得到“应许之地”(the promised land),即迦南——巴勒斯坦,也就是“流奶与蜜之地”。“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全体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是圣洁的。”(利19:1)“耶和华专爱你们,挑选你们,并非你们的人数多于别的民族,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之中是最少的,因为耶和华爱你们……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申7:7-18)旧约《圣经》又说:上帝颁布律法时劝告世上万民,希望他们接受,但被“万民”拒绝,故上帝便拣选了以色列人为其子民,并与之立约。 
中国古代没有全人类平等、列国平等的观念,视外邦人为夷狄。杨光先似乎比基督徒更了解基督教:“天主教不供君亲,是率天下而无君父者,天主教布满天下,煽惑交结……似不普中国而变夷狄不已也。”(《圣朝破邪集》)国人自视华夏甚高,仇视夷狄,天地君亲师观念很强,当然谈不上世界主义。看来,对世界主义的饮水思源,使人回到基督教思想。 
基督教不利于家庭文化。摩西十诫提到“荣耀你的父母”,即“尊敬父母”,然而却被汉语译者窜改为“孝敬父母”。这有些曲解。而且,在基督教中,“尊敬父母”也低于崇拜上帝。在西方,家庭生活的缺如,对家的淡漠与无知,都不是批评的对象,而是自由的表征。因此,西方人“家国”观念淡泊。在西方,圣父与生父,圣家族与血肉家庭、圣母与生母,主内姊妹与同胞姊妹,难以共处。耶稣对世俗家国保持疏远。哈尔瓦斯(Stanley Haverwas)说:对家庭的最大威胁是基督教,基督教喜欢奉单身生活为样板。圣保罗在某种意义上破坏了家庭具有的必然性。[48]《圣经》贬抑父母,不倡孝悌,颂扬上帝,淡化家庭。 
因而只有基督教才提出和强化了世界主义。诚如我国最早接受西方基督教的梁发说的:“世上万国之人,虽有上下尊卑之分,但在天主神父面前,以万国男女之人,视如其子女一般。”[49]这就是“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这观念被后代人改造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在基督教中,民族主义甚为薄弱。然而基督教传到中国不久,便有自治自传的观念将之改良为民族主义。20世纪民族主义高涨。比利时人雷鸣远神父(1877-1940)高呼“中国万岁”,为中国民族主义打强心剂。但他被更民族主义的中国人处死了。 
西方基督教强化了世界主义观念。世界主义必定反对武力征服。“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离世界主义就甚远。反对国家主义和狭小民族邦国主义,必定反对武力征讨。在古老中国,当然不会有世界主义。在这一点上,我很不赞成“中国文化早熟论”,反对认为中国古代已孕育了西方后来的各种学说与观念。实际上,中国文化发育太迟缓,以至我们今天有许多东西还要从西方学起,如,不随地吐痰、勤洗手、分餐制、改良厕所、打喷嚏要避人等。“非典”之后,中国人忽然检视自己了。 

我们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结相当严重。中国普通人自大自闭心理严重。例如,至今我们仍常听到关于“在月球上唯一能看到的地球上的人工建筑是万里长城”、“海湾战场中,美军人手一册《孙子兵法》”、“火箭的发射受到中国龙箭的启发”、“电脑的发明源自中国的珠算”、“原子弹是中国爆竹影响的产物”、“宇宙飞船同中国风筝有关”、“足球起源于中国踢毽子”、“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均受中国儒家文化启发”等一类不合科学常识的话。以至外国旅行团到中国,事先都知道中国人喜欢别人说中国“世界第一”,因而,一下飞机,便对中国人翘大拇指,颇得“友好人士”的奖赏。 
我们中国人的思维习惯是:对外来事物,先拒斥一番,拒斥不行,然后再说,这些劳什子我们古已有之,似乎古代“蹿天猴”就是现代火箭,高逑踢的毽子就是足球。外国的情人节传到中国,先遭拒斥,后来就被中国古代的“情人节”——七七牛女会——代替:中国古已有之。但牛女之会乃天界自然现象。我在纪念康德的文章中反复申述:自然必然状态同历史自由状态截然不同:旧中国的文化依然停留在靠天吃饭的自然农耕经济,中国的节期均以农事为主要内容,鲜有西方追求自由的人事性历史节日。现代的劳动节、妇女节、儿童节、爱滋病日、人权日、残疾人日、护士节……来自西洋。一年一度的牛女之会乃是对封建专制干涉青年恋爱自由的控诉,不带有喜庆的性质——牛女一会面,涕泪横流,筐中的幼儿哭爹喊娘,无论如何不能使当代青年恋人高兴起来。邓公恢复职务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解决“牛郎织女”两地分居——可有人却以长期劳燕分飞的牛女之会为情人节。这可是“中国古代早已有之”的又一翻版。 
最近又有人提出:中国文化如儒家的仁学、道家的道论为“文明的共存”提供了资源。我有些纳闷:世界难道要统一于中国哲学吗?也有人鼓吹繁难的象形文字汉字将成为世界性语言,可以取代英语。但任何一个人都知道英语乃拼音文字,只要会说,稍加训练,即可识别英文单词,进而阅读写作。而一个口齿伶俐、口若悬河的中国人要识别汉字却极其困难,因为汉语不是拼音文字。汉语统驭世界,这是个美丽的神话,可向往而永远不可得。如果你听到有人说50年后汉语会替代英语成为世界语言,那你千万别相信(最近外研社出版的一本书说,英语在许多国家已不是外语,而是第二语言。这是千真万确的)。汉语之语音与书写之间的巨大差异,使人难以掌握。中国是一个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的国度(毛泽东语)。在英语世界,你只要掌握了简单的读音规则,就可以阅读英文文献,进而写作。看来,要用汉语征服世界只是一个美丽温柔的梦想。有人连续不断地鼓吹中国古代本来可以出现近代意义上的科学,杨振宁先生认为这是一个“伪问题”:一个不存在而又不值得探讨的问题。这好比问,人为什么不是八个脑袋?杨振宁先生说:“天人合一的观念将天道与人道视作同理,与近代科学理念背道而驰”。[50]然而却有人说,中国几十年以后会腾飞,成为世界第一,理由是:天人合一的观念将代替西方天人相分!然而,人如果不同自然分开,如果仍停留在动物自然状态,那就不会有卫星上天,飞船离地! 
中国许多民间节日都体现了典型的农业宗法制和自然崇拜。中国有“重五”即农历五月五日的端午节。重九又叫重阳,重阳又指天,反映了中国人自然天神崇拜。中国地名中多“晋阳”、“信阳”、“汾阳”……,皆太阳神崇拜。“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可见,重九与长寿及敬老毫无关联。梁朝吴均《续齐谐记》云:汝南人桓景随道士费长房游学,费长房欺骗桓景说:“你家九月九日灾难,宜离家出走,家人宜各做绛囊,呈茱萸系佩臂上,登高饮菊酒,病乃可消。”果然,傍晚鸡犬牛羊皆死。以后每年重九,为避灾难,民间乃有登高爬山避祸之俗。可见,此等迷信陋俗,原为避难逃灾,与高寿敬老无关。此等节期,是古人缺乏科学医学知识的表征,属自然鬼神迷信,与自由的历史领域无关!在今日,凡不能成为世界性节日的民族性自然崇拜性节日,都不会长久。中国节气表明人深受自然必然性束缚,缺乏追求自由的历史性精神。 
这使我想到,有人提出“汉语保卫战”,[51]完全否认象形文字之于拼音文字的弊端。更有人耸人听闻地提出“保卫汉语”的语言主权,提出我们闻所未闻的“语言主权”说,似乎国人竟相学英语、说洋话、考托福、过六级、办移民、结洋婚、挂英语牌示,就成了“出卖主权”!有人夸张地说,从联合国高官到跨国公司总裁,争以中文名字为荣,以取中文名字为时尚,胡诌什么“老外爱取中国名”,以偏概全,把外国与中国有关的贸易公司老外或汉学家取中文名,说成是普遍现象,说这表明,“中国国力增强,国际地位提高”。这表明一种民族情绪。[52] 

世界主义同“中心论”、“核心论”毫无共同之处,它是“反中心主义”。而且,“多中心主义”与“唯一中心论”都不是世界主义的题中之义。《史记》说:“蛮夷猾夏,寇贼奸宄”。自古中国自命为世界“中”心,重视夷夏之辨,主张“夷狄是膺(打击、讨伐)”。这都不具备世界主义。 
世界主义同民族扩张主义无共同之处。据说,在伊拉克,中小学开设国民教育课,即民族教育。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意识形态是必修课。“伟大领袖”是崇奉的对象。以、美、伊朗被目为“永久之敌”。民族领袖像高挂教室。教科书印有总统“语录”。课前要唱“万岁萨达姆,万岁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然而,哈维尔说得好:“有一个价值高于国家,这就是人”。个人为国捐躯,但首先必须国家为公民服务才行。这思想就比较深邃。 
十五、十六世纪,在欧洲出现了国家教会。民族主义兴起。西班牙人认为,基督教与爱国主义是一致的。陷入“异端”被认为有害于国家。国家控制“异端裁判所”。国家教会的特征是“不宽容”。当我们津津乐道民族国家教会时,不可不防备这种极不宽容的专制主义爱国思想!中国人特有的气质容易对英、德宗教改革中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大加赞扬,而忘记了这时的改革核心是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对人的权利的敬重。我国传统文化的特征是封建主义封闭观念,不肯与人交往,关起门来称王称霸,老子天下第一,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浓厚。甚至基督教被中国化后,亦表现浓厚的封闭自大性。 
近年讨论世界主义的文章大都以探讨“全球化”为题进行。盛洪认为一个天下主义的中国被一个民族主义的西方打败了。[53]我很惊讶,他把世界主义即天下主义说成是中国“国产”。他没有看到,世界天下一体观念乃出自西方。他也没有看到,西方使节来华,中国皇帝坚持要他们行跪拜礼。清朝皇帝也反对国际通商。顺便说一句,世界主义也绝不是大同主义——相反,在世界主义中,各地的特殊性将充分地得到承认与尊重——除非违反人类公德。世界主义包含着自由、民主与人权,自不待言。世界主义同“王道”、“霸业”毫无共同之处。“主义”一词乃近代舶来品。就连“世界”一词,也是后人经日语从西方迻移过来的。我很惊讶,他把世界主义即天下主义说成是中国“国产”。他没有看到,世界天下一体观念乃出自西方。他也没有看到,西方使节来华,中国皇帝坚持要他们行跪拜礼。清朝皇帝也反对国际通商。顺便说一句,世界主义也绝不是大同主义——相反,在世界主义中,各地的特殊性将充分地得到承认与尊重——除非违反人类公德。世界主义包含着自由、民主与人权,自不待言。世界主义同“王道”、“霸业”毫无共同之处。“主义”一词乃近代舶来品。就连“世界”一词,也是后人经日语从西方迻移过来的。 
马克思提出“世界历史”的思想。他认为随着世界历史的形成,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共产主义同世界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离开了世界历史,共产主义就只能作为某种地域性的东西存在。狭隘的民族历史必将走向广阔的世界历史。科学与生产的发展,使世界各民族不能不卷入世界历史的巨流。世界市场把世界联为一个整体。各民族和国家不再是封闭的、孤立的。“各个单独的个人摆脱各种不同的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发生实际联系。”[54]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古代缺乏世界主义的基础。世界主义乃商业市场经济和环球航海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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