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精思。

　　朱熹在建阳考亭沧州精舍的“教谕”中说：“义不精，细思可精。”（《朱文公全集》卷74篇1472页）在《与魏应仲》（《朱文公全集》卷39）一文中说：“大抵所读经史，切要反复精详，方能渐见旨趣”。“小有疑处，即更思索，思索不通，即置小册子，逐日抄记，以时省阅。”在《朱子读书法》中又说：“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语中所谓之“精”，有两种含义。其一是：精密思考；其二是：得其精蕴。前者是后者的条件，后者是前者的结果。精思的过程是缜密的逻辑推理过程。朱熹一生，无论教学，还是著述，都是殚精竭虑，探幽索微，力求获得精深的义理。在沧州精舍时，完成了六经的传述。“研精覃思以究其难知”。《四书集注》是朱熹覃思最久，训释最精的传道明世之作，历四十余年而后成。明代学者薛瑄对它的评述是“萃众贤之言，至大、至精、至密。发挥先圣之心，殆无余蕴。”所以，冯友兰教授称赞朱熹是一位精思明辨的哲学家。可以说朱熹理学体系的形成过程须臾没有离开精思，他的每一部著作都是覃思深究的结晶。

　　　　　　四、循序。

　　循序渐进，是朱熹反复强调且始终坚持的治学之方。朱熹认为：小学只能教学生识一些字，做一些具体的事，从识字做事当中获得简单的基本的知识。到了大学，就要领悟道理。所谓“小学者，学其事；大学者，学其小学所学之所以”。（《语类》卷七124页）就是大学所规定的必修课程《四书》：也严格规定阅读次序：先《大学》，次《论语》、《孟子》，最后《中庸》。文章，按一定顺序，一篇一篇地读；书，也按一定的顺序，就其内容上说，必然有其内在联系，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个别到一般，由现象到本质。这是符合人们的认知规律的，也是认知应当而且必然要遵循的。当然，在同一个知识层面上，或于局部的内容上，先后之顺序，并无绝对的标准。

　　综上所述：温故、熟读、知疑、精思、循序，此五点治学之方，或近或远，或多或少，都与获得“新知”存在必然的联系。可以说，都是获得“新知”的必要条件。但笔者以为这些都并非是获得“新知”的最根本、最重要的条件。

　　那末最根本、最重要的条件是什么呢？

　　曰：由博反约。

　　什么是“博”？

　　博，就是知识的广博。是从掌握知识的量和知识的面来说的，其特征是知识的多量性、全面性、系统性。它要求大量地掌握各方面的知识。正如朱熹所说的“凡天地万物之理，无所不学，修己治人之方，无所不习。”

　　“循序渐进”是为了掌握知识，“温故熟读”是为了巩固已学的知识。两者都是为了达到“博”这一目的，在获得“新知”这一方面，两者都是依附于“博”起作用的。

　　什么是“约”？

　　“约”也有两种含义：其一是指对知识的分析、比较、归纳、概括的思维过程。是对已知知识的重新组合。从知识的互相联系中，经过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的筛选，找出其中的规律性。其二是指重新组合的“新知”，亦即规律性。前者是动态意义，后者是静态意义。

　　“约”的以上两种含义与上述的“精思”的“精”的两种含义是相互联系的，前者是思考，后者是思考的结果。因此，“精思”与“约”实质上是相通的。而“知疑”呢，则是思考过程必然的现象。

　　“由博反约”是一个“序列”，但已不是掌握旧知过程中的“序列”而是在推断”过程中的“序列”，因而是更高层次上的“序列”。

　　由此可见，温故、熟读、知疑、精思、循序诸法都包含在“由博反约”的总法则中。

　　这一道理，朱熹在《中庸或问》一书中阐明得很清楚。他说：“学之博然后有以备事物之理，故能参伍之以得。所而有问，问之审然后有以尽师友之情，故能反复之发其端而可思。思之谨则精而不杂，故能自有所得而可以施其辨。辨之明则断而不差，故能无所疑惑而可以见于行。”朱熹把学、问、思、辨、行的因果关系阐述得很清楚。问、思、辨、行都必须建立在“博学”的基础之上。在“博学”的基础上进行质疑、思考、分析、明辨，这就是朱熹格物致知治学的总法则。也是“由博反约”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