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是我国南宋时期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他的一生，自十九岁举进士，至六十九岁罢官还乡，其间五十年，大部分时间从事教育和著述。他集懦家学说之大成，吸收道、释之长，创造性地建立了理学体系，成为中国学术史上第二座丰碑，其影响是极其深远的。笔者不揣浅陋，拟从朱熹治学之方法寻找其创造性体系形成的原因，这于当今之教育也许有所裨益。

　　朱熹与吕祖谦、张栻都以理学称著，乾道五年（1169年），朱熹往严州拜访吕、张之时结识了詹仪之，与詹日以问学为事，甚是投合，遂成莫逆之交。乾道七年（1171年），朱熹首次来到詹仪之的故园瀛山书院，但见方塘之水，清澈如镜，灵感触发，顿有所悟，即兴赋诗，诗曰：“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就是朱熹有名的“泳方塘诗”（亦题《观书有感》此诗石碑，至今仍立在浙江省淳安县郭村乡得源亭中。瀛山书院的方塘之水，来自源头，经水渠流入，有二里许，这是实情。但《咏方塘诗》不是抒情诗，而是哲理诗，有其深层的蕴涵。朱熹把他独特的理学体系，比作是方塘清澈如镜的水，之所以能如是之“清澈”，是因为有源头之水源源不绝注入，这比喻十分清新、贴切。有创新，才能有发展。朱熹的理学体系，最主要的特征就在于创新。那么，怎样才能获得创造性的见解？朱熹具有独创性的理学体系是如何形成的？本文想从朱熹的治学之方回答这个问题。

　　源头活水何处来？

　　朱熹独创性的理学体系的成因，同“立志居敬”、“虚心涵养”、“发愤用功”不无关系。然这是治学之态、非治学之方，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之内。从治学之方法来探究，本论题似乎自古便有答案。孔子曰：“温故而知新”。“温故”就是“知新”的条件。朱熹在论及读书之法时，也一再强调“温故时习”。他说：“学贵时习，须是心心念在上，无一一不学，无一时不学，无一处不学。”（《续近思录》卷二）又说：“时时温习，觉滋味深长，自有新得。”“新得”者，创造性之见解也。随时、随事、随处，学习、复习、练习，自会有“新得”。可见，“温故时习”是获得创造性见解的条件。是充分条件，还是必要条件呢？朱熹明确指出：“温故时习”乃不过是获得创造性见解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他说：“须是温故方能知新，若不温故便要求知新，则新不可得而知亦不可得而求矣。”只有温故，才能知新；如果不温故便不能“知新”。这是必要条件的命题。孔子所说的“温故而知新”，这句话中的连词“而”也应当释为“才”，孔子的原话，也是必要条件的命题。（有些人把句中的“而”注释为“就”在语意表达上是错的。）

　　既然是必要条件，那么还有那些条件呢？

　　　　　　一、熟读。

　　门生吴伯英初见朱熹问如何读书。朱熹的回答简单不过。“读书无甚巧妙，只是熟读。”“凡人读书，须虚心入里玩味道理，不可只说得皮肤上，例如——食物滋味尽在里面，若只舔噬其外，而不得其味，无益也。”这里，朱熹告诫门生吴伯英：书，要熟读；不可浅尝辄止。朱熹在建阳考亭撰文教谕沧州精舍的门生曰：“书不记，熟读可记”。还批评一些人“从来未曾用旬日功夫，去熟读一个人的书。到了会见人家，泛然发问，临时凑合，举不出一两行经传成文，讲不出一两处首尾相应的事。”朱熹从正反两个方面阐明要熟读的道理。

　　熟读，自然含有反复学习之意，不反复学习，岂能称“熟读”。这不过从另一个角度强调“温故”的必要性而已。“熟读”也是“知新”的必要条件。

　　　　　　二、知疑。

　　朱熹提倡读书要知疑。他在教学中经常以启发的方式质疑问难。或个别答问，或围炉讲问。他说：“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又说：“书始渐未知有疑，其次渐有疑，再其次节节有疑，过此一番之后，疑渐读释，以至融会贯通，都无可疑，方始是学。”这里所谓的“知疑”即是发现疑义。说明学问长进，必须要能发现疑义，去其疑义。这是朱熹对学问长进过程的描叙，也是他自身读书的体验。其公式是：知疑——释疑——融会贯通。读书至融会贯通便达到了很高的境界。然是否能因此而必然得“新知”呢，朱熹本人也没有断然下这个结论。因为这不过是“知新”的一项必要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