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0月生，浙江衢州人，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1993年至2001年任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1997年至2001年兼任宗教学系、艺术学系主任。现仍兼任艺术学院院长。同时兼任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常务委员，教育部高等学校哲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全国博士后管委会专家组成员，中华美学学会副会长兼高校美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市哲学会会长。主要著作有《中国美学史大纲》、《中国小说美学》、《现代美学体系》、《胸中之竹》等。1990年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2001年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就像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人们对文化创意产业的认识和理解也是见仁见智，渊博的宿儒对文化创意产业的领悟自然是非常人所及。著名美学大家叶朗先生站在中西文化融合的高度，站在国家发展的大战略的角度，为我们解析了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内涵，为我们理解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以深刻启迪。
商报：在国家提倡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时代背景下，怎样认识文化产业，它和文化创意产业有什么联系？
叶朗：从总体上看，我国文化产业还处于起步阶段。为了推动我国文化产业更大的发展，我们对于文化产业的性质和特点还需要有进一步的认识。
文化产业是在全球化的消费社会背景中发展起来的，它有四个最本质的特点：第一，它是适应千百万群众在物质生活逐步富裕的情况下日益增长的文化消费(精神消费)需求而产生的，是所谓大审美经济、体验经济时代的产物；第二，它强调创意，强调个人创造力，强调文化艺术对经济的支持和推动，所以又叫“创意产业”、“头脑产业”、“艺术产业”、“版权产业”等等；第三，它与高新技术有紧密的联系；第四，它面向世界市场，一方面创造数以百亿计的利润，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在国际事务中起重大作用。
要想真正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必须把握这四个本质特点。
我在这里特别讲一下其中两点。
一是大审美经济。所谓大审美经济，就是超越以产品的实用功能和一般服务为重心的传统经济，代之以实用与审美、产品与体验相结合的经济。现在人们花钱，已不完全是购买物质生活必需品，而是越来越多地购买文化艺术，购买精神享受、审美体验，甚至花钱购买一种气氛，购买一句话、一个符号(名牌就是符号)。很多年轻人、白领，为什么不在办公室喝咖啡，要到星巴克喝咖啡？就是为了追求一种气氛，追求一种体验。在商店买咖啡，每磅1美元，而星巴克的咖啡，一杯就要几美元，可星巴克却越来越火。这就是体验经济，又称大审美经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卡尼曼区分出两种效用：一种是主流经济学定义的效用，另一种是反映快乐和幸福的效用。卡尼曼把后一种效用称为体验效用，并把它作为新经济学的价值基础。最美好的生活应该是使人产生完整的愉快体验的生活。这是经济学200多年来最大的一次价值转向。很明显，这样一个体验经济的时代，这样一个大审美经济的时代，必然要求文化产业的大发展。
二是软实力。软实力是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创造的一个词汇。
作为国际事务中的战略资源的软实力，主要依靠文化产业。因为软实力是文化层面认同的问题。认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具有开放性和建构性。而文化产业的生产和消费过程就是一种建构性的认同实践。美国人十分懂得这个道理，所以美国政府和企业下大功夫，向全世界传播他们的电影、流行音乐、电视、快餐、时装和主题公园。举一个例子，1944年6月，可口可乐公司通过艾森豪威尔把一大批可口可乐运到英国，随着登陆部队通过英吉利海峡在诺曼底登陆，于是可口可乐的形象(美国的形象)就和诺曼底登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可以看到美国人下了多大的功夫。
再举一个日本的例子。日本把电视连续剧《阿信》送到埃及播放，结果大获成功。从此，任何东西，只要是日本的，埃及人都着迷。日本产品如电冰箱、洗碗机、音响等等，在埃及各大城市畅销无阻，这就是文化产业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大作用。这些都值得我们借鉴。
商报：由于各个国家之间的历史文化不同，这样会造成民族之间、种族之间的文化隔阂，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使中国文化创意产业走出去，如何消除文化差异造成的障碍？
叶朗：大家都谈到，中华文化“走出去”面临着一个文化差异(中外差异、传统与现代的差异)的问题。有人认为这是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最大障碍。
解决这个文化差异问题，需要我们从多方面做工作。我想其中一个可供考虑的思路，就是我们要更多地介绍和传播中华文化中体现全人类普遍价值的内容。
我举个例子。现在全世界都普遍关注生态环境的保护问题。面对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国际上出现了生态伦理学和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和生态哲学的核心思想就是要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西方传统观念，树立“生态整体主义”的新的观念。“生态整体主义”主张地球生物圈中所有生物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们和人类一样，都拥有生存和繁荣的平等权利。这种生态伦理学和生态哲学，已经成为当今全人类带有普遍性的价值观念。
我们看一下中国传统文化，就会发现中国传统文化包含有一种强烈的生态意识，这种生态意识与当今世界的生态伦理学和生态哲学的观念是相通的。
中国传统哲学是“生”的哲学。《易传》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又说：“生生之谓易。”生，就是草木生长，就是创造生命。因此，“生”就是“仁”，“生”就是善。儒家主张的“仁”，不仅亲亲、爱人，而且要从亲亲、爱人推广到爱天地万物。因为人与天地万物一体，都属于一个大生命世界。孟子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张载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世界上的民众都是我的亲兄弟，天地间的万物都是我的同伴)。”程颐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朱熹说：“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这样的话很多。这些话都是说，人与万物是同伴，是平等的，应该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
清代大画家郑板桥在一封家书中说，他最反对“笼中养鸟”。“我图娱悦，彼在囚牢，何情何理！”他说，真正爱鸟就要多种树，使其成为鸟国鸟家。早上起来，一片鸟叫声，鸟很快乐，人也很快乐，这就叫“各适其天”。所谓“各适其天”，就是万物都能够按照它们的自然本性获得生存，这样作为和万物同类的人也就能得到真正的快乐，得到最大的美感。
中国古代画家最强调要表现天地万物的“生机”、“生意”。中国画家从来不画死鱼、死鸟，中国画家画的花、鸟、虫、鱼，都是活泼泼的，生意盎然的。中国画家花鸟虫鱼的世界是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生命世界，体现了中国人的生态意识。
中国古代文学也是如此。清代大文学家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就是贯穿着人与天地万物一体的意识的文学作品。《聊斋志异》的美，就是人与万物一体之美。《聊斋志异》的诗意，就是人与万物一体的诗意。在这部文学作品中，花草树木、鸟兽虫鱼都幻化成美丽的少女，并与人产生爱情。如《香玉》篇中两位女郎，是劳山下清宫的牡丹和耐冬幻化而成，一名香玉，一名绛雪。她们成为在下清宫读书的黄生的爱人和朋友。牡丹和耐冬先后遭到灾祸，都得到黄生的救助。黄生死后，在白牡丹旁边长出一颗紫芽，有五个叶子，长到几尺高，但不开花。这是黄生的化身。后来老道士死了，他的弟子不知爱惜，看它不开花，就把它砍掉了。结果，白牡丹和耐冬也跟着憔悴而死。蒲松龄创造的这些意象世界，充满了对天地间一切生命的爱，表明人与万物都属于一个大生命世界，表明人与万物一体，生死与共，休戚相关。这就是现在人们所说的“生态美”，也就是“人与万物一体”之美。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些内容，体现了当今全人类的普遍价值观念，极富现代意蕴。这些内容，既是民族的，又是全人类的；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我们把这些内容用国际社会容易理解的形式对外传播，比较容易得到认同，从而有助于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亲和力，提升我们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软实力。同时，这也有助于在全世界塑造我们国家文明、友好、开放、包容的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