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总体性与个体性之间的矛盾。中国现阶段的道德建设，坚持社会本位，以党和国家意志为旨归，以集体主义为核心内容，这些总体化的正统的价值取向通过意识形态和其它政治建制化的方式自上而下地宣传、灌输和规约，个体无权对其质疑，只能被动向其靠拢。这种道德建设没有为个体留下自我空间，并且用一个总体性的、抽象的“人民”的利益遮蔽个体利益，用一个总体性的“人民民主”取代了个体真正参与和享有的民主，用一个大一统的、具有社会主义理想色彩的道德取代个体的人生意义追求，这种“人民伦理”把“我”消解了，[3]这一方面不利于成熟、自主的个体性的形成，另一方面也使总体性的、理想化的道德因为没有个体内心意义体验的支撑而流于形式。“政府不应规定一套关涉人的本质、生命意义、世界意义的思想体系。一旦它负担这样的意义体系，就以政治权力的形式设定了危及个体自由的意识形态”，[4]以意识形态压制或者取代个体的人生意义体验，以总体性取代个体性而导致的个体性和人生意义体验的不成熟，会反过来消解意识形态向个体内化的效力，甚至会使这种总体化的道德建构悬空。
         2 主义与现实利益的矛盾。道德建设要落实于个体内心世界中，就要对个体进行价值引导，这种引导在当前又是以各种意识形态化的主义、精神、理想等为出发点的。但是，这一路径也是难以行得通的。因为，中国传统价值中的实用理性在今天依然强韧，市场经济对利益的极力追捧，使二者相得益彰，突出表现为今天的中国人往往只关注现实生存中的切身利益问题尤其是谋生问题，只考虑现世的生存至多会虑及儿孙辈，对主义和精神是漠不关心的。这种功利主义的生存方式在两个方面与德性的特性——超越性、让渡个人利益成全整体利益——相矛盾，这两个方面是，市场经济大潮中的现代中国人只考虑当下的实际利益，不考虑超越性、终极性的价值追求，这与德性的超越性是矛盾的；另一方面是，人们往往不顾及他人利益，“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更谈不上为生活共同体整体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了，这与德性的向善本性相矛盾。
         3 社会主义理想与怨恨情绪之间的矛盾。怨恨情绪已经在人们的心中生长着，这与社会分化加剧有关。社会学研究表明，中国当前的社会阶层结构呈现金字塔型，绝大多数人口处于中下层，上层和中上层的人口虽然较少，却占据了多数的资源，这导致社会分化急剧扩大。而最为关键的是，原先是作为社会主义政权的支柱的工人和农民阶层，现在却因为下岗和城乡二元分化的加大而沦为社会底层的主体，占全国总人口之大多数的工人和农民心中积累着对社会的怨恨，且不说这种情绪是不是正确的，但它实然地存在着。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政治化的道德建设和主旋律的宣传是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公正和大同理想，现实中对待社会分化的态度和措施却让底层民众看不到自己生活处境改善的前景，在这种情况下，以集体主义为核心价值的社会主义理想怎么能够获得民众发自内心的认同和内化呢？又怎么能让民众把意识形态化的道德理念植根在自己的意义体验中并进一步转化为自己的信仰呢？道德建设乏力和低效由此可以得到有说服力的解释了。
         总之，当前我国总体性、政治化的精神建设忽视了对个体自主性的培育，不关注个体的现实关怀、内心感受，忽视了对个体生存意义的关照，它和基于个体意义体验的人生信仰相脱节。其后果是由于缺乏个体的认同与内化而使其倡导的主导性价值体系处于“悬空”状态，并无法最终促成个体德性的形成。这就回答了本文开始处提到的第二种措施低效的原因。
三 当前中国道德建设的出路：从个体人生意义体验出发建构信仰
         回答了上述问题之后，接下来要考虑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当前建构道德，要从个体的意义体验着手建构信仰，建构基于个体人生意义体验的信仰。如何建构这种信仰呢？本文接下来提出当前在我国建构这种信仰不可回避的而又是被人们忽略了的三对深层次的矛盾，这三对矛盾其实也就提示了当前从个体意义体验出发建构信仰的出路。
（一）实用理性与意义关切之间的矛盾
         实用理性具有如下的特征：第一，它不崇拜任何抽象的理念、信仰和思辨，但仍能保持一种冷静的、以理节情的生活态度；第二，它本质上是一种讲究实用、实际和实行的经验论的思维方式；第三，它并不是从当今中国社会中产生出来的，而是古已有之的。[5]
        无庸讳言，中国人的反抽象主义的实用理性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在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中起过重要的作用。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依然可以找到现实的例子。如“猫论”，不论白猫黑猫，能抓到老鼠的就是好猫。事实上，当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也完全可以用实用理性命名之。“实用理性以现实人生的人伦日用、实际需要为出发点和判断一切是非善恶的标准，只要对今生今世、此时此地的人生有用有利，就无不可利用之，无不可变通之。”[6]社会上实际流行着的“厚黑术”就是这种实用理性的体现。
      实用理性造成了中国人现实主义的生活态度，这种态度不利于意义体验与信仰的生成。首先，中国人对事情往往满足于“知其然”，而不追究“所以然”，这样就只能使人的生活停留在现存状态，导致被动和保守。其次，中国人由于没有对彼岸的、超验的绝对价值的追求，而他们所看重的日常生活中的价值毕竟是相对的，所以，中国人的实用理性也很容易走向实用主义，那就是一切以眼前的个人利益为转移，缺少一以贯之的原则和操守。[7]再次，实用理性消解了中国人超越在场的有限性进入不在场的无限性的能力，使其不会为了某种超越性的追求而抛弃人眼前功利，中国人不坚执于对某种神灵的信仰，也不存在对神圣性的发自内心深处的信奉。信仰的形成需要的是对人伦日用背后的意义进行反思、体验、领悟，这却被实用理性遮蔽了。这个矛盾怎么解决呢？我认为可能的措施是，进行以人文价值和生存意义为核心的思想启蒙，引导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个我一己与社会整体的长远发展之间的一体相关性形成发自内心的深刻认识和体验。
（二） 社会分化与整体性认同之间的矛盾
      “社会信仰得以确立的前提是某一特定社会或文化共同体成员的社会认同或文化认同，失去后者，前者就不可能。”[8]不同信仰之间要具有通约性，而这一点也离不开价值共识，价值共识又以对社会的整体性认同为基础。但在现代社会中，个人被“单子化”、“原子化”了、社会被“碎片化”了，因而，由单子化的个体所组成的现代社会失去了整合的社会认同的可能。[9]就中国的情况而言，还有一个社会分化加大给社会认同造成障碍的问题。
      当前的中国的社会分化正在加剧，人们对社会整体认同感在降低。按照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的研究，我国社会目前正处于断裂之中。“什么是社会断裂？就是在一个社会中，几个时代的成分并存，互相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10]在我国，既存在着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也存在着后工业社会，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人群生活在不同的社会里，最关键的是，各社会之间的联系微弱，各人群之间的同类、同情之感在淡化，富人对待穷人的不良态度已经体现了为富不仁。造成社会断裂的原因是什么？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分化以及“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实践，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保障的不健全等共同形成之，下岗制度加剧之。“在断裂的社会中，其不同的部分几乎是处于完全不同的时代，他们之间也无法形成一个整体的社会，它使社会整合难度加大。……社会中不同部分的要求之间存在较大差异，有时会达到一种无法互相理解的程度。”[11] 这导致公民对社会的整体性认同更加困难，对形成价值共识和意义共契，以及全社会共享的信仰体系是一个重大的挑战。
      当前要从个体意义体认的角度建构信仰，就必须解决社会分化和社会断裂的问题，建构社会认同。因为，对社会形成整体性认同，才能使个体与社会整体之间建立起高度的自我同一性，这种自我同一性是意义共契和信仰通约的心理基础。解决社会分化，实现社会整体性认同，“要求断裂社会中的政府和领导人，必须对来自不同群体的互相矛盾而又各有其正当性的要求，有一种明智的态度，并对其进行妥善的协调。否则，就会埋下社会动荡的种子。”[12]建构和谐社会也呼唤着社会整体性认同。
（三）意识形态与信仰之间的矛盾
            建构信仰回避不了意识形态的问题。意识形态就其存在的形式而言,它是以某种基本的理论为核心，由众多的思想、观点、观念及纲领等内容组成的巨大的思想框架。但就基本内容及其意义而言，意识形态是对理想政治生活的理论设计与实践计划。因此，意识形态具有体系性、扩张性、绝对性以及支配与控制性等特征。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是以自己为中心来评判其它意识形态的；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努力确立起自身的信仰。可以说，意识形态的一个基本任务就是对政治生活做出理论上的安排，并要求人们坚信这种安排，依照这种安排所指示的方向、途径、方法来从事一定的政治生活。
意识形态要追求政治利益，甚至要讲究政治权术的，并且它的建构方式是自上而下，自外而内的，常常忽略对个体人生意义的关照。而信仰总是要追求人生意义的丰富多样性，要从个体对生活、对人生意义的理解开始，它关注的不是政治的稳定和阶层利益的分割，而是我作为一个人为什么活着？我的人生意义是什么？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意识形态和人生信仰关注的重心不同，形成的机制不同，本来分属于两个不同的领域但有交叉，但如果执意将意识形态变成人们的信仰，尤其是以意识形态取代、压制人们的意义体验，矛盾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如果意识形态能够建立在社会成员的意义共契和人生信仰的基础上，那就是找到了自己生存和发展的根基了。
      建国后，我国的意识形态建设一直力图对个人的人生意义进行设定，力图取代个体的人生信仰，力图用崇高的革命理想（共产主义）作为所有社会成员的生活目的和人生意义的支撑，但是在现代社会中，“任何人都不再享有对道德知识及其解释的垄断权，政治设定的终极的道德与价值意义准则失去了对个人的思想与行动的控制。”[13]由于不能与个体的意义体验关联起来，不能植根在个体的人生信仰中——后者在市场经济中被拔高，我国的意识形态在改革开放后出现了危机。表现为：“第一，其特征层面的表现是，社会对意识形态所倡导的价值的认同程度在降低；意识形态的实践品格在削弱；意识形态笼罩社会的涵盖度在缩小；同时稳定性受到冲击与质疑。特征层面的缺失必然会影响到功能的发挥。第二，意识形态的功能方面：在政治体制的运作中有相当部分的政治主体的政治行为在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上与意识形态相违背；意识形态的整合作用在削弱，越来越多的社会活动超出了意识形态的整合范围；有相当多学者认为政治系统的合法性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论证作用在减小。”[14]
      要解决意识形态与信仰之间的矛盾，首先，要摆正意识形态与信仰的关系，尤其是在现代性中的关系。意识形态是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取代基于个体人生意义体验的信仰的，因为，这与社会的多元化和个体的自主性取向是矛盾的。其次，必须对意识形态进行创造性的现代性转化，使其具有世俗性、理性化和开放性的特点，摆脱政治的狭隘性。
      对以上三对矛盾的深入研究和努力解决，是当前建构基于个体意义体验的信仰之必要路径，是德性得以形成的基础。

      注释：
        [1] [德]弗里德里希·包尔生.伦理学体系[M].何怀宏、廖申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359.
      [2] 甘阳. 新时代的“通三统”——三种传统的融会与中华文明的复兴。根据作者 5月12日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北京共识”论坛第四讲的演讲录音整理，记录稿由苏延芳整理，经作者审订。论文来源：http://www.cc.org.cn/newcc/browwenzhang.php?articleid=4290
      [3] 金生鋐.德性与教化——从苏格拉底到尼采：西方道德教育哲学思想研究[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3.323－324
      [4] 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474
      [5] 俞吾金.超越实用理性拓展人文空间[J].探索与争鸣，2002（10）：12－14
      [6] 人学原理[M].黄楠森编.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 .396
      [7] 人学原理[M].黄楠森编.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 .397－398
      [8] 万俊人.现代性的伦理话语[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154
      [9] 万俊人.现代性的伦理话语[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154
      [10] 孙立平. 断裂：中国社会的新变化[J]. 中国改革，2002（4）
      [11] 孙立平. 断裂：中国社会的新变化[J]. 中国改革，2002（4）
      [12] 孙立平. 断裂：中国社会的新变化[J]. 中国改革，2002（4）
      [13] 金生鋐.德性与教化——从苏格拉底到尼采：西方道德教育哲学思想研究[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3.313
      [14] 黄相怀、陈胜震.意识形态的现代性转化[J]. 社会科学家，2003（5）：2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