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原则是“比例的方法”，军事行动的规模、持续时间和程度应以最小的代价达　到预期目的。行动的规模应符合目的和冲突强度。对被介入国政治系统的影响应限定于　完成军事行动目的。
　　最后一个原则是“合理的前景”，在阻止或消除民众苦难时必须有合理的成功机会，　行动的结果不应该比未采取军事行动更差。军事行动不应冒险引起更大战争。
　　　　　　谁的权力
　　最困难和最有争议的原则是行使“正确的权力”，当为保护公众目的而发动军事行动　时，联合国，特别是安理会应该具有首要发言权，这是引人注目的焦点。由科索沃引发　的困难问题是，它是不是最后的难题。
　　这里所列的原则是毫无争议的。毫无疑问，联合国是建立、巩固和行使国际事务权力　的核心机构。其目的是维持国际社会的秩序和稳定，使国际社会成员相互协商，缔结关　于行为规则和正当行为的法律准则的协定，从而保护其他国家的利益。联合国职责不是　靠武力来保证，而是由它承担的合法性行使者的角色来保证。加强权力的做法只能由代　表那种权力的合法机构来完成。联合国组织的联合国军被认为是合法的，因为它是由代　表国际整体的机构授权的；而单方面的军事行动是非法的，因为它是由自我利益驱动的　。
　　不应寻找其他机构取代安理会，而是如何使安理会更好地发挥职权。无论在何种情况　下，应在军事行动前首先寻求安理会批准。那些要求军事行动的国家，应正式向安理会　申请，并按照联合国宪章第99条要求秘书长提出并讨论。安理会应及时回复这些请求，　并调查发生大规模死亡和种族清洗的地区。在获得充分的证据后，才能支持军事介入。　5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认真讨论，而不是仅仅行使他们的否决权来阻止对保护人类的　军事干预的决定。
　　如果安理会不能或不愿在迫切需要干预的情况下行动，有两种方案可用。一是由联合　国大会在“统一和平”程序下，组织紧急特别会议讨论这一问题，如1950年朝鲜事件、　1956年埃及事件和1960年的古巴事件曾使用过这种方法。如果使用这种方法就会以多数　票对卢旺达和科索沃事件迅速作出采取行动的建议。二是在联合国宪章第8章的基础上　，在区域的或分区的组织区内采取行动，但事后应取得安理会的批准。如发生在90年代　初的西非利比亚事件和1997年的塞拉里昂事件。没有联合国安理会、联合国大会、区域　机构授权而自行组织特别部队采取的行动，不会得到广泛的国际支持。现实的政治情况　是，任何军事干预的提议，即使有干预的合法性，但没有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的授权，　也不可能取得共识。
　　如果安理会不针对良心沦丧事件采取行动，如科索沃事件，会产生以下两件糟糕的事　：如果安理会被忽略，就会破坏国际秩序；如果人被屠杀，而安理会袖手旁观，同样会　破坏国际秩序。这种境况的后果是加倍严重的。第一，如果安理会推卸责任，不排除个　别国家采取其他措施来处理这种紧张局势，接着就会出现不受联合国规章限制的军事介　入，这些行动可能是非正义性的，不遵守防御原则的。第二，如果联合国不采取行动，　而是由个别国家组织的特别军事行动代表防御原则，即使整个行动成功，其结果会给联　合国本身带来长期的严重后果，这在北约对科索沃的行动中得到证实，联合国在这种事　件中不能一再推卸责任。
　　　　　　政治意愿的问题
　　现在，最为紧迫的任务是确保所有国际事务行动能有满意的结果。部分的问题是在世　界上没有几个国家有足够的资产实施军事行动，真正的限制是有多少备用力量足以承担　额外的负担。1993年，联合国维和行动达到高峰，工作人员有78000人，今天，北约和　其他多国部队一道参与联合国事务，士兵达到113000人。即使是那些原则上愿意考虑采　取新军事行动的国家，也需要对如何使用有限的、坚强的军事能力作出选择。
　　如果正确的选择要在正确的环境中作出，那就只有在支持者中形成必要的政治意愿。　人们通常把太多的时间花费在为缺乏政治意愿而伤心上，而不是去分析其要素和怎样动　员这些要素。动员对军事行动的国际支持，其关键是动员国内的支持，至少是国内的反　对。通常，采用3种立见成效的办法是有帮助的。
　　道德吸引力在任何政治环境中都能鼓舞人并使事态合法化，政治领导人常常低估了流　行于选民中的宽容和同情心理。防御措施要比军事行动、人道主义援助和战后重建花费　低。如果需要强制性军事行动，越早行动花费越低。国家利益的要求是最轻松最有效的　，而且可在许多不同层面上提出。保证资源供应、商贸和市场的稳定，那么国家经济利　益就会稳定。无论过去发生怎样的事件，今天，和平要比战争好得多。
　　对国内选民来说，他们可能要求政府不要为“利他主义”所动，最直接的选择可能是　：好的国际公民资格是一个有关国家私利的问题。当今世界，国家之间相互独立，哪里　有危机，就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如恐怖行动、难民外流、瘟疫流行，毒品交易和有组　织犯罪。解决这些问题，不但是人道主义的要求，也符合每个国家的利益。
　　对整个国际社会来说，非常有必要能确保下一次大规模谋杀、种族灭绝不再发生，像9　0年代那样的错误不应再发生。好的出发点应是经安理会同意，至少是非正式地同意，　系统地将这些原则运用于所有这类情况。许多舆论认为，主权一定要由“保护责任”来　限定。但在所涉及的行动被广泛接受之前，发生更多像卢旺达那样的悲剧还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