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三代城市居民对自身孝道行为的报告和对周围人的孝道行为的主观评价的具体情况及对比分析
　　探讨三代城市居民的孝道行为，从他们对孝道行为的自我报告与对他们周围人的孝道行为的主观评价之间进行比较来进行。通过对表4和表5的对比分析，来探讨三代城市居民的孝道行为之间的区别和共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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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孝道行为的赡养层面上，表4(Ⅰ)表明，三代城市居民在“照顾父母”的行为上，老年代比青年代高出很多，而表5(Ⅰ)中老年代和青年代之间的差距较小。通过表4(Ⅰ)和表5(Ⅰ)对比分析，老年代对周围人的主观评价比自我报告低了17.3%(65.8%-48.5%)，而青年代则高出了11.9%(39.0%-27.1%)。因此可以说，表4(Ⅰ)的自我报告受到了主体实际情况的限制，因为青年代大多数正处于父母照顾；表5(Ⅰ)则比较客观地反映了现实情况。
　　对于“金钱资助父母”方面，表4(Ⅱ)和表5(Ⅱ)则呈现出相反的差异趋势。表4(Ⅱ)表明，三代城市居民的“金钱资助父母”行为是年龄越大，越趋肯定；而表5(Ⅱ)对“周围的人在金钱上资助父母”上是年龄越大，评价越低。其中突出的矛盾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老年代在自我报告中给予肯定评价超过一半(52.1%)，而在对周围的人的孝道行为给予否定评价，比率也超过一半(52.1%)；另一方面表现在于青年代和中年代，他们在自我报告中给予肯定评价分别只有16.1%和24.8%，而在对周围的人的孝道行为给予肯定却分别是37.5%和28.9%。这既反映出老年代在对“金钱资助父母”孝道行为的现实不够满意的情况下，更加认同其原有的孝道行为；同时也反映出，青年代在求学和就业的重负下，以及城市中较普遍的失业现象(下岗者很多是中年代的成员)，使他们从金钱上资助老年父母心有余而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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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顺从行为来分析，三代城市居民在“尊敬父母”行为上，无论是自我报告(表4)，还是主观评价(表5)上均存在差异。而且，三代城市居民在自我报告与主观评价中的肯定态度均存在比较大的差距。表4(Ⅳ)表明，三代城市居民自我报告在“顺从父母”上也表现出显著差异，青年代持肯定态度的为43.2%，中年代57.0%，老年代70.2%；而在表5(Ⅳ)中对“周围的人对其父母顺从”的主观评价上却较为一致：青年代、中年代、老年代持肯定态度的分别为33.0%、42.3%和42.9%。表4(Ⅳ)和表5(Ⅳ)对比，三代城市居民在自我报告与主观评价的差额分别为10.2%、14.7%和27.1%。如何解释这种矛盾现象?首先是因为调查对象“自我服务偏向”而导致的结果，每人对自己行为进行了美化。另外，这既是孝文化中顺从观念的深入国民性的结果，几千年沉积下来又深入国民性的孝文化，“尊敬父母”和“顺从父母”等仍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而存在国民的心性之中。因此即使“顺从父母”在当代已没有好名声，但考虑到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却仍然从“自我照顾”——即“表明自己是孝子或孝女”出发，将自己的顺从行为进行了过高的报告。而通过对“周围的人对其父母顺从”的主观评价，则较接近社会现实。从而说明，“顺从行为”仍然被认为是孝文化中的组成部分，但也必须承认，实际生活中年龄越轻，顺从父母的观念越淡，行为越少。
　　从悦亲层次看，表4(Ⅴ)(Ⅵ)和表5(Ⅴ)(Ⅵ)表明，三代城市居民之间，对于自身孝道行为的自我报告和对“周围的人对其父母履行其责任”的主观评价基本一致，而且比例均比较高。说明孝道行为的悦亲层面，仍然在现代社会中得到了传承和发扬。
　　　　　　小结
　　通过表2至表5等内容的分析，可以得出当代孝文化的主要特点：
　　1.孝文化仍然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当代社会成员中——无论是经历过新旧社会制度的成员，还是新社会制度下成长的成员，对“照顾父母”、“尊敬父母”和“体贴父母和令他们开心”，有着相当认同性。这构成了社会成员孝道态度最坚实的组成部分。孝文化仍然是一种较为突出的中国国民性。
　　2.孝文化从他律性向自律性转变，从人格尊严的不平等向平等转变。根据三代城市居民对待“顺从父母”具有显著性差异来分析，年龄越小，越趋向反对，也即表明由原来的无原则顺从父母的他律性状态，向按自己的原则对待父母的要求这种自律性状态转变。另外根据三代城市居民对待“悦亲”具有显著性差异来看，说明年龄越轻，越趋向要求与父母拥有人格和尊严上的平等权。
　　3.社会存在着一种以物质层次的孝来取代精神层次的孝的趋势，社会成员较为重视生活照顾和金钱资助，但在精神慰藉、体贴、关心和经常问候方面存在不足。随着年龄递减，存在着一种在金钱上资助父母赞同率逐渐增高，而经常问候父母和加强精神沟通的赞同率降低的倾向。这是一种以物质层次的孝道来取代精神层次孝道的不良趋势，这也是当前物欲主义在此领域的不良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