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证实以上论点，本文将以五四运动作为二十世纪的出发点，而后跨入30年代及建国后的60、80及90年代。按照这些历史线索，有关研究的对象主要是报纸、杂志上公开发表的文章，诸如五四、新生活运动的争论，及《中国妇女》杂志上发表的三次争论。借用文字上的资料，作者试图作一个历史比较、分析，并指出社会性别内容的变化是多次借用男性的定义而出现的，在中国二十世纪的长河中，社会性别的男、女定义是不断交换、变化的。
一、社会性别在西方女学主义的提出、意义及问题
社会性别首先是由美国人类学家格·如本（Gagle Rubin ）在1976年提出的，这对西方的妇女研究有重大的促进和发展。其一，社会性别的提出是对生理性别的批判，提出了男（male）女（female）应从社会、文化的背景去理解的问题。其二，社会性别的提出，强调“后天”对“先天”影响，指出社会制度、法律、价值观对妇女的歧视而造成政治、文化、经济上的压迫。其三，实现男女平等的道路有待于建设一个平等的社会制度，创造一个平等的文化。
对于社会性别提出反思始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后现代女学主义者的出现，提出了一系列不同于过去的问题。首先，后现代女学主义者主张以权力（power ）取代社会性别（gender），因为，权力的概念涉及广泛，包括多种不同的因素，而且超脱了社会性别中的二元论——男女的局限。新词汇对抗（resist）、权力（power ）成为女学理论中的新视角。其二，后现代女权主义的理论模式，批判了社会性别中的二元论（binary opposition ）。强调多元论和不同性，以批判以往的共同性的社会性别，成了后现代女学主义的重要特点之一。
二、对中国传统社会性别意识的挑战：五四及新生活运动（1919-1934）
后现代女学主义的理论模式，要求我们从简单的二元论中解脱出来，而把复杂的社会因素加入对人类的分析中。借用这种思维结构，探讨中国社会性别意识的历史变化，对分析了解中国妇女问题的多样化和复杂化有许多益处。下面，我将按历史的顺序进行讨论。
首先，我们要弄清什么是传统社会性别意识。众所周知，中国的传统文化从秦汉到明清经过不少变化，连同孔孟之道也是经过历代学者的修改和补充。为了简单起便，这里，我以明清为界线，以便与五四运动的内容有更直接的联系。根据中美历史学家的论点，17世纪的中国在明清的孔孟之道统治下，扩大了原有的封建伦理，明确地规范了男女不同、内外之别及家事国家之别。正因如此，妇女受压迫的程度，到达了历史上的高潮（ko：1992，1994；Ropp 1990；Tu1990）。
在明清封建伦理的说教下，社会性别意识明确规定的男主外、女主内不仅成为男女之间的界限，也把男性作为以社会为主的人，女人作为以家庭为主的人。贤妻良母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总结了传统社会对女性的要求，同时，也反映了社会性别——女性在中国社会的地位。
在以反封建反传统面貌出现的五四运动，“男女公开社交”的口号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向明清孔家店的挑战，对其后的二十世纪中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对于五四青年来说，男女公开社交不仅要打破传统社会性别意识所区别的男、女之分；而且要鼓励女性象男子一样要有受教育的权力，在社会上参加工作、活动的权力。在这种意义下，贤妻良母这一封建社会对女性的意识也第一次受到抨击。
受马列主义的影响，毛泽东、李大钊等人认为中国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在于封建社会性别对女人的规范——以家为主而造成经济上、政治上的不独立性：这种文化造成了妇女的依靠性。因此，走出家门进入社会，成了妇女唯一的解放道路。这种社会性别所含男女的意识，实际上存在着几种抽象的含义：它批判了传统社会性别意识对妇女的束缚，要求社会改变对女性的限制，提出女性要像男子一样参加社会活动。从某种意义上说，“男女都一样”的意识已开始形成。
五四运动后，中国妇女，特别是上层社会妇女已有很大不同。接受教育使一代知识女性形成，使女性加入由子男子统治的职业（全国妇联1989；croll 1978；Lang 1946；Stacey1983），这些30年代的变化使不少上层男女，包括女权主义者开始对社会性别对女性要求的变化提出了疑问。当时在长沙女子学校任校长的曹保孙（曾国藩之孙女）就在报界提出：是否参加社会职业就能使中国女性成为新人？中国妇女能否在保持传统的贤妻良母基础上接受西方意识成为职业妇女（croll 1978）？换句话说，女人如何像男人一样走向社会，同时兼任贤妻良母成为重要课题。
蒋介石在1934-1935年发动的新生活运动回答了这一问题。新生活运动的目的，在于重建孔孟的道德和伦理及维持社会治安，重估社会对女性的意识也成为运动中一个重要部分。参加讨论妇女问题的知识分子，来自不同的党派，有代表国民党的保守派，有民主开明人士，也有来自共产党的左派。《妇女生活》、《女子月刊》、《女声》等杂志成了争论的重要阵地。
代表保守派的观点，哲学家林语堂认为，近年来为妇女开办教育提高她们的文化知识，已对社会性别意识有极大的改变。但是他本人认为，对女人来说，做一个好汤要比写一首好诗更重要，女人的拿手作品应是生养胖孩子（croll 1978：126）。
代表民主开明人士及共产党左派的知识分子郭沫若、沈兹九、罗琼等对保守言论立即反攻。重新探讨萧伯纳的《华伦夫人之职业》中的薇薇及易卜生《玩偶之家》中的娜拉，反映了进步知识分子的声音。正如沈兹九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的：中国的娜拉们不能回家，她们不能重新作为家庭的奴隶（申报副刊《妇女园地》62期，1935年4月28日）。
从对娜拉的讨论到五·四“男女公开社交”的口号，至少在知识分子中间，与女性意识相关的社会性别已有了很大改变。五四时期的性别观念强调打破男、女之间的界限，女性参加到由男子主导的社会活动中；而30年代的性别意识，则是通过娜拉的形象来强调走出家门寻求独立的精神。这种精神的提倡，不仅再次向传统性别意识提出意义深刻的挑战，同时，也为49年以后的社会主义性别意识打下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