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识会议把这样一个问题摆在人们面前：对于具有公共性的科学技术问题，谁有正当的话语权？日本的共识会议通过这样一种新形式的尝试已经给出答案：不仅仅是专家，普通公众同样具有话语权，并且也具备发表意见的能力。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要排斥专家，认为只有普通公众才具备话语能力。公共性问题的解决必须要依赖科学技术，但是这和科学技术本身理所当然的具有决定什么是问题以及如何解决问题的权利，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概念。
对之，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在对涉及到科学技术的公共性问题进行讨论时，必须要听取公众的意见。在专家具备的正统性专业知识之外，公众所具备的“地方性知识”也有重要的作用，必须给予其应有的重视，并且，这种“地方性知识”也值得专家学习。 也就是说，共识会议不仅是公众通过专家的讲解来学习专业知识的场所，也是专家自身向公众学习“地方性知识”的场所。进一步说，就是一种长时间持续着的，专家和公众济济一堂，共同探讨、交流作为公共性问题的科学技术的会议形式。共识会议的召开，揭示出对于具有公共性的科学技术问题，想要发表意见的公众并不缺少，相反是大量存在着，真正缺少的是倾听他们意见的机制和渠道。
五、几点分析与评论
和其他大多数国家一样，日本的共识会议仅仅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势必存在着很多问题。在更一般的意义上，正如美国学者加沙诺夫曾提出的，共识会议至少存在以下四个重要问题：
1.过早达成共识：有没有进行充分的讨论而过早形成共识的可能；
2.虚假共识：有对参与者实行限制而形成共识的可能；
3.由不合适的参与者形成的共识：有理应加入的参与者并未参与而形成共识的可能；
4.暂时的共识：只在某一时间和地点形成的暂时性的共识，随着影响因素、价值观、知识等发生变化，这种共识就可能丧失了合理性。
可以说这是几乎所有公共讨论都难以避免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共识会议只不过是在有限的范围有限的时间内，由有限的成员进行讨论，这意味着，共识会议永远不能完全克服这四个问题。
由此，也引发出《共识会议报告》的地位与价值问题。近年来随着科学传播理论的发展，人们不再把公众看作缺乏科学知识的“缺失体”，那么作为不是“缺失体”而是掌握了“地方性知识”的公众，他们整理出的会议报告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在日本，尽管公众具有强烈愿望，希望报告内容可以反映到政府的科技政策当中，但是政府并不会直接采纳。当然，这其中有部分政府的原因，他们依然受“缺失模型”的影响，认为会议报告只是外行的一知半解的讨论结果，所以采取漠视的态度。 但是，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共识会议的会议报告本身也潜藏着很多重要的问题。
公众希望通过他们自己得出的会议报告能够切实的影响有关科学技术政策的决策，这无可厚非，但要想使报告得到真正的重视，直接反映到科技政策当中，必须要解决一个问题：即会议报告的合法性和正统性问题。
参与共识会议的公众，只是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域公开募集应征而来的人，并不能够作为国民代表的团体，并且，这个团体在完成会议报告之后，一般都会解散。 这样一来，就产生出撰写报告的成员的代表性问题以及对于报告内容的责任问题。甚至有可能发生公众代表由特殊人员组成从而提出过激言论的情况。至少也可以这样说，尽管会议报告书是正规，但是并不具备直接行使对社会的影响力的合法性和正统性。
目前日本学界对于共识会议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以小林传司为代表的学者认为这种会议形式对于公众理解科学实践有重要价值，并做了系统的研究；另一方面，代表日本官方的文部科学省科学技术政策研究所在近年来“促进国民科学技术理解”的实践活动中，尽管力图改变原有的教育模式寻求新的突破，但是对共识会议这种形式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另外，东京大学教授金森修认为，共识会议这种形式看似精彩，但容易流于表面化，甚至有可能形成这样一种局面：几十个市民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讨论得兴高采烈，受益的只有这些少数的参与者，会议之外很少有人知晓，对社会、对政府的决策都产生不了真正的影响。
总之，日本的共识会议只是一种刚刚起步还处在试验阶段的新形式，还有很多需要完善之处，也存在很多问题有待解决，但是这种形式毕竟在公众理解科学的领域中，在“科学与公众的沟通”的问题上进行了全新的尝试，的符合国际上公众理解科学理论和科学传播理论的最新发展趋势的，作为一种更为积极的对待和处理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的新手段，对我们确实有很多值得借鉴之处。例如，近来，在中国的一些“听证会”(比如由国家环保局组织的关于圆明园整修问题的听证会等)，就与本文讨论的“共识会议”有某些相似之处。当然，在种有中国特色的“听证会”，在运作方式和机制上，目前也还不成熟，尚需对之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不过，尤其是在涉及到科学和技术之应用的有争议的一些项目，借鉴国外“共识会议”的某些经验，显然是有助于我们的社会的和谐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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