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科学哲学在科学进步问题上经历了逻辑经验主义、波普尔证伪主义、库恩革命观、劳丹解决问题的历史标准和夏皮尔介于历史主义与实在论中间的立场之后，又有一部分科学哲学家再度采取科学实在论的立场，其中最突出的是普特南。他对本世纪关于科学进步的合理性的两大构想作出了颇为中肯的评论。这两种构想即前面总结的逻辑实证主义（或经验主义）和历史主义的观点。普特南指出，逻辑实证主义的构想认为“理性辩护”的方法是由某种排列表或标准型那样的东西给出的，希望“科学的逻辑学家们”有一天终会成功地写出这种排列表或标准型，它详尽地描述了科学的方法等等。在普特南看来，逻辑实证主义所允许的“证实”形式已经成了现代社会习俗化了的形式。在实证主义者眼里，凡是能被“证实”的东西，就都能被证明为正确的，或证明为大致正确的，或成功率极高的科学。而公认的正确性、大致正确或“成功率极高的科学理论”则确立、表明、赞美和巩固了以西方文化为依托的知识形象和合理规范。（［９］，PP．１３１－１３６）普特南对此评论道，假如真的有合理性这种东西，那么对于这种见解的论证便是一种自我否定：合理性与被文化习俗规范规定为合理性实例的东西是同一的，或本身包含在那种东西之中，因为仅仅按照这些规范，所有这样的论证都不可能保证是正确的或大致上是正确的。因此在逻辑实证主义那里没有哲学理性活动的余地。（［９］，PP．１３７－１３９）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进步观正是以这种形式化的合理性观念为依据的。在普特南看来，对科学发展合理性的论证不能仅仅用习俗约定的标准或证实概念，而其实质上是先验的论证。而且，合理性论证的实质是一种活动，“它预设了比证实概念更为宽泛的辩护概念，它也确实比习俗化的标准合理性更为宽泛。”（［９］，P．１４０）
普特南所批评的关于科学合理性的另一个主要构想即历史主义的观点，例如库恩和费耶阿本德提出的不可通约性论题。普特南认为这个论题就象逻辑实证主义关于意义和证实的论题一样，是一个自我否定的论题，如果这种不可通约性命题是真的，那么我们就根本不可能翻译另一种语言，甚至不可能翻译我们自己以前的语言了。按照此命题推论，属于其他文化的成员，包括１７世纪的科学家们，就被我们理解为一些对刺激产生反应的动物了。“先告诉我们说伽利略具有‘不可通约的’概念，然后马上就详尽地描述这些概念，这种做法完全是自相矛盾的。”如果说在特定的语境中某种译文没有“真正”抓住原文的意义，比如说名词A还可改译为“车轮”更好，这实际上等于说，就这个译文可以信赖的程度而言，A指称车轮（这里指称的对象即是实在论者最重要的客观性基础）。而解释方案的可行性、解释的成功并不要求原文作者的信念最终与我们自己的信念相同。它只要求那些信念最终能为我们所理解。此乃一切解释上宽容性的准则的基础。“在这个世界上，各种不同的文化在各自经历着快慢不一的变化着的历史的相互作用……我们能彼此解释各种信念、意愿及话语，使得人类经验总有某种意义。”（［９］，P．１４６）
普特南还指出了这两种合理性构想的根源。其产生的原因一个是逻辑学的成功，导致逻辑实证主义产生的一个引人注目的事件就是归纳逻辑的革命。到１８７９年，弗莱格已经发现了一个规则系统，即一种机械证明的方法，它包括今天的所谓标准“二阶逻辑”。这个方法对于演绎的初级逻辑是完备的。由此人们期望在所谓的“归纳逻辑”中也取得同样的成就，使科学方法也终将成为一个规则系统。于是演绎规则系统和即将诞生的归纳逻辑的规则系统，不仅有可能详尽无遗地或理性地重构科学的合理性，而且有可能这样来描述和重构一切名副其实的合理性。产生另一种合理性构想的来源是以相对主义掩饰的科学主义，虽然“无政府主义”思想家不会同意一切合理性的存在就是人们所处的本地文化所说的存在，但这个理论是此倾向的自然极限。此乃还原主义的理论。这样一来，由理想的计算机程序定义的合理性和由地域文化规范定义的合理性，一个是受到精确科学鼓舞的科学主义理论，一个是受到人类学鼓舞的科学主义理论。普特南一针见血地指出，只要我们过多地拘泥于形式化，就会在这两种科学主义之间左右摇摆。而摆脱这两种合理性构想的恰当方式是给出一个合乎情理的富有人情味的关于理性活动范围的描述。（［９］，PP．１５５－１５８）普特南的合理性概念既不同于逻辑实证主义的僵死原则，而是坚持合理性标准是历史地发展着的；也不同于反理性的文化相对主义，而是肯定合理性概念的合法地位。
这种合理性概念与普特南对科学进步的论述直接有关。在具体阐述时，他再度强调了实在论说明的重要性，批评了库恩早期哲学研究中的反实在论倾向（［１０］，讲演２）。普特南指出，如果电子也经历象燃素那样的境遇，那么我们就必须说电子并不存在。假如继续将这些推广到其他一切，那我们就该得出科学理论所使用的术语都无所指称的结论。但这在普特南看来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成熟科学的理论典型地包含了它们所取代的那些旧理论。这些旧理论是近似的理论。这一事实可用来批评经验主义中的反实在论那一派的观点。按照典型的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发展模式，科学家所期望一个新的科学理论的只是推导出该理论所预言的观察结果，尽管实证主义者经常把理论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但普特南认为这并不是逻辑实证主义的核心观点。实证主义者强调的是观察作为建构和检验科学理论的基础，这意味着一个理论要显示自身的可接受性，就要与已知的事实相一致，这有可能通过相当不同的定律来解释这些事实，并涉及很不相同的机制。
为了说明自己不同于实证主义者的实在论立场，普特南借用了波义德的一些重要的观点：“波义德试图以两个原则表明实在论是一种过度扭曲的经验假设：（１）成熟科学中的术语都典型地有所指称。（２）成熟科学的一个理论的诸定律是典型地近似真的。他在自己的论文中试图表明，科学家之所以如此行事，是因为他们相信（１）和（２），而他们的做法之所以奏效，则是因为（１）和（２）是真的。”（［１０］，PP．２０－２１）普特南所引用的波义德的这段论述是在谈到科学方法论的广泛特征时说的，而普特南则是在论及科学的积累发展特征时引用的这段话，他还进一步论述道：
“假设T１是物理学的某个核心分支中公认的理论，我是试图找到理论T２以代替T１的科学家。……如果我相信原则（１）和（２），那么我便知道T１的定律（或许）是近似真的。因此T２必须具有某种特征－－当我们从T２的立场作判断时，这个特征即是指T１的定律是‘近似真的’－－否则T２（也许）将没有成为确真的机会。由于我将只考虑具有这一特征的理论作为T２的候选者－－这是些将T１的定律当作极限情况包含在其中的理论。”（［１０］，P．２１）
普特南以此来说明理论进步的实在论意义，为此他用了“有一个成为确真的机会”这种表述。他引用波义德的两个原则是要说明真理和指称的概念在认识论上具有因果说明的作用，这两个原则是“解释科学家的行为和科学成功的前提”。（［１０］，P．２１）比较而言，实在论者和逻辑实证主义者都主张科学的积累发展，强调这种发展的继承性，但普特南试图表明，实证主义者不能象实在论者那样对这种继承性提供恰当的说明。如前所述，一些实证主义者隐涵地承认实在论前提，当然也有一些实证主义者持有反实在论的倾向，而普特南则明确地以实在论的两个原则作为科学理论发展和成功的因果说明。
普特南在科学进步问题上的确与实证主义者有所不同。虽然二者都承认科学发展的继承性，但实证主义者仅仅着眼于理论的逻辑结构及其与观察结果的关系，而普特南则超出纯粹的理论之间的逻辑结构，而考虑了科学家的心理因素。在他看来，新理论保存了旧理论，因为科学家试图保留现存的理论结构，科学家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相信实在论的前提。然而，用科学家的心理信念作为科学理论进步的因果说明，对于某些案例是可行的，但不一定适用于一切案例。实际上，这里的实在论以两种方式出现，一为方法论的实在论，一为评价标准的实在论。方法论的实在论是指科学家怀着实在论的信念去探寻新的理论，而评价标准的实在论则指比较和评价新旧理论时以是否符合实在为标准或前提。这两种实在论立场有时相互联系，难以截然分开，但却并不总是一回事。普特南把两种实在论当作科学进步的唯一方式或答案，而不承认其他的方法论和评价标准的重要性，因而也难免有以偏概全之憾。
的确，象前面两种科学发展观一样，普特南也未能摆脱模式单一化、简单化的通病。如果以实在论的因果说明来概括一切科学理论进步，那也同样会遇到反例。比如，普特南强调，当科学家把两个现存理论结合起来而形成新理论时，如果这种接受是在相信一个理论是真的信念之下进行的，那才有意义。而如果只是相信理论的简单性和预言的成功而结合，那就没有意义，因为逻辑表明，两个真理论的合取仍然为真，而预言的成功则不能保证合取理论的真。然而，普特南并不能排除在实践上，科学家把两个预言成功的理论结合起来而取得成功，尽管在逻辑上不能证明两个预言成功的理论的结合仍可成功，但科学家完全有理由和动机去作这样的尝试，而且往往乐此不彼。对理论的简单性也可作出类似的论证，尽管两个简单的理论的结合可能不再简单，甚至还可能互相矛盾，但科学家仍然会在这方面作出大胆的尝试。反之，两个看起来都已被科学共同体接受的理论（即科学家对此怀有真的信念）在相互结合时却可能产生问题，如玻尔的原子理论和狭义相对论曾一度均被物理学界所接受，但把两者结合起来时却必须对玻尔的理论作出重要的相对论的修正。
就方法论的实在论而言，我们应当看到，科学家接受一个理论或创立一个新理论时的信念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不能只是归结为相信为真这一点，有些并不带着明确的实在论立场的科学家同样可能作出成功的理论创造。而且科学家在从事研究时并不总是带着完全的或充分的信念，有时在思想上甚至还有点矛盾。加德纳在总结１９世纪原子论时指出，科学家在接受理论时并不总是立场一致的（［１１］），他们在解释自己的理论时有时是实在论者，有时是工具主义者。例如，在长时期内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原子核模型，一为壳层模型，一为液滴模型，科学家在处理不同领域的现象时同时接受和采用了这两种模型。的确，科学家并不总是采取方法论的实在论的立场来从事科学研究，有时只是考虑理论的自治、简单性、普适性或适用范围更广也可导致重要的科学发现。而且，撇开科学家的主观信念不谈，现代科学上的一些术语的确也并无十分明确的指称，或者暂时还无明确指称。正因如此，反实在论者抓住实在论者的某些漏洞而进行反击，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形成了双方长期对峙的局面，历史主义者也强调科学发展的历史特征而批评实在论者。
综合以上对三种主要科学发展观的评论，每一种进步观都讲出了自己一定的道理，都可以引出若干个重要的科学史实为自己作论证。但每一派都主张自己的模式概括了科学发展的主要事实，并以此来批评别的发展模式的不恰当性。然而，如果跳出流派之见，就可看到它们各自的缺陷。逻辑经验主义者和实在论者都主张科学的积累发展，强调其继承性，前者拘泥于形式化的逻辑分析，后者则以实在论和客观真理论作为解释理论进步和成功的主要法宝。普特南还以人的类的实践活动来解释不同共同体之间的可通约性问题。但逻辑经验主义者忽视了科学共同体活动的历史性、突变性和间断性，历史主义者抓住这一弱点而实现了科学哲学向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转变，突出了理论发展的间断性和革命性，不同范式之间的不可通约性，但因此又跳到另一个极端。实在论者恢复讨论古老的实在论命题，但仅仅以此为标准来衡量和评价科学进步，忽视了科学家研究活动和信念的多样性和主观性的一面，同样也未能概括科学进步的全部方式。
如果把评论的视角进一步扩大，我们甚至可以提出更为重要的问题：为什么非要把科学进步概括为一种统一的模式不可呢？为什么不可以提出多元论的解决办法？即干脆承认至少在目前还找不到一个统一的科学发展模式，从而允许多种模式并存，以解释不同的科学史实和案例。我们承认上述三种主要模式各自适合于自己的对象，或适合于若干案例的主要方面，但既然没有统一的模式，也就没有可统一判别的标准，需要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史家因案例而异地处理问题。甚至对同一个案例也可以接受从不同视角作出的不同说明。例如，哥白尼革命的确否定了旧式地心说的许多结构性的成分，但精通数学的哥白尼经过反复计算，最后得出结论说，采取日心说要比已经设置众多本轮均轮的托勒密体系简单得多，我们难道不能说简单性是哥白尼以日心说取代地心说的一个重要的追求动机和评价标准？我们也不能否认哥白尼体系中所继承的托勒密体系的某些成分。只是由于政治、神学、信仰和意识形态的众多历史局限性才使我们几乎忽视了这些方面。广而言之，追求统一性和一元论是人类思维的一种天性，从古代的哲人到今天的普通市民，能够自觉容忍多元并存事实者并不多见。我们并不一概地反对一元论的结论，但要强调的是，当认识的条件还无法取得一元统一的结论时，倒不如承认现实，容忍方法论、评价标准等等的多元并存，这或许可以为科学哲学的发展开辟更为广阔的道路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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