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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人道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1)-科技哲学
来源:  作者:卢风  点击:次  时间:2002-02-09 00:00于哲学网发表

 剩下的办法似乎只有通过法律程序对造成环境污染的法人团体实行经济制栽,根据其造成污染的程度而处以一定数量的罚款,这正是现在通行的方法。在这种条件下,如果一项会造成严重污染的投资有一亿美元的利润,而罚款仅仅一千万美元,投资者大多会毫不犹豫地进行投资。西方社会的企业界巨头们以及全力追求工业化的国家的决策者们不大可能让污染罚款数量达到使投资者无利可图的地步。只要某种商品有足够广阔的市场,商人们就不会放弃生产这种商品。毒品是显然有害于人类的,仍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进行大规模生产,更不用说会造成环境污染的商品生产。
如果说对新的投资项目较易采取经济立法手段以阻碍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项目上马的话,那么对那些过去已投入巨额资金现在正严重污染环境的工矿企业就很难以此手段有效制止其对环境的污染了。中国兰州工业废气对大气的污染已使乘坐飞行于兰州上空飞机的人们看不见兰州,有两家造成严重污染的企业领导者在电视上表白:“如果要我们治理污染那么我们就一点经济效益也没有了!”怎么办?是要这些企业,还是要兰州的蓝天?
人类对许多工业品的依赖就象吸毒者对毒品的依赖一样,而这些工业品的生产和消费都是与环境保护直接冲突的。在现代社会,谁也不愿放弃坐汽车而退回到安步当车的时代,故随着经济的发展,汽车的需求量越来越高,而汽车的生产和消费都是对环境的污染。发达国家可以较好地保护自家的环境,而利用资本和技术上的优势把污染环境的工业转移到第三世界,然而这样做对解决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有何裨益?人类已深陷工业文明的困境之中!这是人类中心主义误导的结果!
    四
面对人类的生存危机,人类必须放弃人类中心主义的成见,必须明白,人类前途光明与否不仅依赖于人类共同体内部是否可以和平共处,还依赖人类能否与自然和平共处。那种认为科学日益朝着对自然奥秘包罗无遗的认识进步的观点只是个关于科学进步的神话。科学所说明的只是引起人类注意和与人类生存发展密切相关的现象,我们既不能说能引起人类注意和对人类生存发展密切相关的现象之总和就是自然奥秘的全部,也不能说这样的探究就趋向于对全部自然奥秘的把握。自然非为人类所创造,所以人类不可能完全认识自然。自然永远隐匿着无限多未为人类所知的奥秘。有鉴于此,人类今天不该轻浮地将古人对自然的敬畏当作笑料。
据说新墨西哥的印第安人在耕种时拒绝使用钢犁,因为它会伤害母亲(大地)的胸脯。他们在春天耕作时要从马蹄上摘下马掌,免得伤害怀孕的大地。〔13〕中世纪的农民把土地、植物和动物都看作是神创造的,他们把他们的收获品也看作仁慈的上帝的礼物,〔14〕从而出于对上帝的敬畏而对自然保持一份敬畏。这在现代人看来是可笑的,因为现代人在科学的熏陶之下,把一切自然物的演变过程或生长过程都看作可干预、可控制的,今天不可干预,不可控制的东西,明天则可能成为可干预、可控制的。没有什么神秘的东西,科学这把万能解剖刀会把自然的一切解剖得淋漓尽致,从微观到宇观的一切奥秘终将为人类所知晓,从而一切过程皆可为人类所控制。所以自然是人类的征服对象,而初民和中世纪人对自然的敬畏完全出于他们的愚昧。
现代人所获得的自然知识确实比古人的知识丰富得多,从而能以古人所想象不到的方式“驾驭”自然。现代人诚然没有古代人那种无知的愚昧,但却有另一种愚昧。现代人类所面临的生态危机就是由这种愚昧造成的。所以,现代人需要一次新启蒙。其主要目标在于达到这样一种体认和共识:自然永远隐匿着无限多人类未知的奥秘,对于人类的每一次征服行动,自然都给以了报复,所以人类应恢复对自然的敬畏。这本是个浅显的道理,现代人却因过份陶醉于科学技术的成功而将其置诸脑后。
19世纪末的物理学家曾认为物理学大厦已完全建成,20世初物理学史上最令人难忘的事件却是那座曾被认为即将建成的大厦的坍塌和新物理学大厦的重建。这场物理学革命给人最深刻的启示便是卡尔·波普所总结的知识可错论,即自然科学知识也只是关于自然奥秘的猜测,它本质上是可错的,“事实上我们的知识只能是有限的,而我们的无知必定是无限的”〔15〕。连努力要将一切知识奠定于一个可靠基础之上的逻辑实证主义者也不能不承认科学知识只能得到经验证据的概然支持,而不可能获得绝对的确实性。如艾耶尔所说的,“……没有绝对确定的经验命题。只有重言式是确定的。经验命题和所有假说皆可根据实际感觉经验(actual sense-experience)加以确认或怀疑。证实这些假说的、我们用以记录观察的命题本身也是须接受进一步感觉经验的检验假说。所以没有什么最终的命题(final propositions)”〔16〕。但波普认为科学知识在无限地逼近客观真理,即逼真度在不断提高,〔17〕而逻辑实证主义者相信科学知识是积累式的进步的〔18〕。
到了本世纪六十年代,库恩等科学哲学家则依照科学演变的历史事实,重绘了一幅科学变化的图景。依库恩之见,科学的演化表现为从前科学到常规科学,经危机和科学革命而到新的常规科学,如此循环往复。历经革命的前后两个科学范式是不可通约的,如库恩所指出的,“……范式改变了,世界本身也随之改变了。在新范式的指引之下,科学家们运用新的仪器看到了新的、不同的事物。就好象这个职业共同体突然之间被转移到另一个行星,在其上类似的东西却被以不同的观点加以看待,也被不同的人们所分享。……范式的改变确实使科学家以不同的方式去看他们的研究所涉及的世界。就人们总是通过他们之所看和所做才涉及世界而言,我们可以说,经历了革命之后,科学家们面对了一个不同的世界”〔19〕。历经革命的科学范式既然如此不可通约,那么科学演化就不可能是科学真理的积累。我们不能说库恩等人的观点是对科学变化的唯一正确的理解,但我们可由之得出一个确定不移的结论:科学进步决不是向囊括一切宇宙奥秘的真理大全的无限逼近。
对现代人的新启蒙仅有这种认识论和科学史方面学究式的论证是不够的。人类不在实践中吃尽苦头不会改弦更张。科学知识虽是可错的,科学进步也不是朝包罗一切宇宙奥秘的真理大全的无限逼近,但在实际运用中却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或胜利远多于失败,归纳的习惯使人们相信科技征服自然的潜能无限。实际上科技发展的历史也并不全是记载胜利与成功的历史,但人们因为过份看重最后的胜利,而忽略了胜利之前的挫折和将来可能会遇到的失败。今日人类所面临的生存危机当促使人们不要总欣赏科学技术的胜利而对其失败视而不见。自然对人类的报复还不够多吗?
新启蒙并不要求人类放弃科学技术而重新赤条条地回到森林或原野,而只要求科学技术保持一份谦逊,而对自然保持一份敬畏。这种对自然的敬畏既不同于初民对自然的敬畏,也不同于中世纪人对上帝的敬畏,这是基于对科技本质的正确认识和对人与自然之关系的深刻理解的敬畏。科学技术是人类适应自然、谋求生存与发展的工具,它应从属于人类谋求幸福的生存意志。面对今日的生存危机,人类必须在世界观、价值观方面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视界,但在解决具体问题(包括环境保护方面的问题)时仍不得不求助于科技。
人道主义者与人类中心主义者都执着于对人类幸福的追求,这是不容指责的。人类中心主义论证的要点似乎是:任何一个人都只能作为人而思考、论证、实践、行动,他不可能跳出人的立场之外,他不能不以人类利益或幸福为自己关怀的中心,人怎么可以不为人类着想却为山川河流、花草树木、飞禽走兽着想呢?这种论证似乎如同“人不吃饭会饿死”一样无可反驳。然而为人类着想未必要固守着人类这个中心,走出这个中心,才会有更宽广的视野。自私自利的人,走不出自我中心,只盯着个人私利而不注意社会公益,这就决定了他视野和心胸的偏狭,也决定了他不可能是最能取得成功和最能自我实现的人。人类若只关心自己而不顾自己的生态环境,便像自私自利的个人一样不能有效地实现和保护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


注:
〔1〕Stephen F·Mason, A History of the Sciences,  NewYork:Macmillan,1962.PP.253—260.
〔2〕〔4〕〔9〕John D. Bernal, Science in History,  London:Watts and Co.,1954,P.363,P385,P.399.
〔3〕Gaston Bachelard, The New Scientific Spirit,  Boston:Beacon,1984,P.7.
〔5〕[德]康德著,何兆武译, 《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1991版第24页。
〔6〕Paul Edwards(ed),th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vol.4,New York:Macmillan and Free Press,1967.
〔7〕Abraham Wolf, A History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Philosophy in thd Eighteenth Century, Vol.1, New York: Harperand Brothers,1961,P.27.
〔8〕Thomas Hankins, Science and the Enlightenment, 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PP.3—13.
〔10〕〔11〕Ivan Brady and Barry Isaac (ed), A Reader inCulture Changes,Vol. land 2,Halsted Press Division, John Wileyand Sons, 1975,P24,P24.
〔12〕[美]弗洛姆著,孙依依译,《为自己的人》,三联书店1988版,第38页。
〔13〕〔14〕[德]冈特·绍伊博尔德著,宋祖良译,《海德格尔分析新时代的科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版第22、27页。
〔15〕〔17〕[英]卡尔·波普尔著,傅季重等译,《猜想与反驳》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版,第41页。
〔16〕A·J·Ayer,Language,Truth and Logic,Penguin Books, 1987,P.124.
〔18〕Ian Hacking, Representing and Intervening,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 1983,PP.67—68.
〔19〕Thomas S.Kuhn, thd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thd Uni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0,P.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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