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试图从后现代性与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现存性、后现代主义趋势与科学实在论的转向以及解构战略与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特征这几个方面，去阐释后现代主义与科学实在论之间的关联，从而说明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之间既相互区别，又相互渗透和融合的发展趋势。
自本世纪中叶以来，后现代主义思潮逐渐地席卷了整个西方哲学的各个领域。特别是它以分离、解构、消解和非中心化为特征的“后现代性”，具有着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和反表征主义的实质；因此，它冲击了以认识论为核心的现代思想框架，为传统的形式、观念和价值标准的可接受性带来巨大的震撼。无论人们如何去评价或褒贬后现代主义的真正意义，其广泛的效应都是不容忽视的。不言而喻，这种效应也不可避免地在科学哲学领域中泛起它的漪澜。当“后现代性”渗入科学实在论的研究中时，后现代科学实在论便孕育而生，并作为整个后现代思潮的组成部分自然而然地打上了这一时代的烙印。
一、后现代性与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现存性
一般地讲，人们用“后现代主义”一词去描述文化领域中的后现代运动及其现象，以区别于现代主义运动、本文和实践；而用“后现代性”一词去描述伴随后现代运动而呈现的一切可标榜的后现代特征。然而，事实上并不存在统一的后现代理论，或者一致的一组立场。后现代理论的繁杂性和立场的多元性，是后现代主义运动令人眼花缭乱的一个基本状况。所以，“后现代”概念本身只是表明了一种文化、社会、政治和哲学等等发展的历史趋向性，而不是任何一个确定不变的理论。在这里，历史的趋向性与理论的特殊性决不是等价的。无论如何，当后现代主义在对历史作出嘲弄式的批判或否弃的形式下，试图去重新定位当代文化的走向和基点时，它们也自然地构成了一种影响科学自身发展的特定人文环境或人文途径。从这一相关性上讲，后现代主义运动至少体现了以下几点后现代性特征：
第一，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反科学主义”的理智运动。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它要向所有相互对立的理论、范式和学派都共同遵循的某种元科学纲领挑战。它批判了现代主义认为科学本身是一个具有特权的理由形式或真理媒介的观念；反对唯有科学知识可以被安全地建构的科学主张；驳斥了现代主义坚持科学理论具有保证科学研究概念基础作用的思想，否弃了现代主义以为科学是或者应该是价值中性的立场；强调了科学的实践的和道德的意义；展开了与一致性地建构科学真理的信仰的争端。一句话，“后现代主义的核心就是，它批判了认为科学认识是普遍的，因而它能够通过非语境的方式予以证实的主张。”[ 1]从而擎着“反对科学主义”的旗帜，在批判现代主义中，重新构置科学知识与社会之间的关联，以及科学、本文和叙述之间的联结。
第二，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新的文化经验”。60、70年代以来，高科技的应用、传输媒介的爆炸、政治形式的变换、资本主义经济的动荡、新的时空经验的感受以及社会主体性的突出等等，这一切促使了后现代主义在科学上导向了一种新的文化经验，并以此来对抗那些元理论的理性经验。这种新的文化经验的本质就在于，它把社会看作是由无限多的生成意义的文化载体所构成的，一切都是相对地自主的和自足的，都服从于它们各自的独特轨迹，都有其自身的真理的有效性条件。换句话讲，在这种新的文化经验的框架内，一般的理论标准被消除了，普遍的基本概念的分析和说明被解构了，一切都诉诸于特殊的文化经验的直接意义，其典型的口号就是“真理的标准是依赖于语境的。”［1，p6］
第三，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批判性的解构战略，后现代主义抱着怀疑和疾世如仇的态度去看待世界和本文，其目的并不在于获取最大限度的清晰理解，而在于批判和摧毁；在于有意识地去“错解”或“错读”，而不是理性地建构和逻辑地抽取；并不诉诸于任何权威，而是玩那些当我们烦恼时可以改变其规则的游戏，“其信条就是：别对任何事情太认真，这不值得烦恼。”[2]因而， 它试图破除所有已确立的科学学科之间的边界，去讲说超学科的论述，并让表达、真理、理性、体系、基础、确定性、因果性和意义等概念，在对历史和现实的嘲讽中消失。而其根本性的战略目的，则蕴存于摧毁、解构、取代、破坏、区别、断裂、消除、分解、不确定、非中心化、非神秘化、非整体化及非正统化等等这一系列批判性的概念之中。[3]后现代主义运动的一切形式和内容、动机和目的、手段和途径，都需要通过这一批判性的解构战略去实施和实现。正是这一战略，构成了后现代主义自身。
不言而喻，从后现代特征中所表现出来的后现代主义的人文精神，把“反科学主义”作为其反传统的一面旗帜，把“新的文化经验”作为反基础主义的一只号角，把“解构战略”作为反本质主义的一场冲锋。在这里面所蕴含着的反理性主义、反权威主义和反教条主义的趋向，不能不作为普遍的后现代性本质影响“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发展。
然而，“后现代”科学实在论仅仅是“后现代性”在科学哲学研究领域中的某种时代的映射或影响，它并不等同于后现代文化或艺术中的任何特殊的人文主义流派。同时，后现代科学实在论也绝非任何单纯的、抽象的允诺，而是具体地和内在地渗透于科学的理论、历史和社会的研究之中。在这个意义上，对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理解应当是多形态的、多层次的和多视角的。对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后现代性”的理解过于狭窄，将会抹杀当代科学实在论发展的多样的趋向性及其真实的意义，也将失去把握它的“后现代性”跳动的脉搏。在这里，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存在性，并不在于它是否具有某种确定的“组织形态”或贴有标签的“理论模式”；而在于在当代科学实在论的发展中，它是否产生或具有某种渗透着“后现代性”研究视角和方法的转换、趋向的调整或认识论基点的重新定位。从本质上讲，后现代科学实在论是一种“无形的”思想倾向或方法论趋向，它的存在性就恰恰在于这些倾向或趋向之中，所以，后现代科学实在论仅仅是一种科学哲学的“研究战略”，而不是任何固定不变的教条或模式；提出“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概念，正是为了更准确地去把握当代科学实在论进步的某些时代的特征，而不是其它。从这个意义上讲，后现代科学实在论就不是什么不可捉摸的“神话”，而是可感知的“现实”了。
但是，与整个后现代主义的人文精神所不同的是，后现代科学实在论仍然高举着科学理性的旗帜，把坚持、弘扬和发展科学理性作为其奋斗的宗旨。它的后现代性仅仅在于，弱化规范理性对科学活动的强约束，延展科学理性运动的疆域，开拓实现科学理性的新方法，在科学主义的精神中引入人文主义的精神，把科学的社会化和社会化的科学看作是一致的，从而在科学哲学的研究中，推进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趋势。所以，后现代性在科学实在论中的表现是曲折的、非直观的和深层的。但这正好表明了后现代性在科学实在论研究中的时代性、必然性和深刻性。我们不能用前者来否定后者，也不能用后者来简单地代替前者。事实上，人们否认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存在，是否认了反科学主义在科学哲学中的存在，决不能否认后现代性特征在科学哲学中的展开；后现代科学实在论者们讳言自己是后现代主义者，但却绝消除不了在他们理论中所渗入的后现代性的研究趋向。总之，对于科学实在论的这种时代性的走向，应当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而不能仅仅囿于形式上的言词。
二、后现代主义趋势与科学实在论转向
在后现代主义的运动中，尽管派别林立，观点繁杂，但却存在着两种最基本的、既相互区别又相互渗透与融合的倾向或趋势。一是以莱奥塔德（Lyotard）为代表的局域论的趋势， 强调世界已被破碎成了局域的、自主论述的世界，试图发展被称之为后现代条件的“莱奥塔德描述”。二是以德里达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的趋势，强调后结构主义的因素贯注于后现代的意义难题。从而导致了一种将意义看作是可逃避的和不可靠的观念立场。这两种趋势均从不同的层面和视角，对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转向产生了潜在的和间接的影响。
首先，消解和摧毁元论述的神圣性及其尊贵地位是局域论趋势的根本宗旨。莱奥塔德对后现代主义趋势的途径做了这样的描述：“对于语言游戏的非同质本质的认可是第一步……，第二步是确定一个游戏规则的任何一致性和在其中可行走的步骤必须是局域的……，因而，这一趋势倾向于有限的无论证的多样性，并且这种论证涉及了其在时空中的限制。”[4]这也就是说， 后现代世界被看作是破碎成诸多孤立世界的世界，它是在不能由任何基本的元论述所统一起来的局域论述的多元性中，各种要素的随机组合。
正是从这一基点出发，局域论趋势要表明：
1、科学本身并不是同质的论述， 而是多样研究领域和行为的“空洞标签”；事实上，存在着多样的玩其自身游戏和产生其自身局域规则的科学。
2、后现代哲学已中止了对其自身传统特权的欣赏。因为， 哲学既不能超越世界的多样性而仅仅提供单一的形而上学洞察，也不应提供对于世界的单一认识论的线索。传统的哲学家们实际上只是生产着标准、规范、规则和陈词滥调等等的集合，而人类理智和文化的物质性和丰富性都被亵渎了。
3、主体总是在特定的概念框架、信仰和语词的集合中去把握对象，因此中性的观察者不存在的。与此相关，理性既非约束于语形，也非仅仅由逻辑来规定，而是依赖于语境并历史地被决定的。
4、 人们不可能在一个本文中抽出或证实某一永恒不变的教条或启示，后现代主义追求的是评价的多维空间，而意义恰是在多维空间中传播的。因而，当使用“批评”一词时，并不意味着“说明”而是意味着“刺激”。本文解构的实质就是要从单一的解释走向多维的评价，由教条性的说明走向启迪性的刺激，由守旧走向破除，由一统走向多元。
总之，局域论的趋势反对用元论述去统一局域论述；强调案例分析而不顾基本的理论背景和系统的建构；不注重对一般特征的沉思，而突出对结构和组织形态（科学、文化、社会建制等）之间的相互关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多元的论述以特殊方式存在着与科学的联结，而科学以多重层面与社会相互作用，以致于不存在孤立的科学哲学的领域，人们对于科学哲学之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及心理的分析，不应再受到狭隘科学哲学的歧视。
其次，解构和放弃逻辑及任何本文的规则是后结构主义趋势的核心目的。局域论趋势是要把意义难题由普遍引向局部，是要在一个确定的社会、文化或科学的局域内，在一个特定的时空中，去使用局域的语词并求解局域的语言游戏，以达到对意义难题的解决。而后结构主义的趋势则认为，限制意义及其有效性的范围，并不能使对意义的把握更容易或更可能；应当把意义看作是可逃避的、不可及的或不可把握的。
“后结构主义”的意义概念发展了索绪尔（Saussure）的结构主义的观点，即意义从来不在符号中表现，它总是分布于符号总体之中，并且是由未陈述的战略整体性所生成的。结构主义者否认了意义的表征概念，认为意义并非由它们的指称所决定，而是在意义的关联网中被捕捉的。一个符号的意义是由该符号中未出现的不同结构所构成的，正是这结构划定了符号间的界限。一个符号意义的显现，依赖于在一个否定的方式中该符号不是什么的背景。在这一点上，德里达比结构主义更进一步，主张这些不同的结构从来不能被决定，因此，意义也从来不可能是完备的。“一个符号的意义是由永远不出现的其它的踪迹所决定的。”[2，p32]关键的是，后结构主义趋势并不想把握意义所渗透的各种结构，而是试图表明生成意义的结构如何才能被消解。德里达把这种解构行为与西方文化（科学是典型案例）的困扰作了比较，并以此廓清问题，对它们进行分类、整理，把它们包含在一个整体系统内，并形成不同层次的体系，以使意义展示出来。总之，使意义明显地通过结构的消解展示出来，而不是隐含于结构的神秘现象之中，正是后结构主义的途径。
之所以这样认识问题，是因为后结构主义趋势认为“本文是我们能够接触的唯一实在。”我们没有进入世界自身的途径，本文构成了我们的世界的界限。谈论世界就等于谈论本文，因而，理解本文的不可能性恰是不能理解世界的另一种表述。由于本文（世界）决不可能是一致的或符合的，在本文内在的意向性与各种表达形式之间就存在着特有的分离张力，任一本文都背叛其自身而期望使这种分裂潜势获得自由。所以，后结构主义的焦点就聚集到了关于本文的分裂效果上。正是这种分裂效果表明，由于不存在先验的表征，意义永远不能被完全地被把握；这正像模写和延续是无止境的，因而不存在我们能够移动地球的“阿基米德支点”一样。
后现代主义的这两种趋势从不同的侧面对科学哲学的发展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历史性的影响。譬如，把科学哲学看作是一种后现代的“本文活动”，一种对不同性问题的解决；消解以现代逻辑主义为中心的权威主义、教条主义和本质主义，反对为科学研究活动的规则和目的“立法”；把研究的焦点集中于科学的语境、修辞以及讲话的方式上等等，就与整个后现代主义的趋势是同性的。历史地讲，在后现代主义的趋势的影响下，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发展与科学哲学整体发展中的“解释学转向”和“修辞学转向”密切相关。随着逻辑实证主义“统治”的衰退而开始的科学实在论的复兴运动，恰是与科学实在论由“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转换在趋向上是一致的。在这个意义上讲，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发展与这两个转向相关，已经历了两个自然而又必然的阶段。
其一，“解释学转向”促进了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孕育和生长。事实上，伴随着20世纪“语言转向”的洪流，逻辑经验主义并没有超脱传统基础主义的巢穴。当它期望将科学理性的重建奠立在“不可置疑的感觉材料”基础上时，只不过是从语言分析的形式上将基础主义极端化了。“解释学转向”作为对“语言学转向”的反叛，是一种基于历史经验主义的分析，反对根据科学主义的教条去对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进行绝对划界的“实践活动”。在这一运动中产生的范式转换、新的理解和阅读本文的方式，标志了后现代主义在科学哲学研究领域中的出现。[5] “解释转向”作为一种运动的深入发展，在更广阔的时间序列和社会空间上影响了科学实在论的进步。特别是促进了科学哲学与人文哲学、语言分析与解释实践、科学技术与人类知识的社会化等等之间的结构统一性和意义的一致性。科学实在论导向了整体论和自然主义的认识论取向，并推进了科学实在论与社会语言学、认知心理学和科学社会学相互融合的研究趋势。这表明了科学实在论作为一种后现代科学哲学思想和方法论的形式，不断地扩张和渗入了人类知识的广阔领域。[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