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语用的经验性是奎因自然主义的一个强特征。奎因自然主义的一个本质要求，就是要在经验的意义上使用指称概念去消除语义的柏拉图主义和语义的唯名论之间的区别，反对将语义学与语用学分离开来。在语义学领域中，一方面倾向于汲取数学和分析形态的洞察与方法，另一方面又关注在心理学、语言学、人工智能和神经学中的相关发展；既扩张研究的广阔视角，又将理性的“冒险”与非理性的“实用”结合起来，形成一种张力并在这种张力中存在，这正是奎因自然主义语用观的本质。在这一点上，语言的使用是一个自然的语用问题，而不是任何先验的分析问题。所以，奎因曾指出：“当我把对一个句子的理解定义为对它的真理条件的认识时，我并非提供了一个决定性的定义，我的‘认识’一词正像‘理解’一词本身一样是一个贫乏的依赖点。”［（１０）］在这里，奎因没有一般地否认对真理条件性的认识，而是把这种认识看作是一个自然的、后验的语用过程；只是从先验的非语用的分析上讲，它必然是“贫乏的”。事实上，自然主义的语用观构成了奎因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执法官”，除了可还原的物理实体和抽象的集合之外，它排除了伴随日常语言和科学生长的任何假的和多余的客体。所以，奎因的自然主义的语用观不在于仅仅给出一种有理由的语言实践，而在于由经验的自然性走向理性的消解和批判。
最后，奎因的“弱”物理主义与他的自然主义是等价的。在奎因看来，与语义学相关的物理事实表明了它们自身所具有的语言倾向；反过来说，具有任何语言倾向的语言行为都是一种确定的物理事实，这是奎因的特殊的“弱”物理主义的形式。只要语言是一种自然的社会艺术，人们就只能在公众承认的环境中，唯一地根据其他人明显的行为事实作为物理证据去获得它，因而行为事实起到了语义事实的功用。所以，与语义解释或语言翻译相关的事实是行为事实，超越行为（物理）事实的任何意义或指称的还原都是不确定的。奎因的物理主义就在于，它并不把行为事实仅仅看作是先验的或认识论的问题，甚至不是单纯的证据问题，而是一个“本体的、实在的问题”。因为，当我们指出两个翻译手册是相等的时，即意味着不存在哪个手册是正确的事实问题，而只是在于“它们在物理意义上是等价的。”（［１］，Ｐ·１１２）在这一点上，自然主义与物理主义的等价性，推进了奎因的语言的自然主义与实在论的表征论之间的某种可相通性。
三、重建自然主义的经验论与消解传统实在论
重建自然主义的经验论并由此去消解传统对应实在论的基底，从而实现自然主义认识论的纲领，是奎因自然主义的目标和归宿。这一目标和归宿已内在地蕴含于奎因自然主义的出发点及其自然主义的语言观之中，并是它们逻辑空间的延展和体现。
１．从自然主义经验论的前提看，奎因对传统认识论的批判，主要地集中于笛卡尔的理性实在论和洛克的经验实在论的消解之上。而且，他对存在先验真理的理性主义的批判与对存在分析真理的经验主义的批判是一致的。在他看来，一方面，那些具有先验特权的真理及其标准，从自明的原则到自明的步骤，都是一种纯粹的逻辑循环，必须予以消解。另一方面，传统经验主义主张感觉经验展现了特定后验的、综合的、归纳的真理和标准，并由此试图演绎出所有自然的真理，则是一种“激进的”经验论。事实上，在这样一种感觉经验的基础上，自然的真理既不能被演绎，又不能被理性地构造，不存在经验论者所想象的分析真理。所以，奎因是要在哲学存在于自然科学本身中的科学主义的立场上，去建构一种新的自然主义的经验论。这正如前文提到的，只有在语言的自然主义的基础上，哲学才能成为科学的一部分或它的延伸，奎因的自然主义的经验论才能实现。这就是为什么奎因的自然主义的经验论，要以自然主义的语言观为基础的根本原因。
２．从认识论与本体论的关系来看，奎因认为本体论涉及的是“真理”问题，而认识论涉及的是“方法和证据”问题，由于证据是“感觉的证据”，因而认识论就是经验论。所以，经验论不是关于真理的理论，而是关于证据的理论；经验论的目的不在于告诉我们“存在着什么”，而仅仅在于表明存在着“存在着什么”的证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奎因提出了“经验论是关于本体论的认识论”的见解。（［１］，Ｐ·４５）本体论与认识论的这种关联，是一种相互制约性的关系。这种相互制约性就在于，认识论（经验论）是作为经验心理学的一部分包含于本体论（自然科学）之中；同时，正是认识论（经验论）提供了对本体论（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和证据（包括经验心理学本身）的说明。
奎因的这种认识论包含于本体论中的观点，有三个基本理由：（１）认识论假定了外在世界的存在；（２）认识论的两个基本原则（Ａ．科学的证据是感觉的证据；Ｂ．语词意义的所有填充必须完全依赖于证据）是本体论的蕴含；（３）认识论与世界、感觉报告的接触点是物理实体，即属于物理本体论的客体。而所有这些方面又都必须在本体论性中获得它们的方法论的证明。所以，“认识论在自然科学中，自然科学在认识论中”的名言，正是奎因自然主义经验论的高度“缩写”。（［１］，Ｐ·４８）在这里，我们必须注意的是：第一，奎因的自然主义经验论所要排斥的是对应实在论的抽象性和简单性，而不是一般的实在论的本体论；恰恰相反，正是实在论的本体论构成了经验论的前提；第二，自然主义经验论的功能在于为与其相关的本体论提供证明，而不是否证；第三，自然主义经验论的目的是要给出“科学是对实在论的测量”这一结论，并从这一视角去调和工具论与实在论的矛盾，以消解传统的对立；第四，归根到底，奎因的自然主义是经验论的认识论与实在论的本体论的统一，因为正是“自然化的认识论要求了经验论的客观化。”（［１］，Ｐ·５４）
３．从经验论的范围看，奎因的自然主义的经验论并不是毫无边界地任意的，它事实上存在着本体论性的约束。这种约束的必要性在于，尽管观察陈述联结了语言与世界，但作为经验体现的观察报告不具有独立于理论的纯经验的性质。在这一点上，它与逻辑经验主义的不同是，观察语句在语言的行为主义特征的基础上，显示了意义的整体性，因为真理和意义从属于整个理论及这些语句。奎因不同于卡尔纳普，他不是一个反形而上学家。但是，他从三个本体论的原则出发给出了自然主义经验论的总体限制：（１）不允许接纳不可说明的实体，除非它们能够用日常科学术语被解释；（２）保留“奥卡姆的剃刀”，不引入不需要的实体；（３）通过保持对所使用的名词、代词和量词意义的可还原性，确定在理论化中所表征的实体。（［７］，ＰＰ·１３２—１３３）正是在这样一种本体论的限制中，奎因才能从行为主义的视角根据证据去构建理论的心理学分析。他明确地指出：“任何实在论的证据理论运用于语句时，必须是与刺激反应心理学不可分割的。”［（１１）］这种整体论的要求表明，对于任何一个观察语句来说，“刺激意义”（stimulus meaning）提供了使它从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的基础，即自然化的行为主义意义上的“客观实在”基础。任何以方法论原则为翻译所提供的“分析假设”，其难题正在于缺乏这种实在基础。因此，那些方法论的原则也就不能决定真正的“事实”。这样一来，语义内容进而命题态度的内容的不确定性的存在，就是一种真正的本体论的不确定性。奎因的自然主义的途径，就是要在对于语句的心理分析过程中，在具有本体论性的“刺激意义”与具有不确定性的语义内容之间的关联中，找到一条与客观实在联结的认识论途径。可见，奎因不是要在外在的意义上去探索理性分析的一致性，也不是要在内在的意义上去探索心理分析的客观性，而是选择了行为主义的途径，从而使认识论的自然化成为一种内在的经验论的本质。也就是说，奎因要在自然主义的框架内，使科学语言、科学心理、科学认识及科学本体都在行为经验的基础上获得内在化的统一。
４．从方法论的意义上看，奎因内在化的自然主义经验论是一种“启发式”的经验论。这种启发式的意义就在于：第一，否定了每一个有意义的陈述都等值于某种以指称直接经验的名词为基础的逻辑构造，把那些分析哲学家们从自我设置的形式限制中解放出来，而转向心理的、社会行为的和自然实在的分析。特别是通过对经验论的重建，为科学价值观念的起源和本质提供了一种后实证主义的自然主义的说明。第二，经验的决定是不充分的，不同的经验在再评价问题上存在着极大的“选择自由”。因为，“科学是一个力场，它的边界条件就是经验。在场的周围同经验的冲突引起内部的再调整，要给我们的某些陈述重新分配真值”。［（１２）］所以，没有任何陈述是免受修正的，即任何陈述都是可谬的，区别仅仅在于不同的陈述具有不同程度和范围的经验意义。第三，不能脱离开特定的科学理论去谈论本体论，这是自然主义经验论的整体性要求。所以，在自然主义的尺度上，奎因“只讲物理条件而不讲经验标准”。（［３］，Ｐ·２３）这也就是说，语义的思考不是要从本体论性上去断言实在，而是在于分析的方法和说明的证据；语义的思考不属于本体论，而是属于本体论的方法论，因而属于认识论。这是对于传统意义观的消解，是对指称问题进行自然主义思考的必然结果。所以，一个好的科学理论就是要处于两种对立的力的张力之中，即一个是朝向（经验）证据的力，一个是朝向（整体）系统的力。第四，在自然主义的经验论之中所蕴含着的本体论的承诺，不是关于事实的问题，而是关于为科学选择一种方便的语言形式，一种方便的概念体系或结构的问题。这二者之间不具有双重的标准，它们统一的标准只在于经验的适用性或实用性，本体论的承诺最终是为了使“经验的规律更简化和更易于处理。”（［１２］，Ｐ·３３）在这里，本体论的承诺和扩张展现为一种自然主义经验论的手段而不是目的。然而，我们必须看到的是，奎因自然主义经验论的启发性既具有着对科学实在论复兴的解放的意义，又具有着对传统对应实在论的消解作用，它构成了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生长的催化剂。
四、结束语
奎因的自然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的哲学的一元论，尽管在摧毁逻辑经验主义的经济、从而促进哲学转向的过程中有着它不可磨灭的历史地位，但是它作为宣判传统认识论已经“死亡”了的自然主义认识论纲领所具有的缺陷，却遭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批评。这些批评主要地表现在：首先，奎因在行为主义的基础上，从方法论的视角否认了对于指称和概念体系的语义学研究的意义是过份地绝对化了。因为在一个给定的理论的座标系统中去研究这些问题，完全是可行的。事实上奎因自己也并未真正地抛弃语义分析的方法，只不过改变了意义分析的基点而已。其次，奎因关于科学的对象理论决定了本体论约定的见解太简单化了。在奎因看来，接受一个理论就是承认它所定量化的客观对象的存在。然而，在对象理论中什么被定量化，这不仅仅依赖于它们所解释的现象，而且依赖运用于解释中的科学概念的本质，甚至这些条件还反过来依赖于某种哲学的背景理论。科学家在对论题本质的选择中，他们的哲学背景将“污染”本体论的确定。所以，纯粹自然化的自然的本体论是不存在的，这一点削弱了自然主义本体论的基础。再次，奎因的自然主义不可能清晰地在自然实体和理论实体的概念之间以及一般的科学方法论和实践的科学方法论之间作出合理的区分。因为，当把哲学理论的主张转化为特定科学理论所限制的“元理论”时，便在自然和理论、一般和具体、原则和阐释、证明和评价之间造成评判标准的模糊化，并会在一个自我封闭的怪圈中进行逻辑循环，从而却失去它们应有的可靠性。这正象凯茨对自然主义缺陷所做的总结那样：“当哲学思考导致了把自然主义的概念强加于一个特定领域的理论时，自然主义的谬误就出现了。因为产生了这样一个结果，即包含了那些概念的最好理论与该域中最好的科学理论发生了冲突。”（［２］，Ｐ·２５４）但是，无论奎因的自然主义存在着多少难题，这都不减弱它的自然主义认识论与科学实在论之间的关联及对它的影响。总而言之，奎因的自然主义的认识论自身需要证实，但不幸或幸运的恰是在他的哲学中不存在这种证实的余地。这正是奎因哲学自然主义的微妙之处，又是它的悲剧性的特征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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