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爱因斯坦的科学哲学是一个由多元哲学构成的兼容并蓄、和谐共存的统一综合体。这些不同的乃至异质的哲学思想相互限定,珠联璧合,又彼此砥砺,相得益彰,保持了恰到好处的“必要的张力”,从而显得磊落轶荡、气象万千。这样的独特而绝妙的哲学思想很难用一两个“主义”或“论”来囊括或指称,我们不妨称其为多元张力哲学。这种哲学具有巨大的解释力量,例如爱因斯坦对“真理”概念的看法就包括着上述诸种哲学的视角和因素 。这样的哲学也具有巨大的启迪力量,它在爱因斯坦创立狭义相对论的过程中起到了显著作用 。在这篇论文中,既有经验论和操作论的成分(量杆和时钟的可观察、可操作定义,提出两个原理的经验启示,推论的可检验性等,但相对论的语义指称并非由量杆和时钟组成,因为该理论也适用于微观世界),也有理性论(对称性的考虑,追求逻辑统一性和简单性,用探索性的演绎法形成原理理论等)、约定论(大胆选择假设,同时性的约定等)、整体论(该理论是一个有层次、有结构、逻辑严密的整体,像考夫曼之类的单个实验很难动摇它,除非摧毁其整个基础)、实在论(作为研究纲领已渗透在整个理论中)的诸多因素。
以往的有些研究者往往看不清多元张力是爱因斯坦哲学的特色,更认识不到它的深邃意蕴和现实力量。他们误以为爱因斯坦的哲学“庞杂”、“多少有点混乱”,甚至指责爱因斯坦“在基本的哲学问题上居然安于作一个无原则的‘机会主义’,这显示出他的哲学思想的矛盾和局限性。”前面的论述已使这种观点不攻自破。我们在此只想指明,爱因斯坦的多元张力哲学不是庞杂,而是丰富多彩；不是混乱和矛盾,而是在对立和张力中和谐互补,从而形成一个有机整体；不是有局限性,而是虚怀若谷的开放性、包容性和广博性；不是无原则的机会主义,而是既坚持原则,又审时度势,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和应变能力——这正是爱因斯坦所谓的哲学上的“机会主义”之隐喻的真正涵义。对于政治上的机会主义者,他是很鄙视的,能够撕下他们的假面具,他就感到痛快。至于许多哲学家(包括波普尔、费耶阿本德、法因、范弗拉森等等)或出于自己哲学体系的偏见,或囿于某种单调、狭隘的认识论立场,肢解爱因斯坦,从爱因斯坦的众多言论中摭拾片言只语,作为证明自己观点的“铁证”和反对别人观点的“旗帜”,那就纯属拉大旗作虎皮了。
三、采取多元张力哲学的缘由
像批判学派的代表人物和爱因斯坦这样的哲人科学家为什么会采取或者要采取多元张力哲学的立场呢?我以为,其缘由有以下几个方面。
1.他们深知自然、人、人的活动和文化以及科学本身都具有两极张力或多极张力的特征。这些特征在帕斯卡和卡西尔的论述中得以深刻的揭示。帕斯卡说:自然不会停止于一端。自然把我们妥善地安置于中道,以致如果我们改变了平衡的一边,也就改变了另一边。我们头脑里的弹力也是这样安排的,谁要是触动了其中一点,也就触动了它的反面。人在自然界中到底是什么呢?对于无穷而言就是虚无,对于虚无而言就是全体,是无和全之间的一个中项。我们在各方面都是有限的,因而在我们能力的各个方面都表现出这个在两个极端之间处于中道的状态。一切过度的品质都是我们的敌人,极端的东西对于我们仿佛是根本就不存在似的,我们就根本不在它们的眼里；它们回避我们,不然我们就回避它们。中庸最好,脱离了中道就脱离了人道。 卡西尔表明,在所有人类活动中我们发现一种基本的两极性,这种两极性可以以不同的方式来描述。我们可以说它是稳定和进化之间的一种张力。这种二元性可以在文化生活的所有领域看到,所不同的只是各种对立因素的比例。有时是这一因素占优势,有时是那一因素占优势。这种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种种个别形式的特征,并且使它们各自具有自己的面貌。这种多样性和相异性并不意味着不一致或不和谐,所有这些功能都是相辅相成的。不和谐就是与它自身相和谐；对立面并不是彼此排斥,而是互相依存:“对立造成和谐,正如弓与六弦琴。” 我们所论的哲人科学家或者了解这些思想(比如迪昂熟知帕斯卡,爱因斯坦也可能获悉卡西尔的观点),即使有人不了解,也肯定会分享这样的思想或拥有类似的看法。尤其是,作为哲人科学家,他们深知科学的多面张力形象——它包括理论和实验两个方面,它既需要理性和逻辑,也需要想像和直觉。他们深知科学的历史是在经验论和理性论、现象论和实在论等等的张力关系中展开的,科学创造是在诸多哲学和方法论原理的张力状态的指引和启示下开辟自己的道路的。这个缘由以及紧接着的第二个缘由从而成为哲人科学家采取多元性张力哲学的主动缘由。
2.他们对哲学遗产以及科学和哲学的本性有清醒的认识。哲人科学家从小就对科学和哲学怀有浓厚的兴趣,他们涉猎广泛,学识渊博,又虚怀若谷,从善如流。我们已讲过爱因斯坦、皮尔逊等人的丰富的哲学源泉,其中不少人(尤其是其中的哲人科学家)都具有张力哲学的特点。再以迪昂为例,他不仅熟知帕斯卡,也熟悉亚里士多德和托马斯。亚里士多德曾指出,任何一种技艺大师,都避免过多或不足,而寻求居间者并选取了它。美德是一种适中,它是两种恶行——由于过度和不足而引起的——之间的中道,是以居间者为目的的。 托马斯是一位综合和平衡的大师,他以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作为联系德谟克利特和柏拉图两个极端的中间媒介,其学说在各种对立的两极保持了必要的张力。无怪乎有人这样称颂他:“从他以后基督教思想就再也没有失去科学态度,也没有失去对物质感性的科学态度。全宇宙是一件完整的作品,无论如何破碎的现象都不会是形而上学的弃儿:在存在的秩序中有张力,但没有对抗,……对比的出现是在一种更高原则上来表现对立的和谐,而并非要排斥掉一个前奏曲或将二者弄模糊。” 哲人科学家熟悉人类的哲学遗产,他们对于类似的睿智无疑能心领神会,甚或发生强烈的共鸣,从而在诸多的对立两极中找到最合适的联系中介、最恰当的互补因素和最微妙的平衡支点或比例中项。对于科学理论的本性,哲人科学家的态度既是批判的和反思的,又是本能的和自发的。前者的理性思考使他们认为理论是分类和发现的工具,后者的直觉领悟使他们认为理论指向日益精确和完美的真理。诚如迪昂所说:“在马赫、奥斯特瓦尔德和兰金以及所有审查物理学理论本性的所有人中,我们都能够注意到这些相同的两种态度,一个看来好像是另一个的平衡重量。宣称在这里只存在不融贯和荒谬是幼稚的；相反地很清楚,这种对立是一个与物理学本性在实质上相关的基本事实,我们必须如实地记住这个事实,如有可能就说明这个事实。” 对于哲学的本性,哲人科学家也心中有数。在他们看来,哲学史上任何一个认真的、严肃的、沉思的哲学派别,都有其长短优劣之处,都有其合理的积极因素,哪怕只是一小点思想火花。正确的思想方法是合理取舍、恰当矫正,使它们和谐互补,而不是把某元推向极端,或简单地排斥对立的一极。正如爱因斯坦在1918年所说:“我对任何‘主义’都不感到惬意和熟悉。对我来说,情况仿佛总是,只要这样的主义在它的薄弱处使自己怀有对立的主义,它就是强有力的;但是,如果后者被扼杀,而只有它处于旷野,那么它的脚底下原来也是不稳固的。”
3.问题的驱使。哲人科学家在科学实践中面对各种各样的亟待解决的前沿问题,他们手中往往缺乏现成的范式和工具,因而需要广泛地求助于哲学思维,以便弄清楚“鞋子究竟是在哪里夹脚的?”他们也需要采取不同的思路和发明新颖的方法灵活处理问题,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而墨守一隅,偏执一端,往往难以自拔。爱因斯坦在谈到科学家在理性论和极端经验之间摇摆的原因时说:一个逻辑的概念体系,如果它的概念和诊断必然同经验世界发生关系,那么它就是物理学。无论谁想要建立这样一种体系,就会在任意选择中遇到一种危险的障碍(富有的困境)。这就是为什么他要力求把他的概念尽可能直接而必然地同经验世界联系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态度是经验论的。这条途径常常是有成效的,但是它总是受到怀疑,因为特殊概念和个别论断毕竟只能断定经验所给的东西同整个体系发生关系时所碰到的某件事。因此他认识到从经验所给的东西到概念世界不存在逻辑的途径。他的态度于是比较接近理性论了,因为他认识到体系的逻辑独立性。这种态度的危险在于,人们在探求这种体系时会失去同经验世界的一切接触。爱因斯坦认为,在这两个极端摇摆是不可避免的。 依我之见,这种摇摆正是在问题的驱使下,哲人科学家力图寻找微妙的平衡和恰当的居间,从而在对立的两极保持必要的张力。
在这方面,马赫也有类似的精辟见解:“英国哲学家惠威尔指出,对于科学的形成来说有两件事是必需的,即事实和观念。仅有观念只会导致空洞的思想,而仅有事实也不会产生有组织的知识。我们看出,一切取决于现存在的概念适应于新事实的能力。过于迅速地屈从于一个新事实会妨碍稳定的思想习惯的形成,而过分僵硬的思想习惯又妨碍观察的自由。如果我们能够在这种斗争中,在判断和预断(成见)之间的妥协中使用该关系,那么我们理解事物的范围就会扩展。” 马赫在这里阐明了科学家受问题的驱使在事实和观念之间不得不保持必要的张力,同时也预示了库恩后来关于在传统与革新、在收敛式思维和发散式思维之间保持张力的思想。对于有人指责他陷入狭隘的或极端的经验论,马赫在自我辩护时讲得言之有理:“有人从其他方面发现,我的观点可以从过分重视感性和相应不了解抽象作用和概念思维的价值得到理解。须知,若不重视感性,自然科学家便不会有多大成就,而重视感性,并不会妨碍他建立明晰而精确的概念。恰恰相反!近代物理学的概念在精确性和抽象程度方面可以与任何其他的科学概念相比,同时还表现出一个好处,即人们总能轻而易举地、确定无疑地追溯到建立起这些概念的感性要素。对于自然科学家,直观表象与概念思维之间的鸿沟绝不是很大的、不可跨越的。我们可以顺便指出,我绝没有轻视物理学的概念,而是在过去几乎四十年中,在许多方面都比以前更彻底地从事于评论这些概念。” 事实上,马赫确实在经验论和理性论之间保持了张力,不过与爱因斯坦相比,他是偏向经验论一极的。在马赫所处的时代和环境下,他这样做也许是合情合理的:这既是抵御新康德主义的先验论和黑格尔思辨的自然哲学的影响的需要,也是他反对力学神话(力学先验论和机械自然观)的需要。不用说,到爱因斯坦之时,时代和环境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以爱因斯坦顺应时势,及时调整他的哲学意向,告别马赫,向理性论回摆。
4.外部条件的约束。也许对于以构造体系为圭臬的专业哲学家来说,他可能需要一个一元论的逻辑起点(如水、奴斯、数、理念、物质、精神、实在、存在、元气、仁、道等等),而且为了把他的思想贯彻到底,他倾向于排斥对立的东西。可是,对于哲人科学家来说,他并不想构造洋洋大观的庞大体系(尼采称这样的体系为辉煌的海市蜃楼式的主观安慰物,爱因斯坦称其为用蜜写成的浆糊状的东西),也不想蹲在一颗哲学树下守株待兔。尤其是现实状况迫使他必须敞开思想、博采众长、优势互补,从而有可能铸造一种既有助于解决科学问题,又能说明科学基础的哲学,这样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具有多元张力特征的哲学。爱因斯坦说得好:“寻求一个明确体系的认识论者,一旦他要力求贯彻这样的体系,就会倾向于按照他的体系的意义来解释科学的思想内容,同时排斥那些不适合于他的体系的东西。然而,科学家对认识论体系的追求却没有可能走得那么远。他感激地接受认识论的概念分析;但是,经验事实给他规定的外部条件,不容许他在构造他的概念世界时过分拘泥于一种认识论体系。因而,从一个有体系的认识论者看来,他必定像一个肆无忌惮的机会主义者:就他力图描述一个独立于知觉作用以外的世界而论,他像一个实在论者;就他把概念和理论看成是人的精神的自由发明(不能从经验给定的东西中逻辑地推导出来)而论,他像一个观念论者;就他认为他的概念和理论只有在它们对于感觉经验之间的关系提供逻辑表示的限度内才能站得住脚而论,他像一个实证论者。就他认为逻辑简单性的观点是他的研究工作所不可缺少的一个有效工具而论,他甚至是一个柏拉图主义者或者毕达歌拉斯主义者。”
马赫在谈到他的思想和言论常常被批评家误解时也讲过类似的话语:“这些批评家还责难我没有将我的思想适当地表达出来,因为我仅仅应用了日常语言,因此人们看不出我所坚持的‘体系’。按照这种说法,人们读哲学最主要的是选择一个体系,然后就可以在这个体系之内去思想和说话了。人们就是用这种方式,非常方便地拿一切流行的哲学观点来揣度我的话,把我说成是观念论者、贝克莱主义者,甚至物质论者,如此等等。不胜枚举。关于这点,我相信自己是没有过错的。” 在这里,爱因斯坦所谓的“机会主义”,马赫不坚持所谓的“体系”,都意指由于外部条件的制约而不得不在种种对立的哲学极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因此,问题的驱使和外部条件的制约就成为哲人科学家采取多元张力哲学的被动缘由。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哲人科学家是集伟大的科学家和伟大的哲学家或思想家于一身的时代巨人。他们是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承载者和缔造者,是人类思想史上路标的设置者。他们之所以能站在时代的科学思想和哲学思想的峰巅,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不像搬运材料的蚂蚁和吐丝结网的蜘蛛,而像采花酿蜜的蜜蜂,把人类的思想遗产和个人的思想创造综合起来,在科学实践中形成了富有活力的多元张力哲学,从而谱写出一曲又一曲的人类思想中最高的音乐神韵。遗憾的是,在我们以往的哲学史中,充斥的只是职业或专业哲学家的名字,而把哲人科学家往往排斥在外,这是极其荒诞的现象,理当予以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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