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正如上述已指出的，“科学世界”属于认识论范畴，它不等同于本体论意义上的“自然世界”。“自然世界”中的月亮真实地存在着，我们对它的认识却属于“科学世界”，这种认识已渗透了人的先有观念、知识和经验等因素，也就是皮亚杰所说的，这种认识是被那个包含着复杂的理性和非理性因素的“认知图式”所左右的，这在微观世界就更为明显，并且这种“人为因素”不可轻易地加以忽视。因此，我们所看到的月亮虽然是真实的，但是，作为对客观存在的反映结果，它已非自在的、未受人的任何主观因素“污染”的、纯属“自然世界”中的那个月亮，我们的认识可以无限地逼近真实自在的月亮，可以无限地逼近“自然世界”，实际上却永远不能完全达到它。否则，“科学世界”就会等同于 “自然世界”，这也就无疑地等于说不存在“科学世界”，不存在人的意识对 “自然世界”的能动作用。而如果 “自然世界”不为人所认识与改造，那么，它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毫无用处的。
由于“人为因素”的可忽视与否，也就造成了宏观世界与微观世界上的差别。对于宏观世界中的月亮，我们确实可以近似地认为达到了对它的完全而真实的把握，因此知道“即使不看它，月亮也是存在的。”相反，在微观世界我们却不能认为达到了对认识客体的完全确定的把握，在此，认识结果带有一定的随机偶然性（几率性）。薛定鄂的猫是一种“量子猫”，在量子状态下，要知道客体处于什么位置，就不能确定它于什么时间出现。反之，如要知道它在什么时间出现，就无法确定它出现在何处。具体到“量子猫”，正如林德利指出，若要说它是活的（或死的），就不知道它在什么时刻如此，反之，若确定了时间，那就无法知道它是死还是活，但是可以找出是死或是活的概率。[10] 从此可见，“量子猫”死活的说明对于说明宏观态的猫的死活并无用处，换言之，从宏观层次上问谁杀死了“薛定鄂的猫”是没有意义的。对“量子猫”，我们如果不观察它就无从得知它是死还是活，而观察它就会造成不可忽视的干扰，这样我们也就成了杀害这只猫的同谋。由于“量子猫”处于能使之致死的客观环境中，即存在着能使毒气释放出来的条件和机制，有使之死亡的几率。因此，虽然认识主体必须实施观测成了杀害“量子猫”的同谋，但是，从其真实作用上看，认识主体不是“主犯”，而只是“从犯”。
陈先达先生曾指出，当代西方哲学反对从柏拉图到黑格尔以理念和绝对观念为对象的思辨哲学，提倡回到现实世界。可是，现存世界并不是单纯的现象世界。我们所直接观察到的是世界的外在表现，而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是潜藏于事物内部的，正像一个苹果，苹果核心在里面，而外面是苹果皮。黑格尔因此明确指出，事物的直接存在，就好像是一个表皮或一个帷幕，在这里面或后面还蕴藏着本质。从柏拉图到黑格尔都在寻找这个潜藏着的本质。这里所说的“现实世界”也就是上述的“自然世界”，也就是蕴藏着本质的世界。我们以上所说的逼近“自然世界”，指的就是要达到对“现象世界”的本质的把握，只要达到了这种把握，我们也可以说进入了“科学世界”。当代西方哲学所说的现实世界其实并不现实，因为他们所说的回到现实世界是回到语言世界、现象世界、主体世界。当它们把反本质主义、反基楚主义、反逻格斯中心主义导向没有本质的现象、没有客体的主体、没有逻格斯的非理性的世界时，就完全走向了另一个极端。[11] 不顾及科学认识对象的客观实在性，不顾及“自然世界”的本质无疑是难以达到对现实世界的真实把握的。
当前，在科学领域还出现了一种纯粹以量子理论解释人的意识本质的倾向。例如，与沃森一起发现DNA双螺旋结构而获得诺贝尔奖的克里克，抱着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提出了基于还原论的所谓“惊人假说”，认为“人的精神活动完全由神经细胞、胶质细胞的行为和构成及影响它们的原子、离子和分子的性质所决定。”[12] 他认为人的意识只不过是一大群神经细胞及其相关分子、原子等的集体行为，因此坚信意识这一心理学难题，可以用神经科学的方法来解决。克里克严重挑战了以哲学、心理学研究意识问题的做法，而代之以纯粹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然而，此法至今仍未见取得突破性进展。我们可以预料，这种彻底的还原论方法不可能最终解决问题。在对意识和科学认识的关系的研究、在确定意识在科学认识中的地位上，当今活跃于国际哲学界的约翰•塞尔坚决反对这种科学还原论研究方法，明确指出意识是不可还原的。他论证说，意识具有第一人称的本体论性质，具有主观特征，不能仅仅还原为生物学或化学、物理学的现象。如将之还原为神经元的放电或分子、原子等的运动就撇开了主观经验，也就难以说明意识的本质。[13] 戴维•查尔默斯等“意识理论”哲学家，一方面反对把意识做出还原主义的解释，另一方面又抛出所谓的“自然主义的二元论”，企图将意识视为与质量、能量相比肩的实在，使意识成为可以独立的、与物质完全无关的另一种实体。[14] 物理学家维格纳所倡导的以意识为基础的量子测定理论亦持如是观。对此，阿莱斯泰尔•雷持的批判是中肯的。他指出，正如某些人想用人工智能说明意识的独立存在，而实际上，若用现代观点比喻这两者的关系，程序（意识）是软件，而计算机（大脑）则是硬件，与计算机程序离不开计算机而存在一样，人的意识离不开大脑，尽管前者是真实的，他认为，以量子论或哲学为基础的关于作为一种奇特的、独立的、非物理的实体的意识的存在，是难以令人置信的。[15] 进一步地，用量子理论去解释人的心理活动过程也将注定要失败。[16] 因为它实际上抹杀了“科学世界”与“自然世界”的区别，并以“现象世界”取代“科学世界”，进而企图证明“意识支配着物质”，这显然与事实不符，无怪乎总体而言其努力至今仍属徒劳。这也有力地证明了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相违背是不会取得什么好结果的。
我们谈意识，不能不谈人到底是什么。在现代科学成果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对此已给出明确结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同时又具有社会性，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活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17] 人是物质和精神的辩证统一体。世界著名生物学家和遗传学家、俄罗斯院士杜比宁指出：“人的意识、语言、抽象思维就其本质来说具有社会性质：它们是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产生、发挥功能作用和发展起来的。”虽然人的生物因素是人的生活的精神方面的最重要的物质前提之一，但是“人的思维、意识是在反映客观事物过程中产生的观念的东西；它们与劳动一起，成为物质运动的社会形式的特点。它们不能归结为生物因素。”[18] 新生儿也具有人的生物组织的特征，但是他没有意识，而且，他仅仅依靠生物学前提不能获得意识，这是一个具有哲学意义和科学意义的重大事实。人的意识产生和发展，不仅仅因为他具有生物学的前提——脑，而且因为在社会活动过程中，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接受人类的精神的和物质的经验，从而激发了脑的机能作用。这样，意识作为一种有特殊的质的现象，其内容超越了生物学的界限，成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人的思想、意识并非包含在人脑的结构中，它是人类所创造的文化的反映。与一般的动物及其心理不同，生物学规律并不形成人的意识的内容，意识作为脑的机能，不是物质而是观念，是反映的高级形式。意识的产生是社会因素和生物因素的辩证统一，它超出了生物因素，它的结构取决于社会因素。总之，一方面，由于意识以生物性的脑作为前提，它就由物质所决定着，而不是相反。另一方面，由于它又是超越生物因素的、具有社会性的观念的东西，这样就不能像还原论者那样仅仅从脑的结构、从脑的神经元、电子、原子、离子和分子的运动上去考察它的本质。仅仅以量子论解释意识的本质不仅会遇到巨大的困难，而且是在犯着方向性的错误。
应该看到，由于在宏观领域中观察者对认识对象的干扰与作用可以忽略不计，因此，这种现实世界所表现出的现象是“纯粹”的，相应地其本质也比较“纯粹”和“简单”。但对于微观和宇观领域，我们所观察到的世界却非纯粹自在的物质世界，而是以上所述的物质自在运动与观察者的观察共同作用所构成的世界，它虽然仍然是蕴藏着本质的世界，但是这种本质已经远不是宏观世界那么“纯粹”了。况且，“观察渗透理论”，我们的认识——对客观事物的反映是一种能动的反映，是有人的选择、创造的，而非形而上学的、机械消极的镜式反映，这就使得我们更加无法企求达到这种“纯粹”的本质和世界了。
观察者和观察对象的关系，主观和客观的关系是量子力学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这涉及到意识究竟是否属于观察者状态的必要组成部分的问题。由于其中的物理事件与人的观察和意志密切关联、不可截然分割，这迫使许多研究者以严肃的态度把意识作为物理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来考虑，这种认识也就将科学引向了与实在论相对立的唯心论哲学观。然而，正如海森堡曾说的：“量子论并不包含真正的主观特征，它不引进物理学家的精神作为原子事件的一部分。”[19] 这就是说，属认识论范畴的“科学世界”与属本体论范畴的“自然世界” 毕竟是不同的。由于对微观粒子的观测难免人为的干扰，因而“科学世界”中难免主观性，即难免人的意识的作用。但是，如果人们就此以为微粒客体成了主观的东西是错误的。阿莱斯泰尔•雷因此也明确指出，以为“一切都存在于意识之中”的那种观点是不可能成立的。[20] 塞尔在分析物质世界与人的意识的关系时坚持认为，存在着不为我们意志而转移的、独立存在的实在世界。他称这一观点为“外部实在论”，并认为这是科学研究的前提，是世界合理性和可理解性的前提。他指出，虽然否认和攻击“外部实在论”的哲学思潮持续不断，从历史上康德等的唯心主义到如今的后现代思潮，以及其它种种反实在论学派都如此。然而，它们都未能驳倒这种实在论。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等现代科学和现代逻辑也没有推翻外在实在论。[21] 塞尔所讲的显然就是奎因在《从逻辑的观点看》一书中所论述的“本体论承诺”问题，他对此持着科学实在论的观点。就“自然世界”意义上说，塞尔与爱因斯坦是一致的，也是可取的。
就本体意义上说，意识并不能与物质比肩而立，更不能左右物质。相反地，它从属于客观物质，处于被支配的地位。人的认识，总是在这样的前提下进行的，对“自然世界”的认识所达至的“科学世界”，虽然是认识客体和认识主体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共生图景”，然而这并不能导致认识客体和主体意识地位的颠覆，即在科学认识中，客观性仍然占据主导地位，而作为主观性的人的意识则处于被支配的地位。在这里，如果把“科学世界”比喻为康德的“法”，就不是“人为自然立法”，而是“自然和人共同立法”，而且是自然首先存在着本身的“法”即客观规律，而后加入“人的意识”，即包含着作为“社会人”的、以理性因素为主和非理性因素为辅的“认知图式”作用，而科学理论是包含上述因素的认识辩证运动的结果。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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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俄] 尼•彼•杜比宁.人究竟是什么[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c2、3.
[19] 海森堡.物理学与哲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1974.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