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科学革命的概念、特点和实质
凯德洛夫是从列宁关于革命的普遍定义出发来论述科学革命的概念的。列宁对“革命”做出了如下的定义：“……革命是一种最基本最根本地摧毁旧事物的改造，而不是尽可能少破坏地、审慎地，缓慢地、逐渐地来改造旧事物。” 在凯德洛夫看来，列宁的定义明确地表示出三层意思：第一，革命与社会进步力量的有目的活动相联系，这种活动预先规定了社会变革的确定目标；第二，与旧事物逐渐的、缓慢的和审慎的改造不同，革命被理解为对旧事物进行基本的、根本的摧毁过程；第三，革命意味着一定种类的改造，即在被破坏的旧事物的废墟上产生出新事物。
凯德洛夫从两个方面对“革命”概念进行逻辑分析：(一)它的应用领域，这可以说构成了它的认识论方面；(二)它和其他比较普遍的概念的关系，尤其是它和那些作为它的对立面而出现的概念和范畴的关系，这可以说构成了它的方法论方面。
关于第一个方面，凯德洛夫认为，根据列宁的定义，革命是由人的有目的作用、有意识的活动而引起的根本变化。显而易见，这样的变化只能在社会生活的极为不同的领域内进行，当然可以在自然科学领域中进行。一些自然科学家把自然界发生的急剧的根本的变化称为“革命”，像这样扩大“革命”概念的诠释(在这种情况下意思是“变革”)是不正确的。革命的概念就其实质而言是人文的(属于人的)概念。即使我们不把在自然界中所发生的急剧的、根本的变化称之为革命，可是完全有根据把关于自然知识的根本变革叫做自然科学革命或它的个别部门的革命。在这里，凯德洛夫既反对随意扩大革命概念的外延，又不赞同否认科学革命存在的观点。
凯德洛夫逐一考察了革命概念与更普遍、更广泛的概念，例如“运动”、“发展”、“进步”、 “飞跃”的关系，也考察了与其对立的概念(“进化”等)的关系。他得出结论说：“革命可以定义为社会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进步的发展中的变革”，而在自然科学领域，“革命作为矗立在各个时代之间的巨大里程碑，作为该门科学发展中一个时代的终结和新时代的开始而出现。”([1]，pp. 14~15)
凯德洛夫进而分析了科学革命的三个特点。科学革命要求破坏和抛弃以前在科学中占统治地位的、与客观实在不符的，即由于对自然研究的不正确的、有局限性的观点而被人类理性引入科学之中的东西。这是任何科学革命的第一个特点。但是，他提请人们注意，旧观点并不是毫无保留地抛弃了，统统地破坏了。旧科学观念只是丧失了自己先前的垄断地位，并从包含在其中的不正确的东西中解放出来。尽管旧科学观念有自己的局限性和部分的不正确性，但是它们自身依然包含着真理的颗粒，这些真理的颗粒在以后科学发展的过程中被保留下来，并且有机地溶入新的观念中去，但是已不是作为新观念的主导部分，而只不过是作为新观念的从属的、被严格确定的框架所限制的部分。这种对旧科学观念的否定就是列宁所说的“辩证的否定”，即“不是单纯的否定，并不是任意的否定，并不是怀疑的否定”，“而是作为联系环节，作为发展环节的否定，是保持着肯定的东西的、即没有任何动摇、没有任何折衷的否定。” 凯德洛夫就是这样解决科学革命和知识继承的关系的。
科学革命的第二个特点是，迅速地扩展我们关于自然界的知识，进入科学认识迄今还没有达到的自然界的新领域。在这里，新工具和新仪器的发明起着巨大的作用，它们容许观察者和实验者发现超出人类从前观察可能性界限的全新的自然现象。
凯德洛夫用较多的篇幅论述了科学革命的第三个特点。他认为，革命并不是由经验材料的增长本身，并不是由任何一个新事实、新现象、新实物的发现本身引起的，而是由在解释和概括经验材料的过程中得出的，与以前已经确立的观念不一致的那些理论结论引起的。因此，科学革命正好发生在科学理论、科学概念和原理的范围内，发生在其原有表述遭到根本摧毁的有关科学定律的理论观念范围内。他以细胞、氧的发现、元素周期律、放射性及其载体的解释，以及慢中子作用于铀的二次β辐射和现代遗传学为例，说明了尚未提高到理论认识水平的经验观察本身还不能引起科学革命，科学革命恰恰要求在所研究的对象的理论观点方面实行变革。他因此得出结论说：“革命并不与新的、还未被理解的、尚未被解释的现象的经验观察相联系，而是与揭示它的实质相联系。”([1], p.21)但是，凯德洛夫告诫人们不要忘记，为了有可能给出这样的解释，首先必须确定由于对其加以解释而引起科学革命的这件新事实。若无这个必要的前提，当然没有也不可能有科学革命本身。其实，库恩在1962年出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就对此作了详细的阐述。
凯德洛夫指出，科学革命是科学家思维方式的转折。一般说来，科学革命不仅与从根本上摧毁到当时为止一直存在着的对局部现象，或者甚至对整个一组现象的局部解释相联系，而且与在自然科学中发生的过程的更为广泛的领域相联系。这里指的是摧毁对于自然现象的解释和观点的本身，指的是科学家直到当时为止对所研究的自然现象提出解释的共同思维方式。对这种思维方式摧毁得越深刻，摧毁所涉及的科学问题的范围越广泛，它所引起的自然科学革命就越宏伟。
正因为如此，能够引起科学革命的科学发现应该在下述意义上带有原则性的、方法论的特征：它在自然科学家的思维方法本身中引起急剧的转变，它要求由以前占统治地位的、现在看来已变得不充分的或者甚至完全站不住脚的研究方法断然地转变到新的、符合于比较高级的科学认识阶段的思维方式。凯德洛夫因此断言：“所谓自然科学革命，应当首先理解为研究和说明自然现象的观点本身的根本转折，用来认识(反映)所研究的对象的思维结构本身的转折。真正的自然科学革命的实质恰恰在于思维方式这种急剧的转折，恰恰在于由已经陈旧的科学认识方法向新的进步的科学认识方法的转变。”([1], p.22)
关于科学革命的定义和实质问题，也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英国哲学家波普尔坚持所谓“不断革命”论，他认为科学革命就是旧理论的证伪和新理论的出现。波普尔的定义由于没有看到科学革命的本质而不能正确地说明历史实际。美国科学史家霍耳顿在科学史研究中提出了主题分析的概念，他认为从科学主题分析的观点来看，科学革命往往在科学主题方面回到以前的深刻的题目上去，所谓科学“革命”，归根结底就是回到古典的纯一性的一种努力。这个定义虽然揭示了科学认识的辩证法(凯德洛夫在他的著作中也多次论及这个问题)，但似乎轻视了科学革命的变革的一面。库恩把科学革命定义为范式的更替。所谓范式是科学活动的实体，它由理论要素(概念、定律、公式、实验技术和设备等)、心理要素（灵感、直觉、信念、对价值的判断等）以及联结这两个要素的本体论、方法论要素(起着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的作用)组成的。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科学发展的动态模式：前科学→常规科学→危机(非常规科学) →科学革命→新的常规科学→……库恩认为，当一种反常现象达到看来是常规科学的另一个难题的地步时，就开始转化为危机和非常规科学。危机是新理论涌现的一种适当的前奏。
不难看出，在对科学革命的概念和实质的看法上，凯德洛夫和库恩之间是有一些重大差别的。其一是，在凯德洛夫的革命定义中，似乎没有包含库恩范式中的心理因素。其二是，凯德洛夫不承认科学革命前有一个危机时期。也许最重要的差别在于他们哲学观点的差异。
只要把凯德洛夫和库恩的著作比较一下，不难看出二者的观点在实质上有不少共同之处。凯德洛夫也承认，尽管库恩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不依他的个人意志为转移，他以大量的历史材料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和精神发展的革命时期和进化时期的关系与更替的一般性概念的正确性。然而，凯德洛夫却认为，库恩的泛泛而论毫无新意；在库恩的思想中，除了术语之外，原则上并没有任何新内容。对于库恩经过多年沉思的结果以及他在摆脱逻辑实证主义关于静态知识结构罗网中所起的历史作用，凯德洛夫采取了不屑一顾的轻蔑态度，这显然是不够公正的。在这种态度的驱使下，凯德洛夫未能对库恩关于科学危机的思想(库恩在他1962年的著作中专用两章论述了这个问题)进行研究和评论。其实，关于危机是革命的前夜的思想，早在彭加勒那里就有了 ，爱因斯坦后来也坚持这一观点。但是，凯德洛夫对此却只字未提，这不能不是一个缺陷。
二、关于科学革命的时机和带头学科问题
科学革命被理解为摧毁旧的思维方式和旧的关于世界、关于自然界的观点。在开始时是进步的、与研究对象相适应的观点，随着时间的推移，便丧失了自己的进步性，它们陈旧了，仿佛僵化了，变成科学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因此，不能简单地绕过它们，把他们从道路上移开，而必须摧毁它们的基础本身，这样才能使科学在新的道路上前进。凯德洛夫认为，此时科学革命就要开始了。
在科学出现的地方，与之同时在某些条件下也能够产生后来成为科学继续发展的严重障碍的传统。这些传统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是一种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惰性力 。这直接导致了科学本身新达到的客观上较高的发展水平和科学家本人旧的思维方式之间的尖锐矛盾。也就是说，事情的实质在于，自然科学知识的焕然一新的内容和知识的这种内容在科学家头脑中反映、确立、接受时所借助的过时的思维形式二者之间不相适应。
凯德洛夫揭示出，这个矛盾不仅带有方法论的特征，而且也带有认识论的特征，主体(科学家)不再正确地反映(理解)他所研究的客体(自然界)，这便给整个科学的继续发展造成了根本的困难。这样的矛盾也带有明显地表现出来的对抗特征：它决不是发展的动因，相反地，它是发展道路上最大的障碍。在这种情况下，科学革命的时机就成熟了。科学革命的直接原因恰恰在于，必须摧毁矗立在科学进步道路上的表现为僵化传统的障碍，必须粉碎科学发展的这种阻力。
如果说凯德洛夫对上述问题所作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分析是中肯的话，那么他在下述几个问题上的观点也许是值得商榷的。
第一，凯德洛夫认为，科学革命和社会革命在时间上是一致的。其原因在于，社会革命在打碎垂死的社会制度的同时，也破坏了它的意识形态，它的世界观，从而从根本上消灭那些在一定时代阻碍科学发展的反动的阶级根源。诚然，社会革命唤醒大批民众积极地活动，而且这批人一部分投身科学，从而引起自然科学前所未有的进步。1640年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1760年的英国工业革命，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19世纪30~40年代德国资产阶级民主运动，19世纪60年代俄国的农村改革都曾对所在国的科学发展起过巨大的推动作用，但它们并非都在所在国引起了科学革命。断言二者在时间上一致，未免有点牵强附会。对于几次公认的科学革命来说，在时间上并非都与社会革命一致。例如，世纪之交的物理学革命(1895年~1928年)发端于德国，它与德国的什么社会革命在时间上相一致呢？况且，科学革命必须摧毁当时在科学中占统治地位的旧的思维方式或自然观、世界观，社会革命固然有助于这一任务的实现，但是一般来说，它却难以完成这一任务。例如机械自然观从牛顿时代起就广为流行，并在18世纪的法国唯物论哲学中达到了它的最终表现，直到世纪之交，它还在物理学领域顽强地表现自己。在这段时间内，西欧的无论那一次社会革命都未能摧毁它，而它正是在物理学革命的洪流中被摧毁的。
第二，凯德洛夫认为，在谈到自然科学内部进行的革命过程和社会历史事件的联系时，还应该注意一个重要的情况：决不是在经济方面最发达的国家，而是在该时期孕育着社会革命的国家，可能成为总的科学运动的领袖。这种观点同第一个一样，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难以成立的。因为一个国家的科学要走在前面，不仅与外部条件(政治、经济、生产、文化、思想、教育等)有关，而且与内部因素(科学机构的设立、科学团体组织、科学家素质、实验装备、情报交流、科学理论的发展情况等)有关，社会革命仅仅是一个条件。把社会革命的作用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甚至把它视为在任何情况下都对科学革命起决定作用，无疑是有失偏颇的。从1905年的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到1917年的无产阶级革命期间，世界革命运动的中心转移到俄国，但是在这个时期，俄国既没有发生什么科学革命，也没有成为总的科学运动的领袖，这不是明显的事实吗?
第三，凯德洛夫认为，尽管自然科学革命是科学家思维范围内的革命，但革命并不是由思维本身的要求引起的，而是由人类实践的需求、生产的要求、工业和技术的需要引起的。对于早期的科学发展来说，凯德洛夫的结论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当科学发展趋于成熟，已经形成了一套严密的理论体系时，科学家从不同理论体系之间的矛盾人手(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实验事实的引导)，也能够提出新概念和新理论，从而引起科学革命。例如，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就是由他在16岁时想到的一个悖论引起的，后来他从消除相对性原理对力学和电动力学引起的不协调入手，通过变革时间和空间观念而达到狭义相对论，当时著名的迈克耳孙-莫雷实验对他并未产生直接影响。特别是广义相对论的提出，可以说是基于把相对性原理贯彻到底的信念，根本不是由外部的需要引起的。因此，在一些情况下，思维本身的要求也能引起科学革命，凯德洛夫的断言未免把话说绝了。爱因斯坦说得好：“科学作为一种现存的和完成的东西，是人们所知道的最客观的，同人无关的东西。但是，科学作为一种尚在制定中的东西，作为一种被追求的目的，却同人类其他一切事业一样，是主观的，受心理状态制约的。” 凯德洛夫在上述三个问题上之所以观点偏颇，显然是对科学作为一个实体的相对独立性和科学家个人思维的能动性估计不足。另一个重要原因也许是，他没有完全摆脱自然科学具有阶级性的观点，以致于不分场合地过分强调社会革命(阶级斗争)对科学发展和科学革命的作用。其实，类似的观点不是也曾在国内盛极一时吗？
凯德洛夫还论述了自然科学的带头学科问题。他认为，在一定类型的科学革命的每一次循环之后，都有特殊的自然科学的带头学科确立起来，它或者是一门学科，或者是一组学科。这个或这些自然科学部门在自然科学中居于首位，即意味着它或它们走在整个自然科学发展的前头，决定着整个自然科学发展的特征和水平。如果带头学科是一组学科，那么在这样一组学科内，所有各学科彼此之间是相互联系的，既互相推动自身的发展，同时也推动整个自然科学的发展。
凯德洛夫注意到，在科学发展史上，一门和一组带头学科是交替出现的。例如，在16世纪至18世纪，力学是整个自然科学的带头学科，自然科学成为力学科学。在19世纪，一组自然科学成为带头学科，首先是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质学也参与其中。在20世纪上半叶，自然科学的带头学科又是一个，这就是物理学，主要是原子物理学和亚原子物理学。最后，从20世纪中期开始，随着科学技术革命的出现，自然科学的带头学科重新变成一组学科，除物理学而外，它是由像控制论、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航天学、高分子化学等新的自然科学部门组成的。
凯德洛夫指出了带头学科更替的历史所表现出的特有的辩证法：这种更替重复着以前经历过的过程，但却是在更高基础上的重复，仿佛返回到整个运动的出发点。在科学发展中，带头学科的更替正好体现了“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规律。最初的一门带头学科力学被一组自然科学学科代替，即好像遭到“否定”一样。过了100年，一组带头学科又被物理学所“否定”，发展又返回到自己的出发点。半个世纪之后，历史又出现重复，当今物理学又把带头地位让给一组自然科学学科和数学。
弄清楚现代自然科学哪一个部门或哪一组部门相对于其他部门起带头作用，这个问题对于了解该时期的科学总结构和科学与技术的联系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这种极其重要的现象进行哲学分析，有助于克服比较狭窄的单一学科的代表人物所具有的分立主义和“本位主义”倾向。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的立场出发来阐明这个问题，必将丰富人类认识一般规律性的知识，从而丰富辩证唯物主义本身。因此，凯德洛夫对科学革命中的带头学科问题的分析是有意义的。
三、关于科学革命的不同类型
在凯德洛夫看来，理解任何革命，重要的是要考虑到它的两个方面：破坏和根本摧毁旧事物、排除作为前进道路上的障碍的旧事物的方法和建设新事物、发展新事物与在生活中巩固新事物的方法。进行任何革命，其中包括自然科学革命，总的道路和形式就是由这样的方法决定的。
凯德洛夫发现，科学革命的结构方面或组织方面，也可以说科学革命的外部方面首先引起了库恩的注意，可是他几乎没有提及科学革命的内部的内容的方面。凯德洛夫认为，必须把每一次科学革命作为单一的、不会重演的现象个别地加以研究，必须把科学革命的这种特殊性作为研究自然科学发展的科学史家的注意中心。他在这方面做出了不同于他人的可喜的尝试。他把迄今为止的科学革命分为四种类型，逐一对它们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和论述，尤其是剖析了不同类型的科学革命的认识论特征。
1．第一类革命——哥白尼革命——从外观(видимость)到现实性（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ь）。
这种类型的革命发生在16至18世纪。它以16世纪哥白尼的日心说推翻托勒密的地心说为代表，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不折不扣的自然科学革命，它使人们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的变革。18世纪末的化学革命也是一次毫不妥协的革命，这就是拉瓦锡的氧化说取代旧的燃素说。从认识论的观点来看，可以把这两次在时间上相隔200余年的革命归并为一次大革命，这次大革命还包括19世纪的一部分，即包括热质说的垮台和拉马克关于生物界变异与遗传过程的性质的概念(目的论)的破产。所有这些革命，在认识论上似乎都是从哥白尼的发现开始的这一次大革命的不同表现或不同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