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德认为,梅洛-庞蒂的重要贡献是认识到了人可以借助于工具来扩展知觉。在《知觉现象学》中,梅洛-庞蒂曾谈到盲人的手杖和妇女的羽饰,他们将这些物品视为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在习惯中使身体理解了运动,而这种习惯“表达了我们扩大我们在世界上存在,或者当我们占有新工具时改变生存的能力。”[34]伊德认为梅洛-庞蒂的这种分析不仅对技术哲学有重要的含义,而且对科学哲学来说也同样如此,因为“羽饰、汽车和手杖就像大部分科学工具一样,属于一种存在意义上的使用,这种使用被大部分标准分析简单地忽视了,但是对于新科学哲学所需要的洞察力的扩展来说却是必须的。”[35]
伊德在此基础上将知觉分为两种,一种是“微观知觉”(Microperception),另一种是“宏观知觉”(Macroperception)。微观知觉就是胡塞尔和梅洛-庞蒂所说的纯粹身体的知觉,而宏观知觉则是身体借助于物品和科学借助于工具所实现的知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库恩所说的借助范式来“看的方式”和伽利略的数学化自然都是一种宏观的知觉,但是他们却忽视了微观知觉;胡塞尔和梅洛-庞蒂强调的是都是微观知觉,但是却没有看到微观知觉与宏观知觉的联系;而海德格尔注重的是人的实践活动,将知觉作为一种知识的能力,从而忽视了知觉在实践中的作用。由于我们对世界的知觉不可能不借助于工具来实现,因此宏观知觉和微观知觉是相互作用、密不可分的,它们在大部分情境中都是同时发生的。梅洛-庞蒂谈到的盲人的手杖和妇女的羽饰时实际上已经将这一点阐明了,而胡塞尔也暗中意识到了这一点。胡塞尔在分析几何学的起源时曾经说过,“以一些基本形态作为基本规定手段,由此出发对一些理念形态,最后是对全部理念进行操作规定的几何学方法,可以追溯到在前科学的直观的周围世界中已经使用的测定的和一般测量的规定的方法。”[36]这种前科学世界中的测量方法典型的就是土地测量的技术,因此,即使是在胡塞尔所看重的生活世界中,对世界的知觉也不可能完全脱离技术,而工具在几何学的发展中也发挥了物质条件的作用。
宏观知觉由于是借助于工具来实现的,因此当工具变化时,宏观知觉就发生了转换,这就是库恩所说的科学的“范式转换”;同时宏观知觉又是模棱两可的,可以做出多种解释,因此也就导致了后来科学实在论和反实在论的论争。但是由此可以看出,科学是借助于技术而实现的宏观知觉。伊德通过对宏观知觉和微观知觉的区分与相互作用,从而以技术为基础,将科学世界与生活世界重新联系了起来。
4. 工具实在论
伊德认为,在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中,有越来越多的科学哲学家开始以实践-知觉的模式来解释科学。他们更注重科学的实践与观察,重视技术在科学中重要作用。在现象学运动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帕特里克•A•希伦(Patrick A. Heelan)。
希伦曾经获得物理学和哲学博士学位。他在《空间知觉和科学哲学》中,从现象学出发,发展了对科学进行实践-知觉解释的模式。希伦在对量子力学的研究中体会到,“客观经验知识总是情境的函数,而这种情境本身同时是具体的——或者说是(身体)体现的(embodied)——和意向性的,或者说是由主体的一种特殊的、在先具有的、在文化上共有的兴趣所引导的。”[37]但是当代科学思想却是被客观主义、唯科学主义(scientism)和技术主义(technicism)所占据。所谓的客观主义就是认为客观对象是独立存在的,科学所获得的客观知识代表了现实,与认识主体没有关系;唯科学主义认为实证科学的方法论在原则上可以解决所有问题;而技术主义则认为科学不过是一种成功地控制自然和剥削自然的工具。由胡塞尔和梅洛-庞蒂对现代科学的批判出发,希伦认为,“现代科学是非历史的,因为它只是偶尔地分有作为在世界中存在的(Being-in-the-World)人类研究者的内在的历史维度;现代科学是非诠释学的,因为它建立在视心灵为‘自然的镜子’而不是做出诠释的感知者的知识理论基础上;现代科学是非存在论的,因为它没有存在的视域,而是简单地用抽象模式来服务于人的技术控制的兴趣。这种批判也暗含着对科学的非辩证法的批判,因为科学中的进步不是来自于人类主体中对立的意向性的冲突,而是完全来自于客观事实、费力地排除错误、普遍和永恒的逻辑的运用的逐渐增长。”[38]希伦认为现象学恰恰提供对当代科学进行批判的哲学基础,因为“现象学是一种意在通过研究者的活动的意向性形式——也就是说作为人的认知和思考活动的基础的意向性的结构——来沟通物质与非物质、心灵与身体、自由与决定论之间的两元对立的哲学方法。”[39]在希伦看来,所谓的“意向性”(intentionality)就是指“人的经验中客观结构的在场(或不在场)的可能性的主观条件”[40],它表达了主体在世界中的兴趣。他认为这种意向性没有天生的,它既与身体有关,也与世界有关;它既是一种学习过程的产物,也是多样的,因此是需要做出诠释的。
从这种观点出发,希伦认为“科学的本质在于详细说明现实的新的视域,这种新的视域是知觉通过可读的技术而把握的。”[41]实验科学中的观察总是处于情境中和需要诠释的,科学家就像阅读文本一样来“阅读”设备和数据,科学的知觉是从产生数据的研究情境中获得意义的,而在科学研究过程中,科学家的知觉已经被实验设备转化了。借助于科学中的技术,像原子这样的在以前不能知觉的科学实体,也可以通过“可读的技术”来知觉到。希伦是以特殊的诠释方式来解释知觉的,认为科学工具作为一种“可读的技术”,它既是知觉的手段,又是测量的手段。这种测量知觉是一种以技术为中介的特殊的知觉,它像直接的知觉一样发挥作用,使得观察对象的呈现对观察者保持实在性,而所有的观察必须解释为具有身体的观察者所做出的。如此一来,科学观察并不是负载理论的,理论与观察之间是密不可分的,区分观察和理论是没有意义的。希伦将科学视为整个文化生活的一部分,认为生活世界和科学世界通过技术的身体体现融合了,从而排除了不借助于技术的知觉,建立了一种希伦所说的“视域实在论”(horizonal realism)。
伊德认为,科学哲学在当代的发展中,不仅有像希伦一样的以现象学为背景的科学哲学家看重技术在科学中的作用,而且在以分析哲学为背景的科学哲学界中,也有更多的科学哲学家开始关注技术在科学中的作用,例如哈肯(Ian Hacking)和阿克曼(Robert John Ackermann)。
传统科学哲学强调的是理论和命题,而哈肯在《表象和干预:自然科学哲学中的引导主题》中却涉及到了实验。他认为,“科学哲学总是在讨论理论和现实的表象,但是几乎没有谈到实验、技术或用知识来改变世界。这很奇怪,因为实验方法就是科学方法的另一种名称。”[42]哈肯通过恢复实验在科学发现中的主导功能,从而涉及到了实践、技术和知觉。他反对科学是从理论开始的观点,认为“实验科学的生命比通常所允许的更加独立于理论。”[43]在科学发展的不同阶段,理论与实验具有不同的关系。实验观察不是简单地负载理论,因为观察不是一个语言问题,而是一种技能的获得,因此单靠理论不能解决科学实在论的问题。哈肯以显微镜和望远镜的发展历史表明,科学观察从一开始就与工具的使用有关,通过工具把不可知觉到的对象转变为可知觉的对象。更重要的是,观察对象在被工具转化后,就进入了可以操纵的范围,因此,知觉主体就在科学理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阿克曼在他的《数据、工具和理论:一种理解科学的辩证方法》一书中,也通过指出工具在实践和知觉中所发挥的作用而接近了现象学的立场。阿克曼认为,“科学观念的连续性必须与科学工具的连续性联系起来,没有数据中的这一基础,共有的范式和原型就不可能充分地获得充实。”[44]因此,单纯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都不能解释科学革命,打破理论和观察连续性的是新的工具。他认为工具的使用否定了观察依赖于理论的观点,从而为科学的客观性建立了新的理性基础。工具的使用建立了新的数据,而科学是用来解释这些数据的。随着工具性能的提高,数据范围就随之发展,从而使科学获得了连续性。因此,如果没有工具对观察对象的呈现,科学就不可能发展。阿克曼否认了纯粹科学与应用科学的区分,认为这种区分忽视了科学中的技术要素,从而无法从动态上理解科学,他甚至还认为,“有可能根据为科学所用的工具来写出一部科学的历史。”[45]
伊德认为,虽然这些科学哲学家在对借助工具所知觉到的对象的解释上还存在异议,例如希伦认为只用工具构造的现象才是科学实在的,阿克曼认为由工具产生的数据就像文本一样,可以由科学做出多种解释,哈肯则认为有些观察不必借助于工具,但是他们在有一点上是共同的,即“对科学中的技术、科学的工具体现的更深入地关注。”[46]因此伊德称这些科学哲学家的思想为“工具实在论”(instrumental realism):“我们的工具实在论者强调通过工具而实现的这种增强和放大。正是在这里,以前被认为是‘理论的’狭窄范围就处在了从工具上‘可观察的’位置上,在不同程度上,这种可观察性反过来又成了新的知觉范围。这就是工具实在论的‘实在论’的核心。”[47]通过将工具视为科学的体现和转化身体的知觉,这就扭转了传统现象学对技术与知觉关系的忽视,弥合了生活世界和科学世界的分裂,从而也就避免了对科学和技术的消极批判。
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在工具所发挥的作用这一观点上达成了共识,技术成了以前被认为是相互独立的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的界面,而科学哲学也从嵌入在技术中的、从技术上体现的科学中获得对科学的更具体和更深入的认知,而伊德认为这一点主要是从现象学运动中获得的。新科学哲学从现象学运动中的兴起恰恰印证了海德格尔的一句话:“现象学在各种不同的领域中——主要是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决定着这个时代的精神。”[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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