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物理学和实在》(1936)
众所周知，1905年9月，瑞士伯尔尼专利局年轻的小职员爱因斯坦，在德国权威性的《物理学年鉴》上发表了划时代的狭义相对论论文《论动体的电动力学》。这篇论文把哲学的深奥、物理学的直观和数学技艺令人惊叹地结合在一起，它不仅在物理学领域引起了革命，而且也大大改变了人们的世界观和传统的思维方式。
但是，为了拯救在世纪之交陷入危机的物理学，进行紧张的智力搏斗的何止爱因斯坦一人。当时，那些学识渊博、才华横溢的物理学家都做出了顽强的努力，其中声名卓著者首推彭加勒和洛伦兹。他们二人被认为是狭义相对论的先驱。
洛伦兹从做博士论文起就致力于电磁理论的研究。1892年，他针对迈克耳逊-莫雷实验的否定结果，提出了收缩假设。1895年，他在《关于动体电现象和光现象的理论研究》的论文中，引入“地方时”坐标，提出了对应态定理，这标志着一阶理论的完成。此后，他接受了彭加勒关于不要滥用特设假设的批评，于1904年完成了电子论的集大成论文《速度小于光速运动系统中的电磁现象》，提出了后来以他名字命名的变换式。
有证据表明，彭加勒早在1900年之前就提出了相对性原理和光速不变公设，批评了牛顿的绝对时间和绝对空间，定义了同时性的操作程序。他甚至在1904年还惊人地预见了新力学的大致图像：惯性随速度而增加，光速是不可逾越的极限，牛顿力学是新力学的一级近似，它对不太大的速度还是正确的。尤其是，他在1905年6月和1906年，先后发表了著名论文《论电子动力学》的摘要和全文。这篇论文对洛伦兹的电子论做了精心的数学改制和发展，他不仅证明洛伦兹变换形成一个群，而且为了利用在具有确定的正度规＝x2＋y2＋z2＋τ2(其中，τ＝ict)的“四维空间”中的不变量理论，使用于虚时间坐标。显然，这是闵可夫斯基1908年的工作的先导。
科学泰斗彭加勒和洛伦兹的电子论和电子动力学，虽然包罗万象、富丽堂皇，但它们毕竟还是经典物理学的宏伟建筑。它们仅是在观察预言和数学形式上与狭义相对论等价，而在概念上和说明上并不等价或不完全等价，尤其是洛伦兹还迷恋以太，相信绝对时空观念。但是，默默无闻的爱因斯坦却独辟蹊径，出奇制胜，后来居上。这一切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呢?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分析一下狭义相对论的诞生，能使我们充分认识到，哲学是全部科学研究之母，特别是在科学革命时期，当科学家为科学谋求一个立足的新基础时，哲学的启迪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在这个过程中，那些拥有必要的科学知识储备，又善于博采哲学百家之长的富有哲学素养的科学家，往往能事半功倍，捷足先登。下面，我们先对爱因斯坦创立狭义相对论做一番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分析，然后探讨一个饶有兴趣的问题：为什么洛伦兹和彭加勒未能达到像爱因斯坦那样的理论?
一、爱因斯坦创立狭义相对论的认识论分析
爱因斯坦深有体会地说过：“如果把哲学理解为在最普遍和最广泛的形式中对知识的追求，那么，显然，哲学就可以被认为是全部科学研究之母。” 爱因斯坦的天才和独创性，与他善于进行哲学思维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爱因斯坦从小就对哲学有浓厚的兴趣，他从13岁起就开始攻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在“奥林匹亚科学院”三年活动期间，他更是广泛地研读了许多自然科学哲学著作(例如马赫的《感觉的分析》、《力学史评》，休谟的《人性论》，亥姆霍兹的一些论文和讲演稿，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彭加勒的《科学与假设》，皮尔逊的《科学的规范》等)，从而造就了他的哲学头脑和哲学眼光，使他比当时其他物理学家站得高、看得远、想得深，使他认识到必须“对理论基础作批判性的思考”，以便弄清“鞋子究竟是在哪里夹脚的”。积极的哲学思维，引导他闯入前人所设置的思想禁区，开拓出新的奇妙的世界。这个时期是他一生中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这一哲学自学活动结束的那一年，正是他创造出科学奇迹的1905年!两者的因果联系是显而易见的。下面，我们先扼要地从认识论的角度分析一下爱因斯坦之所以能够创立狭义相对论的原因。
1）怀疑的经验论是破旧的锐利武器
在创立狭义相对论前夕，爱因斯坦由于阅读了休谟和马赫的著作而深受怀疑的经验论(即批判的经验论)的影响。爱因斯坦本人也承认，在他年轻的时候，休谟和马赫的认识论观点对他有过很大影响，并认为他当时的哲学思想有点像马赫那样的怀疑的经验论，休谟对他的直接影响要更大一些。
休谟是西方哲学史上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休谟认为，我们的一切观念都来自感觉，我们的一切知识都起源于经验。在他看来，宗教迷信的浮夸和独断论的形而上学是危险的，应该统统加以怀疑。休谟把他的怀疑论的矛头对准了形而上学的很重要的概念即因果连结概念。休谟无可辩驳地论证说，理性决不可能先天地并且假借概念来思维这样一种含有必然性的结合。他振振有词地断言，理性在这一概念上完全弄错了，错在把这一概念看作自己的孩子，而实际上这个孩子不过是想像力的私生子，关于原因和结果的一切推理都只是由习惯得来的。休谟无情地揭示了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在独断论的形而上学那里，理性把只适合于经验范围的、只是作为心理联想而起作用的因果概念作了超验的使用，因此以往全部形而上学的知识，只不过是打上错误烙印的普通经验而已。休谟指出：“在人生的各种事情上，我们还是应当一概保持怀疑主义的态度。”“凡是曾煞费苦心反驳这种怀疑论的人，他实际上是作了没有敌手的争辩。”
如果说休谟的怀疑的经验论的“火星”在18世纪激励康德在哲学领域里掀起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的话，那么在20世纪初，这颗“火星”也促使爱因斯坦在科学领域里掀起了同样的革命。像休谟这样的怀疑的经验论者看到人类理性在认识过程中的矛盾，要求对一些传统的观念采取怀疑的批判的态度，要求一切被认为先验的东西都回到经验的基础上来，这对于反对独断论的形而上学，反对教条主义的迷信和权威崇拜无疑具有积极意义。黑格尔和列宁都充分肯定过怀疑论在历史上的作用。
至于马赫，诚如爱因斯坦所说，马赫依据怀疑的经验论哲学，把那些从经验领域里排除出去，而放到虚无缥缈的先验的顶峰上去的基本观念，一个个地从柏拉图的奥林帕斯天堂拖下来，揭露出它们的世俗血统，把这些观念从强加给它们的禁忌中解放出来。马赫坚不可摧的怀疑态度大大激励了爱因斯坦，促使他大胆地抛弃传统的时空观念。关于这个问题，作者已有专文分析 ，此处不拟赘述。
在批判学派的代表人物当中，除马赫、彭加勒外，皮尔逊对爱因斯坦的影响也不容忽视，爱因斯坦在“奥林比亚科学院”读的第一本书就是《科学的规范》，这是当时一本颇为流行的批判性的科学哲学著作。皮尔逊标榜“批判是科学的生命”。他大声疾呼：“在我们这个本质上是科学研究的时代，怀疑与批判的优势不应该被视为绝望与没落的征兆，它是进步的保障之一。”“科学最致命的症候就是，科学统治集团中那些墨守成规的人把对他们成果的怀疑和批判视为异端邪说，而且加以排斥。” 引人注目的是，他在“机械论的界限”一节中还提出了力学定律对微观对象是否适用的问题，对经典力学的普适性表示怀疑。
从哲学讲，怀疑论只承认相对，否认绝对，把怀疑当作目的和归宿。黑格尔正确地把这种排斥肯定的否定的怀疑论斥之为偶然的、低级的、空洞的，是形而上学的虚妄。但是，在自然科学具体问题上表现出唯物论的经验论倾向的马赫、彭加勒、皮尔逊等人的著作里，并没有怀疑论的这种消极因素，至少是没有显著地表现出来，因为他们都充分肯定了经典力学和经典物理学的价值和效用。
休谟、马赫等人的怀疑的经验论固然也有某种建设性作用，但毕竟是一种破旧有余、立新不足的哲学，这主要因为它是一种激进的经验论。这种激进的经验论只承认感觉和经验，轻视理性和理性思维的作用，把科学仅仅视为一种搜集和整理经验材料的事业，它当然不能适应像狭义相对论这样充满思辨的理论的需要。例如，休谟的哲学虽然也有唯理论的成分，但他依然认为，人类精神所具有的创造力量，不外是把感官和经验提供给我们的材料加以联系、置换、扩大或缩小而已。他甚至说，最生动活泼的思想还是抵不上最迟钝的感觉。显而易见，这样的激进的经验论是难以作为立新的坚实基础的。爱因斯坦认为这种怀疑的经验论只能扑灭有害的虫豸，而不可能创造出什么有生命的东西，这是有一定的道理的。那么，爱因斯坦赖以立新的哲学思想是什么呢?
2）唯理论的实在论是立新的坚实基础
1956年，美国著名科学史家霍耳顿教授发表了《实在在那里?爱因斯坦的回答》的论文，首次披露了爱因斯坦1938年1月24日写给匈牙利物理学家兰佐斯的信，为深入了解爱因斯坦的哲学思想提供了重要材料。爱因斯坦在信中表明：“从有点像马赫那种怀疑的经验论出发，经过引力问题，我转变成一个信仰唯理论的人，也就是说，成为一个到数学的简单性中去寻求真理的惟一可靠源泉的人。逻辑上简单的东西，当然不一定就是物理上真实的东西。但是，物理上真实的东西一定是逻辑上简单的东西，也就是说，它在基础上具有统一性。”（[2]，p. 380）霍耳顿对爱因斯坦的哲学转变作了详尽的论证，他把爱因斯坦后期(1915年以后)的哲学思想称为“唯理论的实在论”。按照传统的哲学概念，它也可以称为“唯理论的唯物论”。
许良英研究员发表文章 指出：尽管爱因斯坦在后期唯理论思想明显占主导地位，但是从已发表的文献资料来看，他在早期虽然受休谟和马赫等人的怀疑的经验论的影响，可同时也深受唯理论的影响，而且就在早期(1915年前)，唯理论思想也已经占了主导地位。许良英列举了五个具有关键性意义的例子，论证了自己的观点。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唯理论的唯物论是爱因斯坦立新的坚实基础。
爱因斯坦的这种主导哲学思想可以追溯到他的少年时代。在12岁那年，他由于读了通俗的科学书籍而失去了宗教的天堂。他相信，在我们之外有一个巨大的世界，它离开我们人类而独立存在，它在我们面前就像一个伟大而永恒的谜，然而至少部分地是我们的观察和思维所能及的。对于这个世界的凝视深思，就像解放一样吸引着我们。从思想上掌握这个在个人以外的世界，总是作为一个最高目标而有意无意地浮现在爱因斯坦的心中。1901年4月，当爱因斯坦在《物理学年鉴》发表了第一篇论文《毛细管现象所得的推论》后，他在写给格罗斯曼的信中说：“从那些看来同直接可见的真理十分不同的各种复杂的现象中认识到它们的统一性，那是一种壮丽的感觉。” 爱因斯坦的这些感受、信念和认识，是同经验论格格不入的，而为唯理论所特有。在狭义相对论的创立过程中，无论从他为力学和电动力学谋求统一基础的大方向上看，还是从他采用操索性的演绎法这一科学方法来看，唯理论的思想都起着基本的作用，这甚至也表现在狭义相对论论文开头的行文中。在同年发表的光量子论文和布朗运动论文中，唯理论者所崇尚的自然界统一性思想也表现得十分明显。
霍耳顿曾经指出，爱因斯坦的“唯理论的实在论”思想是由于受了开普勒和普朗克的影响。这是有道理的。的确，在开普勒所生活的时代，人们还根本没有确信自然界是受规律支配的。他在无人支持和极少有人了解的情况下，为探索行星运动的自然定律，潜心地研究了几十年，使他获得无穷力量的，是他对自然规律存在的深挚的信仰。爱因斯坦极为赞赏开普勒这位卓越的人物，他从开普勒的成就中看到：“知识不能单从经验中得出，而只能从理智的发明同观察到的事实两者的比较中得出。”（[2]，p. 278）至于普朗克，他从献身科学的第一天起就坚信：“外部世界乃是独立于我们的绝对的东西，而去寻找那些适合于这个绝对东西的规律，在我看来就是科学生涯最美好的使命了。” 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于1897年转向黑体辐射的研究，企图从黑体辐射光谱中寻找“绝对东西的规律”。普朗克全部工作方式的特点是，他总是从某些最普遍的原理出发，从它推出个别特殊结论，然后再把这些结论同经验相比较。普朗克从事科学探索的无穷的毅力和耐心的源泉在于，他渴望看到“先定的和谐”。他总想以最适当的方式勾画出一幅简化的和易领悟的世界图像，以代替经验世界。爱因斯坦在创立狭义相对论时对普朗克的思想和工作是熟知的。
许良英在他的论文中指出，爱因斯坦的唯理论思想主要来自历史上最彻底的唯理论哲学家斯宾诺莎。这是很有见地的。由于类似的生活经历和不容于传统的独立思想，斯宾诺莎代表作《伦理学》中强烈的唯理论思想，使爱因斯坦少年时代接受的朴素唯物论思想(也就是自然科学唯物论思想，它本身已存在唯理论的成分)得到很大发展。斯宾诺莎终生为之奋斗的“对上帝的理智的爱”，被爱因斯坦奉为自己生活的最高目标，这就是求得对自然界的统一性和规律性的理解，因为斯宾诺莎的“上帝”指的就是自然界。爱因斯坦也坦白地说过： “我的见解接近于斯宾诺莎的见解：赞美秩序与和谐的美，相信其中存在的逻辑简单性，这种秩序与和谐我们能谦恭地而且只能是不完全地去领悟。”“斯宾诺莎的思想对我始终是亲切的，我始终是这位哲学家及其教导的诚挚的赞美者。”（[6]）斯宾诺莎的这些唯理论见解，不正是爱因斯坦创立狭义相对论的哲学指导思想吗?
还应该看到，休谟、康德、彭加勒等人的思想影响，也有助于爱因斯坦的唯理论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研究休谟的著作，特别是休谟对因果性概念的分析，使爱因斯坦得出了一般概念不能从经验中逻辑地推导出来的结论。不过，爱因斯坦批判了休谟由此引申出来的不可知论。至于康德，他受到休谟的激励，认识到仅有经验材料，并不能形成概念的系列，如果没有因果性、时间、空间等先天形式或范畴，思维活动就无法进行，他由此得出可靠知识具有先验性质的结论。爱因斯坦当然反对康德的先验论，但康德强调感觉材料本身并没有向我们直接提供观念，却无疑会给爱因斯坦留下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康德对独断论的形而上学的叛逆精神，康德用理性过滤神性，伸张人类理性的力量，提出理性为自然界立法的著名口号，使爱因斯坦得到极大的激励和感染。爱因斯坦后来谈到休谟和康德时说：“休谟清楚地了解到，有些概念，比如因果性概念，是不能用逻辑方法从经验材料中推导出来的。康德完全确信某些概念是不可缺少的，他认为这些概念是任何思维的必要前提……”（[2]，p. 6）关于彭加勒，他在《科学与假设》中对假设在科学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论述，以及他的约定主义和理性主义观点，无疑对爱因斯坦唯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有所帮助。而唯理论的实在论，不仅是爱因斯坦创立狭义相对论的坚实的思想基础，而且指导着他一生的科学工作。
3）经验约定主义是构筑理论框架的有力工具
约定主义的创始人是彭加勒。彭加勒是在对数理科学的基础进行了敏锐的、批判性的审查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约定主义的。他通过对几何学不同体系的考察得出，几何学的公理既非先验综合判断，亦非经验事实，它们原来都是约定。彭加勒发现，物理学尽管比较直接地以经验为基础，但它的一些基本原理也具有几何学公理那样的约定特征。
彭加勒认为：“约定是我们精神的自由活动的产品。”彭加勒解释说，这里的“自由”“并非任意之谓”，约定的选择除受到逻辑无矛盾要求的限制外，还要受到实验事实的引导，特别是在物理学等与经验相关的学科中更是如此，彭加勒说：“如果我们细看一下引导科学创造者采用约定的实验，尽管这些实验多么不完善，足以证明约定合理而非任意的了。因此， 人们最好时时注意这些约定的实验根源。” 他阐述了实验在选择约定时能使我们辨明最容易的路径。由此可见，彭加勒的约定主义是与他的经验主义的哲学基础密切相关的，我们不妨称其为“经验约定主义”，这样似乎更能概括出它的特征。
彭加勒还阐述了约定主义的方法论意义。他认为物理学中有两类陈述——原理和定律。定律是实验的概括，它们对于相对孤立的系统而言可以近似地被证实；原理是约定的公设，它是十分普遍的、严格真实的，超越了实验所及的范围。他认为，当一个定律被认为由实验充分证实时，我们可以采取两种态度。我们可以把定律提交讨论，于是它依然要受到持续不断的修正。或者，我们也可以通过选定这样一个约定使命题为真，从而把定律提升为原理。在彭加勒看来，经典力学和经典物理学的六大基本原理就是这样形成的。
彭加勒看到，无论是经验论还是先验论，都不能圆满地说明科学理论体系的特征。为了强调在从事实过渡到原理时，科学家应充分享有发挥能动性的自由，他于是提出约定主义。约定主义既要求摆脱孔德、马赫的狭隘经验论，又要求摆脱康德的先验论，它反映了科学界自由创造、大胆假设的要求，在科学和哲学上都有其积极意义。
《科学与假设》对爱因斯坦的印象极深，爱因斯坦当时和他的“奥林匹亚科学院”的同伴们花了几个星期紧张地读它。爱因斯坦1921年1月在题为“几何学和经验”的讲演中表示，他赞同“敏锐的深刻的思想家”彭加勒的约定主义观点，也认为“公理是人思想的自由创造”。他还表明：“从永恒的观点来看，彭加勒是正确的。”（[2]，pp.139~140）在同年5月的一次报告中，他在谈到关于空间的概念和判断时说：“这里也必须密切注意经验对于我们的概念的关系。我以为，彭加勒在他的《科学与假设》这本书里所作的阐述，已清楚地认识到这个真理。”（[2]，p.157）在1924年发表的一篇书评中，他认为科学赖以建立的原则“本身却不是来自经验”，而是“纯粹的约定”，“就像词典里词的排列那样”。（[2]，p.192）
爱因斯坦不仅赞成彭加勒的经验约定主义，而且根据他的科学实践，对此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和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