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纽拉特(O．Neurath)和卡尔纳普(R．Carnap)受到迪昂的影响，但他们二人以及其他逻辑经验论者在科学中的语言翻译问题上似乎着力不多。不过，他们二人倡导的物理主义语言——它主张可以建立一种理想的、以纪录学说为根据的、符合句法规则的语言，用物理科学的措词来说明一切科学事实——自诩具有主体间的可交流性，从而能达到统一科学的目的。这种带有还原论色彩的物理主义实际上认为，各门学科语言均可翻译为物理学的语言，这在实践中到头来只是一厢情愿的乌托邦。
在80年代，库恩从语言哲学的角度发展了他60年代提出的学说 。此时，库恩把他的不可通约性冲淡为局部不可通约性，而且把它代之以不可翻译性。也就是说，宣称两个理论不可通约，等于宣称不存在中性语言、公共语言或另外的语言，能够用来把视为句子集合的两种理论毫无剩余或毫无损失地加以翻译。
库恩不同意奎因(W．V．O．Quine)、戴维森(D．H．Davidson)、普特南(H．Putnam)等人把翻译与诠释混为一谈，他把二者加以严格区分，以阐明他的(局部)不可翻译性观点。所谓翻译，是知道两种语言的人所作的事。面对用这些语言撰写或口述的文本，译者要系统地用另一种语言的词或词串代替该文本中的词或词串， 以致能产生在另一种语言中的等价的文本。在译本中，意义和指称的同等性是两个明显的要求，另外能或多或少告诉我们相同的叙述，描绘或多或少相同的思想和状况。翻译的两个特征是：第一，在翻译开始前，用宋翻译的语言就存在。也就是说，翻译的事实并不改变词或短语的意义。当然，也可以增加一个给定术语的已知指称的数目，但是它不能改变那些新、旧指称被决定的方式。第二，译文惟一地由代替(不必要一一对应)原文中的词和短语的词和短语组成，注解和译者序不是译文的一部分，完美的译文不需要它们。
所谓诠释，正是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所实践的事业。与翻译者不同，诠释者起初可以只要求一种语言，他赖以工作的文本在整体上或部分上是难以理解的噪声或铭文。奎因的彻底翻译者(radical translator)事实上是诠释者。观察围绕文本制作的行为者和环境，始终假定健全的涵义能够由明显的语言行为者构成，于是诠释者就寻求该涵义，极力发明假设。如果诠释者成功了，他就学会了新语言。那种语言是否能翻译为诠释由以开始的语言，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获得一种语言与由他翻译成诠释者自己的语言是不同的。利用诠释，诠释者可以发现其他理论中不能用诠释者的语言加以翻译的词语。
例如，18世纪化学中的Phlogiston是在燃烧时放出的，它减少了空气的弹性和维持生命的性质，等等。这样的现代语言短语组合起来也不能产生Phlogiston的现代译文，因为它与其他不可翻译的术语principle和element构成相互联系和相互定义的集合。只有整体地获得它们，人们才能够辨识18世纪的化学是什么。它不同于20世纪的化学，不仅在它就实物和过程所说的东西方面不同，而且在构造和划分大部分化学世界的方式方面不同。同样地，在牛顿力学中，质量和力两个术语也必须与力＝质量×加速度一起学习，它们也无法翻译为亚里士多德物理学或爱因斯坦物理学的语言。当然旧语言中的大多数词汇在形式和功能方面等价于历史学家或听众语言中的词汇。但其余的则是不熟悉的，必须学习或再学习。这些词汇是不可翻译的，对此历史学家和一些前辈不得不发现或发明意义，以便提出他们赖以工作的或可以理解的文本。诠释就是这些术语的用法被发现的过程，历史学家在他们自己的著作中使用它们，并把它们教给其他人，只是没有引起翻译问题。在这里，库恩看到局部整体论必然是语言的基本特征——这是对迪昂的理论整体论的发展。
库恩从语言哲学的角度进一步分析说，不同的语言给世界强加了不同的结构，每一个指称术语是词典(1exicon)网中的结点， 由该结点辐射出标准的标记，人们用标记鉴别结点术语的指称。这些标准将一些术语联结在一起，并使它们与其他术语保持距离，从而在词典中建立起多维结构。这个结构映照出词典能够用来描述的世界结构的诸多方面，同时也限制了能够借助词典来描述的现象。在这里，同源结构，即映照同一世界的结构可以利用不同的标准联系的组合形成。这样的同源结构(homologous structure)保持的、缺乏标准标记的东西是世界的分类范畴(taxonomic category)和它们之间的同异关系(similarity/difference relationship)。语言共同体成员共同具有的是词典结构的同源，他们的标准不必是相同的，但他们的分类结构必须匹配。库恩在下述境况中找到翻译的不变量(这与彭加勒关于翻译的可能性隐含关系的不变性的思想有契合之处)：与同一语言共同体的两个成员不一样，相互可翻译的语言说者不需要具有共同的术语，但一种语言的指称表达必须与另一种语言的共同指称表达相匹配。这些语言说者们所使用的词典结构必须是相同的，即必须保持相同的分类范畴和共有关系。若情况不是这样，则翻译是不可能的。但是，在翻译行不通的地方交流仍可建立，这需要十分不同的诠释过程和语言习得。这个过程并不神秘，历史学家、人类学家，也许还有小孩，每日均致力于这种过程。
在1987年的讲演中 ，库恩明确论述了保真翻译并非总能完成。也就是说，通常不可能用目前使用的术语代替古老文本中的术语，使得如此形成每一个陈述的真值能够恰当地用于它的原始真值。众所周知，在文学中，译文不可能是严格的，原来语言中的词语所携带的联想，只能部分覆盖译文语言中它们最接近的对应词的联想。翻译科学的困难比一般认为那样更像翻译文学的困难。而且，在科学和文学二者中，相关的困难不仅表现在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翻译之时，而且也表现在同一语言的较早文本和较晚的文本中。妨碍保真翻译的，正是词典结构上的差异，即它具体化的等级关系和同异关系的差异。因为词典提供给人们的不是一个世界，而是一组可能的世界，该世界共同具有自然类，从而共同具有一个本体论。在这个词典限制下的科学工作是常规科学。科学的发展有时打破了这种限制，重新构造了词典的一些部分，并接近以前不能接受的世界，从而造成文本的反常。正是这些反常，使得保真翻译不能进行，于是只好求助于诠释。
诠释之所以能够进行，是因为一种人类语言的说者总是能够找到一个桥头堡，由此进入另一种语言，这样的桥头堡对于获得第二种语言是必不可少的。获得的桥头堡不需要特别广阔和僵硬。在原则上，它根本不必要容许保真翻译。在实践中，它无疑允许某些保真翻译，但仅仅是在局限的范围内。如果桥头堡是为它的功能服务的，那么被一种词典证明的某些分类范畴本质上必须用另一范畴覆盖。尤其是，它必须是其成员能够被直接证明挑出的某些范畴的状况。这种覆盖纯粹是为获得第二种词典的前提，需要的只是成员资格的覆盖而不是等价。这样一来，人类共有的辨别和判断能力能使学习者形成和检验关于特定对象和境况——当那个词典的使用者利用特定的词或短词时，他就在指称的境况——的假设，对于第二个词典的获得来说必不可少的。被新词典汇集起来的一些对象和境况也被旧词典汇集起来，这也是必不可少的。例如，亚里士多德的motion泛指各种类型的变化，诸如物体下落，橡子长成橡树，疾病康复，小孩长大成人等，从而它是状态变化，其最突出的特征是它的两个端点和在两个端点之间转移所经过的时间。因此，亚里士多德的motion无法用近代力学的术语翻译(motlon具有趋向自然位置的倾向，其速度与近代的也不—一样)，但是它却可以被诠释， 因为二者毕竟有可以覆盖的部分。
三、简短的评论
1．以马赫为首的批判学派以其敏锐的科学预见和深邃的哲学洞察，在世纪之交为科学革命(相对论和量子力学革命)和哲学革命(维也纳学派和逻辑经验论)铺设了道路，从而成为本世纪科学和哲学思想的先驱。对批判学派的历史作用和历史地位必须予以充分肯定，并有必要深入进行研究。
2．马赫对语言在科学中的价值的重视，彭加勒关于科学事实是未加工事实的译文以及翻译的可能性在于真关系的不变性的思想，迪昂关于科学的结构和科学基本操作中的语言翻译的论述，都对20世纪的语言哲学有所影响。尤其是迪昂的理论整体论观点，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爱因斯坦、纽拉特、卡尔纳普、奎因等人的意义整体论思想。
3．彭加勒和迪昂关于科学中的语言翻译的论述基本上停留在同一理论的范围之内，尽管迪昂也涉及到同时代的不同理论和不同历史时期的理论。库恩的着眼点则在于后者，尤其是历史上相继的理论的翻译问题。他从语言翻译的视点把他的不可通约性论题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4．彭加勒没有提及或没有意识到科学中语言翻译和诠释的区别。迪昂已明确涉及到这个问题，并就同一理论中的诠释和不同理论之间的诠释作了剖析。库恩的贡献在于，他对翻译和诠释作了明确的区分，并探讨了二者的特征。尤其是，他对保真翻译不可能和诠释赖以进行的桥头堡的分析颇有新意，值得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深究。
5．迪昂已提出测量方法是使翻译变为可能的词典的命题，这实际上已意识到测量或词典是联系主体(科学家)和客体的中介。库恩对“词典”的论述颇有见地：无论是它的形成、结构、变化，还是它一面向着世界，一面向着心智，都能给人以启示。这把对科学中的语言翻译的认识提高到新的阶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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