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为科学哲学制造了合理性危机，相对主义由此成为哲学家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严峻问题。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乃至于当代的“科学大战”，很大程度上都是有关相对主义的争论。从历史的角度看，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确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但对此应该如何作出解释呢？一方面，辉格式的历史编纂学的确有问题；另一方面，库恩等人对科学史的解读又很容易陷入相对主义的泥潭。为此，哈金给出了自己的理解，“推理风格”概念的提出和发展就是明证。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对此进行简要的探讨。
“推理风格”这个词是对科学史家克龙比（A.C.Crombie）提出的“科学思维风格”（style of scientific thinking）的借用和改造。克龙比在《欧洲传统中的科学思维风格》中认为，在欧洲科学的发展史上先后出现了六种科学思维风格，分别是希腊数学所代表的简单假设方法；实验的运用；类推模型的构造；比较和分类法；统计分析和概率演算；遗传发展的历史起源。但在哈金看来，思维这个词主观的味道太浓，所以用“推理”取而代之。在科学的发展史上，推理风格各有不同。古希腊推崇欧几里德的推理方式，17世纪的思想家们推崇实验方法，而现代社会科学则广泛使用统计方法。那么，推理风格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无论是库恩的范式还是奎因的“翻译的不确定性”关心的都是命题的真。但推理风格与此不同，它关注的是命题的真假性（truth or falsehood）。“命题p的意义——它指向真或假的方式——取决于与p相适应的推理风格。”[10]也就是说，一个推理风格代表着一个真假可能性的空间，一个命题在风格a中也许有真假，但在风格b中可能没有任何意义，无法确定其真值，我们既不能说它真，也不能说它假。比如，统计方法这种推理风格在古希腊就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在古希腊的推理风格中，统计学命题不是真假的候选项。那么，成为一种推理风格的必要条件是什么呢？在哈金看来，引入新鲜之物是风格之为风格的必要条件，这些东西包括：对象，证据，语句或成为真假候选项的新方式，规律，以及可能性。[11]因此，只有当一个风格开创了一个本体论、认识论的新空间时，只有当它给出了一种新的推理范式时，才能称之为风格。推理风格的另外一个特征是“自我确证”（self-authenticating）。自我确证意味着，我们只有运用某种推理风格才能确定一个语句为真，但这类语句只有在此风格中才能成为真假的候选项，因此风格是免于反驳的，这显然有循环的味道。风格本身成为客观性的标准，我们无法在风格之外寻找客观推理的方式，或者寻找一个语句之为真假的条件，因为语句的真假性取决于推理风格本身。
在科学的发展历程中，或者更广义地说在人类知识的发展历史当中，出现过无数的推理风格，克龙比列举的风格仅限于欧洲科学发展史。有些推理风格失落了，被新的风格取而代之。这样，哈金就面临着两个问题：第一，如何解释推理风格的兴起和衰落；第二，如何看待不同推理风格的关系。对于第一个问题，哈金认为，每种风格的形成都是微观社会互动的结果，我们无法给出连贯的、因果性的解释，这是一个偶然的过程。同样，风格的衰落也是如此。风格之间的此起彼伏完全是偶然的，无论是内部解释还是外部解释都不可信。所以，与福柯拒绝解释知识型的衰落一样，哈金也拒绝解释推理风格的兴衰。第二个问题更棘手，既然推理风格是自我确证的，那么相对主义似乎就是不可避免的。不同的推理风格之间没有比较的标准，一个语句在风格a中为真，当在风格b中却没有真假性。在哈金看来，这里不会出现相对主义，因为推理风格的意思不是说语句的真假相对于推理风格，不是说一个语句在一个风格中为真，但在另一个风格中为假，而是说语句只有在特定的风格中才有为真或为假的可能性。这样，知识论的相对主义就是可以避免的，“推理风格的存在不会直接导致相对主义”。[12]从另一个角度说，推理风格并非是不可通约的，相互之间也不是不可翻译的。你能够完整地学到炼金术的经验知识，但这不是一个翻译的过程，而是掌握其他推理方式的过程，掌握在其他推理风格中有真假性的东西。因此，推理风格与不可通约性、翻译的不确定性等论题无关，前者关注的是真假的可能性空间，而后者关注的是真。
哈金对推理风格的阐释，以及对科学发展史的阐释，表面上似乎规避了相对主义。但细想起来，这依然是弱化的相对主义。他的策略是把客观性、真假性等置于推理风格的内部，从而避开了任何外部的比较，因为任何外部的比较如果不处于特定的推理风格内部，就是没有意义的。卢克斯（Lukes）和霍里斯（Hollis）在编辑《合理性与相对主义》这本文集的时候是按照相对主义的程度大小排序的，哈金的文章“语言、真理与理性”被放在第二位，紧随巴恩斯和布鲁尔之后，这样做也许不无道理。
五、简短的结语
本文对哈金的实验科学哲学、历史本体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差别以及推理风格等重要思想进行了简要的、挂一漏万的介绍和评论，并指出了其实验哲学对于当代科学论有着重要意义，它的历史本体论是如何借鉴并发展福柯的思想的，以及推理风格是如何规避相对主义的。当然，这些简要的讨论远没有勾画出一幅完整的肖像，仅突出了哈金思想中比较重要的几个部分，本文只希望能够给国内学界提供一些参考，以便从中发掘出有价值的养分。
注 释
[1] Ian Hacking, Representing and Interveni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31.
[2] Ian Hacking, The Self-Vindication of the Laboratory Sciences, in Science as Practice and Culture, Andrew Pickering (ed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pp. 29-65.
[3] 米歇尔•福柯：“什么是启蒙？”，载于《文化与公共性》，汪晖、陈燕谷主编，三联书店， 1998年，第440页。
[4] Ian Hacking, Historical Ontolog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4.
[5] Ian Hacking, The Emergence of Probabil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85.
[6] 伊恩•哈金：《驯服偶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13页。
[7] Ian Hacking, Historical Ontolog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44.
[8] Ian Hacking,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Wha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108.
[9] 约瑟夫•劳斯：《知识与权力》，盛晓明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14－217页。
[10] I. 哈金：“语言、真值和理由”，《哲学译丛》，2000年第2期，第1页。译文略有改动。
[11] Ian Hacking, Historical Ontolog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189-90.
[12] Ian Hacking, Historical Ontolog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1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