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传统思想方式的关联暗示着一种拓宽了的科学观念，科学于是看来与中医实践是相适应
的。其次，所谓“科学”对方法论而不是“物质内容”的强调，使中医业者得以将“中医
科学化”定义为“整理国医药”。第三，科学对东、西方普遍适用的观念强调了科学的实
用性，这对中医这样一个以临床实践为基础的知识体系尤为重要。
对科学概念的灵活阐释，这一点尤为值得深思。一直以来，国人对所谓“西学”的态
度总是用一种想象的静止不变的西方“本原”的标准来评判中国知识分子对其理解的“正
确”程度，包括汪晖对“赛先生，”即“科学”这一概念的分析。无可否认，他所作出关
于中国特色“赛先生”的结论是精辟且发人深省的。但是，文中他以西方[18]“科学”的
概念作为评判的标准也清晰可辨。且不论“科学”概念本身在西方就时有争议与变化（汪
文没有忽视这一点），我想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不能说中国知识分子对“科学”的开明
的解释，是对“科学”概念的一个贡献呢？换句话说，我们认可“科学”含义的改变是由
于翻译到汉语语境中而产生的，那么这样的理解是否也可以促使我们指出当前一个愈益狭
窄的全球化的“科学”概念之弊端呢？[19]
2．“废止中医”风波与中医科学化运动
在了解以上的“科学”概念的前提下，我们现在可以分析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废
止中医”风波以及中医界对“科学化”的积极提倡。
科学带给中医[20]的一个重要影响是进化论。自从严复将赫胥黎《天演论》翻译到中
国（1898年），进步的原则就作为科学的一个教条深深植入中国人的头脑中（郭1965：
21-22）。随着西医影响逐渐加大，自晚清始中医业者开始谈论“科学”[21]。同时，医
学改良逐渐流行并发展为一个运动以使中医“进步”。恽铁樵（1878-1935）曾说，
居今日而言医学改革，苟非与西洋医学相周旋，更无第二途径。中医而有演进之价值
，必能吸收西医之长，与之化合，以产生新中医。
恽的建议来自他对当时许多“腐败”的中医实践的不满（我们可以联想到鲁迅对中医
的抨击）。何廉臣（1861-1919）也感慨说：“呜呼！外界刺激既如彼，内容腐败又如此
，迄今日而中国之医学，犹不改良，尚能逃天演之淘汰乎”。对“腐败”而言，当然的参
照物是西医[22]。但同时不应忽视的是这些中医积极主动的态度。他们主动认识到可以通
过学习西医而受益，并积极发起了医学改良运动（见邓铁涛等2000）。
医学改良的形式主要是引进、吸收西医知识以提高中医医疗实践。如1904年周雪樵
[23]在上海创立医学研究会并创办《医学报》，“积极倡导引进西医，对当时的中医弊病
痛下针砭”[24]。就如何引进西医，周雪樵曾结合自己经验谈到，
仆之治病，凡治病器具，如寒暑表，听病筒等概用西法，至开方用药则用中法，有急
病及中药之力所不及者，则以西药济之。（见《中国医学通史》近代卷，178页）。
周的着眼点是在临床实践。从实践出发在临床上选择中医或西医，他看来并不关心所
谓中、西医之间认识论的不同。这体现了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也是20世纪早期提倡科学
化[25]的中医业者大都采取的立场。
可惜这种实事求是的立场在“废止中医”的风波中遭遇了强烈挑衅。在讨论“风波”
之前我想提请注意的是，至少在1930年代以前，中医比起欧洲医学在临床上是有优势的（
详见赵红钧《近代中西医论争史》，第19-29页），而且大多数中国人认为西医是“外国
人”的医学因而并不十分信任，这在农村尤为普遍（见陈存仁“中国农村的医疗”，引自
雷1999：74）。因此，在1929年之前相当一部分中医师对“科学化” 的态度是模棱两可
的。这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了提倡“科学化”的中医师并不是被动而为，而是积极顺应‘
时代潮流’的。
“废止风波”源自1929年2月西医大夫余岩在南京政府卫生部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
议上提出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26]。这也是中、西医之间的权力之争
。西医以代表“科学”自居，斥中医为代表落后、愚昧、迷信的“传统”，从而要求新成
立的南京国民党政府通过“废止中医案”。该案虽然当时获得通过，但是中医业者迅速反
应，以规模浩大的请愿申诉而胜利结束了这场风波。南京政府于3月底被迫将废止中医案
搁置起来。最后经过近一年不间断的抗议和请愿活动，中医大夫们才最终使国民政府正式
撤消了这项提案。1929年的废止风波成为中医史上一个重要的事件，因为这个事件使得从
来未曾组织起来的中医大夫们牢牢地“团结”在了当时成立的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简
称全国医药总会）的周围（见雷1999，邓2000）。为了保证政府继续的支持，全国医药总
会于1930年提请政府设立国医馆并获得通过。1931年中央国医馆正式宣告成立。自此体制
化的中医始具雏形。
考察“废止风波”的前前后后，围绕着“中医”与“科学”，当时的中、西医者对“
科学”至少有四种不同的言说，分析如下。
余岩(1879-1954)早年曾留学日本，归国后一直从事废止中医的活动[27]。1916年发
表《灵素商兑》[28]，开近代废止中医之先声（邓铁涛等，150页）。余岩积极倡导“医
学革命”—而非“医学改良” — 认为中医“乃自欺欺人之事，绝无学术上之价值”（引
自邓 130页）。在《灵素商兑》一书，他以西医解剖、生理学为标准，大肆批判中医基本
概念，“以当时所能学到的现代医学和自然科学知识检验中医学理论”。这里值得注意的
是，余岩作为一名西医大夫，对“科学”的理解是基于生物医学这样的实证科学，并非将
其作为“赛先生”从广义的世界观来加以理解。也就是说，他认为科学与中医实践是截然
不同的。而且，对他来说西医才是科学，中医不科学。
1922年，恽铁樵(1878-1935)著《群经见智录》回应《灵素商兑》，中西医正面论战
以此为始（见《中国医学通史》近代卷）。他指出中医的脏腑理论不可能与西医的解剖学
概念相提并论，因为这是两个不同的理论体系；机械地把二者等同起来进行比较，用西医
知识来阐释中医理论，意味着没有充分理解中西医之间在理论体系上的根本不同。最后恽
指出，
《内经》之所谓心病，非即西医所谓心病，西医之良者能愈重病，中医治《内经》之
精者亦能愈重病，则殊途同归也”。（邓铁涛等，133页）
与余岩一元、狭隘的科学观念不同，恽铁樵坚持认为中医与西医虽然理论不同，但“
殊途同归”，都能达到同样的目的，即治病愈人之“真理”。这并不能代表中医没有科学
性，只是在方法上不同。同时，从中也可以看出他是把中、西医放在对等角度考虑的，而
没有把一方作为衡量另一方的标准。
陆渊雷（1894-1955）[29]，受业于恽铁樵且师章太炎深研古文，又“兼采西医精华
”（见《中国医学通史》）。也撰文《改造中医之商榷》，指出，
国医[30]之所以欲科学化，并非逐潮流，趋时髦也。国医有实效，而科学是真理，天
下无不和实理之实效而国医之理论乃不合实理… 今用科学以研求其实效，解释其已知者
，进而发明其未知者，然后不信国医者可以信，不知国医者可以知。然后国医之特长，可
以公布于世界医学界，而世界医学界可以得此而有长足之进步。国医科学化之目的如此，
岂知徒标榜空言哉！(邓铁涛等，185页)
陆渊雷进一步从三个方面阐述了中医与科学的关系：第一，他把理论与实践分离开来
，即科学代表真理论而中医的实效代表真实践。第二，他接受余岩对中医“不合理”的指
责；但是同时指出，中医实践所代表的真（理）也不容忽视，即中医的实用性或——与上
文呼应——广义上的“科学性”。并且他认为科学可以解释并最终发现中医蕴于自身的真
理。第三，科学是工具，可以为中医用来与世界医学交流；这里显示了陆渊雷对中医切实
的临床疗效的信心，同时也表明，对他来说，“科学”是中性的，不一定姓“西”；中医
切实的有效性说明，中医可以（通过科学化）是科学的。
至此我们看到，虽然余岩从西医认识论角度对中医提出批判，中医充分运用当时在哲
学意味上对“科学”的宽泛认识，积极进行反击，反对中医“不科学”的指责，进而提倡
在其自身“科学性”基础上的科学化。
1931年中央国医馆在南京的成立象征了从标准化和系统化方面“科学化中医”的正式
开始。以该馆为协作中心，共设立了26个分馆，在各个主要城市，甚至与海外的华人社区
形成了网络联系[31]。这也是中医体制化的雏形。中央国医馆组织章程（简称馆章）第一
条即写道，
本馆以采用科学方法整理中国医药，改善疗病及制药方法为宗旨。（参见邓铁涛等，
184页）
这是言说“科学”的又一方式。“采用科学方法整理中国医药”明确呼应了丁文江对
科学方法的强调，即“使用逻辑推理对各种现象和事实进行系统地分类”。这为中医业者
积极推行科学化又不必根本改变传承的医学知识提供了可能。同时，“改善疗病及制药方
法为宗旨”对科学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态度，再次表明中医是以临床实践为中心。这项宗旨
得到了中医界的普遍认同，而且各省市、县的分会、支馆亦都遵从这一宗旨。直到50年代
，这一直是“中医科学化”的定义（邓铁涛等，184页）。
总结在这一时段就科学与中医关系的观点：第一，周雪樵介绍了一种临床实践方法，
即科学（西医）技术用来扩大中医的治疗；第二，由余岩代表的大多数西医大夫的观点，
即只有西医代表科学而中医不行；第三，恽铁樵坚持中西医虽然理论体系不同，但都是科
学的；第四，陆渊雷相信科学可以使中医合法化从而将其介绍到世界医学当中；第五，中
央国医馆的发起者们感到“整理”全盘中医实践的必要性，包括学术研究，系统学习，学
院教育，以及统一管理等各个方面；而且这一切似乎都可以在科学化 – 或者说系统化
– 的名义下完成[32]。这些多样的科学观并不为现代实证的科学概念 – 如威廉姆斯所
述 – 所限。正是各种异质性争论，陈述，概念化，以及实践，中医科学化逐渐形成为一
个活跃的“革命性”力量而在极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医实践。实际上，“中医科学化”是
30年代初到50年代初中医界最有影响力的思潮（邓铁涛等，184页）。
[1] Dona Haraway, 美国著名科学学（science studies）学者。这段引文出自她最
有影响的文章"Situated Knowledges: 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and the
Privilege of Partial Perspective" (1987/1991)。
[2] 分别为张镜人，颜德馨，夏翔。
[3] 这篇论文我的讨论仅限于体制化的中医界，如大学，医院，研究院（所），管理
局等，在这些地方国家机器直接影响着中医的实践。
[4] 所有中医院校都要求学生同时学习中医和西医的基础知识，中医与西医课程的比
例是6比4。而在西医院校，中医只是选修课。
[5] 科学是诸多日语借贷词再被重新运用到汉语中的一个，即“古汉语原有的词汇被
日语借用来‘意译’西方词语，这些日语词后来又返回到汉语当中，可是意义完全改变了
”（刘禾2002：45）。在这本引人入胜的《跨语际实践》中，作者刘禾列出了1，800多个
引入现代汉语的借贷词和新词。
[6] 从思想史对这一概念进行详尽解说非本文力所能及。汪晖已对“科学”做了详尽
的系谱学研究。详参《汪晖自选集》1997。
[7] 罗杰 哈特（Roger Hart）曾指出，关于“中国科学”的研究“轻易将 ‘中国’
和‘西方’这两个想象的共同体作为出发点，并且这种大分离（Great Divide）正是这类
研究的有机组成。见 Hart 1999, “On the Problem of Chinese Science.”
[8] 可以想到的是李约瑟那个著名的问题，“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科学”。
[9] 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中医”这一名称的固定使用是近代，甚至可以说是解放以
后的事情。
[10] 和刘禾一样，我同意汪晖的论点，即虽然science在明代曾被翻译为格致，但后
来被日语的kagaku或科学取代。见汪 1995， 刘 2002。
[11] 在1839-1842的鸦片战争后，采取了一系列大多与现代科技有关的措施，诸如对
西式武器的仿造，积极西学以“自强”的规划，以及后来的体制改革等等。见
D.W.Y.Kwok（郭颖颐）， Scientism in Chinese Thought, 1900-1950（《中国思想中的
科学主义，1900-1950》）；Teng & Fairbank (邓嗣禹和费正清)，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A Documentary Survey 1839-1923（《中国对西方的回应：文献考》）；
Meng Yue (孟悦)，”Hybrid Science versus Modernity: The Practice of the
Jiangnan Arsenal, 1864-1897”（杂交的科学对现代性：江南制造局的实践，
1864-1897），in East Asia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16 (1999): 13-52.
[12] 参见刘禾《跨语际实践》2002。
[13] 也许可以这样认为，“科学”成为一个能指，其含义随使用者的所指的不同而
不同。
[14] 科学最有影响力的拥护者不是科学家。如陈独秀是北大文学院的院长，胡适是
英国文学系主任兼哲学教授。
[15] 也许有人会说这样的民族主义本身就是中国知识分子遭遇“现代性”的产物，
是结果而非原因。也就是说，所谓的“民族主义”是特定社会-历史的产物，只能作为现
象，不能用来说明问题。但是，虽然民族主义是“一个巨大的不连续的网络系统network
”（产生）的结果，但其后的民族主义意识的实现“要求有一个连续的同质的原因来对应
于这个结果，以产生一个自主的、可决定的主体”（Spivak 1996: 213）。这是一个把结
果变成原因的策略性转换，即“主体-效果”(subject-effect)，按照斯皮瓦克（Spivak
）的观点，是“策略性地使用实证的本质主义以达到某一隐含的政治意图”，或称，“策
略性的本质主义”(strategic essientialism)，这与实证化的本质主义是根本不同的。
[16] 对“文化危机”的认知也是一个值得考察的现象。Ralph Croizier（拉尔夫 克
罗伊齐）注意到，中国许多事情都有一个语义学上的二分法，比如中国画和西洋画，中国
音乐和西洋音乐，中医和西医等等（1968：4）。周蕾也曾对这种文化本质主义有过论述
。在参考了酒井直树把“西方”作为一个地缘政治概念–为所谓“非西方”的人们用于争
得再现自身的话语权—的讨论之后，周蕾认为这样的现象在中国，是知识分子自19世纪后
期一种“历史条件下的[对“西方”的]偏执反应，”从而制造出的中国与西方之间想象的
边界，其后隐含的是一种对“中国性”一贯的执迷。
[17] 《赛》文中的论述有理有据，这里直接跳到结论，不再重复。
[18] 必须承认，“西方“这一说法自身也是极不严谨的。
[19] 这里“翻译”的概念不仅指语言上，也包括实践上的翻译。见刘禾及Talal
Asad。刘禾也提到，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里称，“西方可能带给中国的，
是改变了它的语言；而中国对西方所作的，则是扩大它的词汇”见刘禾《跨语际实践》
53页。
[20] 这里我用“中医”只是为了表述的方便，但如下文可见，关于“中医”的命名
是多样的，同时这一范畴的意义也随使用者意图不同而转变。
[21] 何廉臣（1861-1919）曾在自己于1908年参与创办的《绍兴医药学报》发刊词上
说，“物理不解，化学不知，生理不明，病理不精，惟凭诊脉以断症，徒汤头之歌诀。”
表达其对中医不了解科学的不满。见邓铁涛等编《中国医学通史》近代卷，177页。
[22] 当时的中、西医并无定名。有人称西医为“新医”而把其余各种形式的医疗实
践（中医为主）统称为“旧医”，还有人称西医为“外”医以对应于“中”医；也有称中
医为“国医”而西医为“洋医”者。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名称所隐含的政治意味。甚至也有
西医大夫对他们本为中国人却被称为“西”医不满，认为他们才应被称为“中医”，以代
表在中国的医学（见雷祥林 1999）。显然对他们而言，中医甚至不能被称为医“学”。
[23] 周雪樵（维翰），常州人。“廪贡生而善医”（邓铁涛等，177页）。
[24]这是国人自办医学社团及报刊之始，并且该报于1904至1908年间是我国唯一的中
文医学报刊（包括西医）。见邓铁涛等，2000。
[25] 中医科学化运动与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的“中国科学化”运动直接有关
。根据《中国医学通史》，至1931年“中医科学化”已“成一时髦名词”（184页）。
[26] 注意这里“旧医”的称呼所带有的强烈政治意图。尤其当进化论在社会大行其
道时被称为“旧医”的不利地位。
[27] 日本的“现代”经验对中医、乃至中国的影响不可谓不大。余岩亲眼目睹的日
本消灭汉医的结局极大程度上影响了他对中医的认识。见邓 2000， 131页。
[28] 中医理论经典《内经》分《灵枢》和《素问》两部，即余岩之“灵素”。
[29] 陆为中央国医馆学术标准大纲的主要起草人。
[30] “国医”作为中医的另一称呼在1927年国民党政府成立后逐渐流行。“国医”
来自当时“国粹” – 被发明的“传统文化” – 的概念。见Croizier 1968: 82-85。雷
襄林对中医业者在与西医的斗争中战略性地自称“国医”，有精彩论述。见Lei 1999:
97-100。
[31] 参见 Ralph Croizier 1968. Traditional Medicine in Modern China:
Science, nationalism, and the Tensions of Cultural Change. Cambridge:
Harvard Unversity Press. 第92页。以及《中国医学通史》近代卷，156-157页。
[32] 见邓铁涛等，156-16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