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科学精神也决定了科学的方向：“自然科学的道路是永无止境的，但它的方向是始终如一的，因为它的出发点和目标不仅是由客观世界的性质决定的，而且也是由理性的性质和力量决定的。”
其次，它表现在科学精神对文化和文明的促进作用上。我们知道，现代文化的中轴是以科学精神为代表的科学文化，或者说，以科学精神为代表的科学文化是现代文化的特色。难怪杜威强调，科学精神的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它对我们文化前途的巨大影响上：“我们文化的将来全由科学精神之广扩和紧握而决定。” 难怪唐钺断言：“科学精神磅礴郁积，故能宝贵真理以忘其身，为近世文明之先导。” 布罗诺乌斯基揭橥，科学必须告诉我们的不是它的技巧，而是它的精神：对探索的不可压抑的需要。科学的灵感创造了我们理智生活的价值，与艺术一起把它们教给我们的文明。科学甚至在长崎的废墟中也不是羞耻的。羞耻的是诉诸其他价值的他们，而不是科学使之逐渐发展的人的想象力的价值。羞耻的是我们，如果我们不使科学在理智上像在物质上成为我们的一部分的话。 拉维茨从相反的角度观察到，假如我们对科学精神气质的文明力量失去信心，假如我们把科学描绘为主要由研究工作者在他们的领导人或外部动因建立的范式内解难题，那么努力的政治和社会意义就发生变化。此时，科学共同体有可能变得与压制的政体一致，从而失去有限的自主性，以便得到欲求的合作和获取利益交换。
关于科学精神对文化事业的影响，在中国有正反两方面的例子可以援引。在20世纪上半叶，“赛先生”的时代光辉即科学精神，首先是通过以进化论为思想根柢的现代文学观念转化，辐射到五四新文学的各个层面，发挥其重要的制导作用和潜在的文化整合功能的。自然科学知识和鲜明的科学态度，给五四新文学体式观打上了“赛先生”的理性精神印记：讲求表达得明白清楚。在某种程度上，也许达到了科学观与文学观的统一。关于科学精神对于小说的影响，瞿世英在《小说研究》中评论说，“科学精神对于小说至少有三种贡献”：一是增加了创作的“材料”，使“小说家学会了一种新的方法”；二是受“科学的濡侵”，写出人生真实，形成了“近代小说的特别优点”；三是“因为科学发达”，改变了人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影响了作家的作品。陈钧的《小说通义》指出，创作的“观察务真，一如科学之研究声光电化然。虽毫厘微末之间，亦必辨析精确。此种科学的精神，小说家所必备也。”郁达夫则更为具体地强调背景的真实，他说：“自文艺复兴以后的科学精神，浸入于近代人的心脑之后，小说家注意于背景的真实现实之点，很明显地在诸作品中可以看出。”茅盾也认为，“科学的精神重在求真，故文艺亦以求真为唯一目的。科学家的态度重客观的观察，故文学也重客观的描写。” 在20世纪初，任鸿隽以科学精神为镜观照中国学术和学界，发现学子暖姝，思想锢蔽，相形见绌，其陋立现。他指出：“回顾神州学风，与科学精神若两极之背驰而不相容者，亦有数事。不拨而去之，日日言科学，譬欲煮沙而为饭耳。”他把有违科学精神的学风归结为三。一好虚诞而忽近理。二重文章轻实学。三笃旧说而贱特思。 梁启超揭橥，中国学术界因缺乏科学精神，所以生出如下之病症。一，笼统。二，武断。三，虚伪。四，因袭。五，散失。试想中国二千年思想界内容贫乏到如此，求学问的途径榛塞到如此，长此下去，何以图存? 想救这病，除了提倡科学精神外，没有第二剂良药了。若不拿科学精神去研究，便做哪一门子学问也做不成。他最后祝祷中国文化添入科学精神的新成分，再放异彩。
再次，科学精神对社会有积极的影响。由于科学精神在诸多方面与民主社会的精神气质是一致的或相通的，并且实际上已经成为民主社会的精神财富，因此它自然而然地充当了自由社会和民主社会的守护神。陶伯揭示了这一点：“可以把科学看作是达到自然的宏大图像的工具；它深深地浸透了审美的先入之见。这是浪漫主义的情趣，可以设想道德的弦外之音，但是它也根植于科学采取的内在的伦理姿态，构成它的智力戒律的一个必需的组成部分：科学本质上是多元论的，它接受贬损以及把批判作为它的真正法规的一部分。在这方面，科学是自由的、民主的社会的保障。” 西博格讲得更为径直和明确：
我相信，科学社会和民主社会不仅是相容的，而且科学和自由的合作向我们提供了达到我们大多数人今日追求的那类世界的最大可能性。我也相信，如果自由的人想要生活在现代的科学时代，享受它的好处并控制它的命运，那么他们必须随那个时代成长，他们必须教育他们自己达到越来越高的水平，他们必须通过教育发展他们向着最高理性的、人道的和伦理的行为。
考尔迪恩也指出：“正是科学精神以及它所引起的心理气候，能够影响社会偏爱理性。”而科学的理性精神则是解决我们的社会和时代面临的根本危机的正确道路，借助技术的发展是无能为力的。除了用理性精神重建我们半崩溃的文明的理想之外，“科学要在我们的危机中重新做出贡献，必须在它对理性生活和理性价值的支持中寻找解救之道。科学是理性的代表，是理性方法的典型。在科学精神背后隐含的普遍观点和原则能使我们摆脱困境。”
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初，面对内忧外患、满目疮痍的中国，中国一批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掀起了一股“科学救国”的热潮。尽管事后人们对科学救国主张的成败得失褒贬不一，但是它关于科学救国必须以科学精神救国的昌言，无论如何是有意义的，乃至可以说是中国思想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的先声。胡明复当时有言：今人论科学救国者，又每以物质文明工商发达立说矣。余亦欲为是说。然救治学问、道德、政治、社会存其形仪而失其实际，可慨也已。然则有补救之方策乎? 他的回答是肯定的：“提倡科学，以养‘求真’之精神。知‘真’则事理明，是非彰而廉耻生。‘知真’则不复妄从而逆行。此为中国应究科学之最大原因。若夫科学之可以富国强兵，则民智民德发育以后自然之结果，不求而自得者也。”“科学审于事理，不取意断，而惟真理是从，故最适于教养国民之资格。审于事理，则国家社会与个人之利害关系明。不从意断，则遇事无私。惟真理是从，故人知其责之所在。自反面而言之，国民对于社会国家心切，故监察綦严，虽有败类佥壬而社会国家不为所倾覆。此科学精神之直接影响于社会国家之安宁与稳固者也。” 在倡导科学精神救国方面，秉志可谓尽其在我。他说：“科学之精神，则人人皆所宜有。倘人人皆有科学之精神，其国家必日臻强盛，其民族必特被光荣焉。”针对国人堕落不堪，溃藩决篱，无所不止，害及其国，灾逮其身，诚可惧者之现状，他倡言惟有诉诸科学精神，对症施药，才能振起国人之萎敝。
缺乏科学之知识和技能，其害固大，而缺乏科学之精神，其国家必日见剥削，其种族必不免于沦亡。救国家者，必以提倡科学精神为先务。
他以英法两国人民受科学精神影响，国家蒸蒸日上，其国力足以左右全球说明，以科学之精神为立国之根基，陶铸人民，蔚成民气，国家才能无内忧外患，人民才能享自由之幸福，毫不受人欺凌。他最后号召国人猛自觉悟，各本科学之精神，为国家奋斗。
最后，科学精神滋养道德和陶铸人性。罗蒂以科学精神的代表者科学家为例说明，自然科学家频频是某些道德美德的鲜明范例。科学家理所当然地因为固守劝说而非强力，因为（相对地）不易被腐蚀，因为耐心和有理性而有名。在17世纪的牛津和索邦，皇家学会和自由博学者圈子汇集了在道德上更高尚的阶层的人。即使在今天，诚实的、可靠的、公正的人被选入皇家学会的比例也大于被选入下院的比例。在美国，国家科学院显著地比众议院较少腐败。 要知道，科学家的这些美德在某种程度上是由科学精神的本性决定的，是科学精神长期陶冶的结果。卡西尔则以理性精神对人性的滋养和陶铸阐明我们提出的命题：
理性不是一座精神宝库，把真理像银币一样窖藏起来，而是一种引导我们去发现真理、建立真理和确定真理的独创性的理智力量。经过这样确定的真理，是一切真实性的种子和不可缺少的前提。整个18世纪就是在这种意义上理解理性的，即不是把它看作知识、原理和真理的容器，而是把它视为一种能力、一种力量，这种能力和力量只有通过它的作用和效力才能充分理解。理性的性质和力量，仅从它的结果是无法充分衡量的，只有根据它的功用才能看清。理性最重要的功用，是它有结合和分解的能力。它分解一切简单的事实，分解所有简单的经验材料，分解人们根据启示、传统和权威所相信的一切；不把这一切分解为最简单的成分，不把关于这些事物的信念和见解分解为最终因素，它是决不罢休的。分解之后就开始建设。理性不能在这一堆支离破碎的废墟前停步；它不得不从中建立起一座大厦，一个真正的整体。但是，既然理性创造了这一整体，并按自身的规则把各个部分装配到一起，它就对自己的产物获得了完备的知识。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学人也有自己的精辟见解。任鸿隽揭橥，求真的科学精神也能引人趋美向善：科学的精神，是求真理。真理的作用，是要引导人类向美善方面行去。科学在人生态度的影响，是事事要求一个合理的。这用理性来发明自然的奥秘，来领导人生的行为，来规定人类的关系，是近世文化的特采，也是科学的最大的贡献与价值。 秉志则从反面说明，国人道德和人性的蠹弊和积习，皆因缺乏科学精神所致。在论述了科学精神的公、忠、信、勤、久五项内涵之后，他径直表示，试观吾国人民近来之性情，乃无一不与之相反。吾国之人自私，即与科学所需之“公”字相反。吾国人对于己之所长，最喜严守秘密，唯恐人知。吾国人最易自逞私见，凡作一事皆不肯廓然大公。今日谋私利而害公家，任私见而害公理者，皆缺乏科学精神之故。至于“忠”字，亦吾国人民所急宜补救者。国各组织，其中每一分子皆忠于所事乎? 吾国受人奇耻大辱，日濒于危殆，皆因国人不忠心效力于所属之团体。吾国人对于“信”字亦难及格。文人之虚诞夸张无论已，学者著书立说，往往不求征信，社会欺诈相仍，亦时所不免，皆坐不信之故。对于”勤”字“久”字，尤缺乏太甚。全国之内，皆呈衰落不振之象，知识阶级，不免有堕落之分子，乃不勤所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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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志：科学精神之影响，原载《国风》第7卷，第4期。中国科学文化运动协会北平分会编印：《科学与中国》，1936年，第13~19页。任鸿隽也有类似的论述：我们追踪欧美人的科学，必须先追踪他们的心理。此处所谓欧美人的心理，无非是他们对物处事的一个态度，一点习惯。这种态度习惯在求学上便直截了当地产生出东西两个不同的世界来。譬如，欧美人好实在、好认真、最积极，中国人喜空谈、喜偷巧、最消极。唯其实在，所以他们常在事实上做学问；唯其认真，所以力求精确，一丝不苟；唯其积极，所以努力向前，征服自然。总而言之，欧美人的态度习惯，先是科学的（因为科学必须实在、认真与积极），所以得有科学的结果。参见任鸿隽：《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樊洪业、张久村编，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49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