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科学概念认知的三次转向
考察科学哲学的发展历程，关于科学的认知方式已知有三次转向，如图2所示，分别以三支标有阿拉伯数字的箭头表示。
第一次转向是默顿的科学社会学研究，他完成了从传统科学（内）史的内部视点和描述方法到科学社会学的外部视点和规范方法的研究转变。由于默顿对科学的社会建制的强调，我们也可以把科学的社会研究的第一次转向看作“建制转向”。默顿借鉴了马克思和韦伯的研究，把宗教意识形态等社会文化因素纳入对科学的考察，如清教思想对当时英格兰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但是，默顿否认科学知识内容受社会文化的影响，提出了科学的四条社会规范，把科学确认为一种社会和文化结构。因此，在包含经验证据和逻辑一致性的技术规范和四条带有感情色彩的道德规范基础上，默顿用科学的制度化性质划分出科学与非科学的界限。与认知Ⅰ区中的逻辑实证主义和批判理性主义，默顿刻画的是正统科学的形象。
第二次转向是由库恩开始，至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完成的。这是一次近乎彻底的科学观念转变，经常说到的“社会转向”就是指着一次，它把人们的视点从自然-社会的一维空间上的自然一面一下子拽到社会一面。SSK的“强纲领”确实转变了科学的概念，但正是由于太“强”，自出世以来不断受到内部和外部的质疑。劳丹认为，“因果性”原则似乎是能被明证的，“公平性”与“自反性”原则只不过是些从属性的因素，完全可以从其他原则中引申出来，因此不能作为独立的原则来考虑；最后，在“强纲领”中具有独立性并拥有实质内容的只剩下“对称性”这样一条原则。但这一原则带来的无非是“认知相对主义”（cognitive relativism）。[11]社会建构论仅仅用“社会因素”来解释一切，人们怀疑这种“社会学主义”的一维思维方式解释力，就像对“科学主义”的怀疑一样。因此，强纲领开始弱化，巴黎学派拉图尔等人的行动者网络研究就是“弱纲领”的代表。
第三次转向明显的特征是强纲领的弱化调整，对科学的考察首先从宏观研究转向微观研究，从外部视点转向内部视点；但最后调整到内/外视点与微/宏观研究有机结合的研究方法。第一步调整主要体现在《实验室生活》中，拉图尔所寻找到的“田野”和知识的制作现场都是一个个“小社会”。这种“微观社会学”不在考察科学的社会建制，而注重考察技术的实验室构造。第二步调整主要体现在行动者网络研究上，拉图尔与卡龙给出了一种方案与进路，从注重实验室的“内部视点”扩展到“外部视点”，从微观研究扩展为“科学、技术与社会”（STS）水平上的宏观研究，在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之间建构出一条自由出入的“转译”通道，构造了概念的和政治权力的、技术的和非技术的、人的和非人的异质性要素网络——具有工程意义的“社会制度”。第一步调整是科学论的技术转向，[12]第二步调整是科学技术论的工程转向，因此，第三次转向可以理解为“技术-工程转向”。转向后的科学概念具备了“实践”意义，科学不是研究者进行观察的对象，而是他们必须介入并参与其中的实践领域，科学的文化研究（CSS）思潮在实践的意义上开始崛起。
经过科学认知研究的三次转向，与正统科学概念相比，转向后的科学概念显得有点“面目全非”，尤其在思维系统上有了巨大的变化。正统科学内部，逻辑实证主义与批判理性主义的争论是归纳-演绎的一维思维上的争论；正统科学和社会建构论的争论是科学-社会一维思维上的争论；还有斯诺的科学文化-人文文化也是一维思维上的争论。人们似乎习惯于一维的思维方式，自然与社会都认为是给定的，人们别无选择地在这样一个“自己设定的陷阱”徘徊。拉图尔看到了这一点，并提出最好的解决方案不是在这样的问题上争论，而是直接建构出“自然”或“社会”。他称之为“转向之后再转向”，[13]这也就是他在行动者网络研究所做的工作，用一种工程方式设计出“社会制度”，不仅实现了对社会的“反身性”，还构造了新的“对称性”原则：自然-社会的二维结构，见图2的90度角的粗实线（NAT-SOC）。
4 结语
现代科学不仅要求科学家/技术专家、科学仪器等参与，还要求公众等社会要素参与进来。人们已经关注到，在科学实践中，人与物，科学理论与仪器等不可避免地被搅拌在一起。搅拌（Mangle）不仅包含着相互交错混合，也包含着一种破坏性地重组整合。在实践期间（对现实中发生的活动的理解），如建造一个新的科学仪器（例如，气泡室），或者一种新技术（例如，数控机床），人类主体和物质主体缠结在一起。人类主体，以目标为形式，受到非人类主体形式的物质世界的抵抗。为了在现实实践中是因为这种抵抗，人类主体和物质主体相互“搅拌”。[14]这种搅拌的直接后果就是现代科学成为一项异质工程。科学不仅是表象，更是介入实践的活动，[15]也就是说，科学活动是情景性的实践，同时具有技术的和非技术的、人类的和非人类的内容，这些实践相互搅拌，形成了囊括概念和政治双重力量的异质性要素的网络——具有工程意义的“社会制度”。
现代科学，已经是既不具有纯粹的科学性质，也不具有纯粹的社会性质，而是两者的结合。事实上现代科学越来越像一项工程事业，它是一个充斥着不同个体、不同的理解目标的方式，但这些个体又不得不联合进行创作、想象、连接、设计、演绎、分析、测试并根据一定要求和目标而生产出一种新产品的社会协商和妥协的过程。[16]在拉图尔那里已经可以清晰的看到，经过“技术-工程转向”，现代科学及其知识与权力(force)有内在相关性。[17]科学研究项目的设计、科学争议的诊断以及科学成果的评判都有一个社会协商和妥协的过程。科学、技术和工程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三者事实上是同一回事，却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诚如人在少年、青年和壮年三个不同时期的不同表现一样。
参考文献：
[1] 丛杭青．陈词证据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228．
[2] Hacking, Ian. Representing and Intervening[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5-6.
[3] 盛晓明，邱慧．对库恩的两种解读[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0(5)．
[4] 盛晓明，胡娟．社会研究视点中的科技政策[J]，2004(1)．
[5] 盛晓明．从科学的社会研究到科学的文化研究[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3(2)．
[6] Bruno Latour. Science in Action: How to follow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through Society[M], Milton Keynes, Bucks: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87.
[7] 库恩著．科学革命的结构[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绪论．
[8 托马斯•吉瑞恩．科学的边界[A]．[美]希拉•贾撒诺夫等编，盛晓明等译．科学技术论手册[C]．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年，300-341．
[9] B. Latour, S. Woolger. Laboratory Life: The Construction of Ccientific Facts[M], Princeton Uni. Press, 1979, pp.12.
[10] 加里•李•唐尼，胡安•C•卢塞纳．工程研究[A]．[美]希拉•贾撒诺夫等编，盛晓明等译．科学技术论手册[C]．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年，129-144．
[11] L.Laudan. The Pseudo-science of Science? [A]. In J.R.Brown(eds):Scientific Rationality: The Sociological Turn[C], D.Reidel,1984, pp.16.
[12] 加里•鲍登．成长中的STS——方法论问题的若干思考[A]．[美]希拉•贾撒诺夫等编，盛晓明等译．科学技术论手册[C]．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年，50-62．
[13] Bruno Latour. “One More Turn After the Social Turn…”[A]. In Mario Biagioli (Eds..): The Science Studies Reader[C],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99, pp. 276-289.
[14] Trevor Pinch. Mangled Up in Blue[J]. Stud. Hist. Phil. Sci., Vol. 30, No. 1, 1999,pp.139–147.
[15] Hacking, Ian. Representing and Intervening[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16] Bucciarelli, Louis L. Enginerring Philosophy[M]. Dup Satellite,2003.
[17] 孟强．科学的“权利/知识”考察[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