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哲学不能公平地对待研究的固有的理智价值，以致与它的伦理一致的追求的探究遮掩和暗中破坏了科学和学术的潜在的智力价值。为了充分发展和使内在于科学和学术中的各个方面的理智财富变得可以达到，必不可少的是，要把智慧哲学引入实践，即以我们共有的努力观看、理解在世界和我们自己中的值得爱的东西。这对像理论物理学这样的明显远离爱的学科来说也为真。在它的最好的理智结果中，理论物理学使我们对于世界的基本结构或建筑构架共同具有爱。物理学在下述程度上具有固有的理智价值：它能够使我们观看、理解和热爱内在于自然中的这种建筑构架的宏伟。
法拉第就是这样的科学家，他爱神秘的大自然和科学，就像爱人爱他的远方所爱者一样。N.麦克斯韦进而表明：“知识哲学消灭物理学的诗意，不仅仅是因为它容许呆滞的专门化和对繁荣的自负。更为根本的是，因为它要求在下述两个领域之间保持鸿沟：一方面是与客观事实和真理有关系的科学和知识的理智领域，另一方面是与像欢乐、恐惧、爱这样的事物有关系的‘主观的’经验、情感和价值领域。其结果，谈论物理学对我们的世界共同具有爱的行动变得毫无意义。为了变成宇宙的热爱者，对于开普勒、法拉第、爱因斯坦和其他人来说，我们需要把对客观的、非私人的真理和实在与我们自己私人的本能的情感和想象共有的关注汇集起来。智慧哲学的理智标准鼓励和要求的恰恰是这一点。知识哲学的支持者可能或不可能珍视对‘神秘的自然’的爱：无论在哪种情况下，对他来说，任何这样的私人态度都与物理学的诚实和成功毫无关系。从智慧哲学的观点来看，不应该尝试在私人的和理智的东西之间划分。物理学的理智诚实价值本身与表达和促进对自然的爱的态度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五要虚心接受建设性的批判和非建设性的警示，设法促进两种文化的汇流和融合，逐渐消除科学人和人文人的隔阂。在这方面，除了加强科学人和人文人的交流和沟通、重视学校的素质教育、涵养哲人科学家和科学人文家涌现的氛围之外，着力在科学和人文的接壤地带开掘 ，不失为明智之举。在抵御反科学、促进科学和人文的汇流和融合时，不用说，“赋予科学与其惊人成功相称的社会权威性以不辜负它自己的雄心，这是很重要的”。但是，科学毕竟在当代是强势文化部门 ，它应该更主动、更虚心地面对人文学科和人文人——接纳其建设性的批评；即便是非建设性的批评，也要冷静对待，善于从中汲取有益的警示 。更何况，对科学的批判像科学本身一样古老，它像科学一样也随时间的进展发生变化，20世纪后期的科学批判以它的有组织的特征与众不同，经历了暴风骤雨的科学不必为此大惊小怪。而且，并非所有批判科学的人原则上都是反科学的，或偏爱石器时代优于现在，或否认化学药品对生命的重要意义。认识到这一切是很重要的，它可以使科学和科学人“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 。当然，要中肯地批判科学，起码得对科学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或理解 。不要把无知误认为真知灼见，更不能以此作为“批评家”自居的资本。否则，所谓的批评只会产生胡言乱语，而不会提出有价值的思想。格罗斯和列维特说得对：“为了就科学进行批判性的思考，人们必须在适当深度的水平上理解它。如果诚实地探讨的话，这个任务要求许多时间和劳动。事实上，这最好在人们还年青时开始。” 列维特还说：“对科学不理解已经凝聚成对科学的敌视”。“造成这种不愉快的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并且我怀疑很难清理出明显的线索。我认为——尽管这样说显得很陈旧——一个重要原因是评判标准的消解，这种评判标准认为要真正理解科学，得付出困难和负责的代价。缺少处理这些可怕困难的成功经历，那么赞同或者非难的判断权利即便不是彻底丧失，也会受到削弱。”
在有严重缺陷的现实社会里，科学也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它随时有可能被异化或误用。卡瓦列里提出的问题值得人们认真反思：
科学在它的所有专门领域是我们社会中的重大力量；通过它的女仆技术，它成为塑造我们社会的有重要意义的独特要素。科学为方便和服务的无限多样性提供了基础。我并不赞成，我们抛弃有用的发现，或重新返回含糊的“愉快的旧岁月”。但是，我们必须询问我们自己，科学发现和技术应用的连续行进对于人类进步而言是否是我们需要的东西。我们已经拥有充裕的商品（它们是否平等地被分配？），可是有丰富的证据表明，遍及世界工业化国家，我们正在经历普遍化的不适。这强烈地暗示，我们不需要更多的硬件，然而我们应该更人道地利用手头已有的东西。
遗憾的是，人们现在却陷入了卡瓦列里所描绘的某种恶性循环：我们越来越频繁地面对由“解决”先前技术产生的问题而造成的问题，也就是说，科学创造，技术应用，应用造成问题，问题然后又被扔进科学技术解决的箱子。现在，现代科学机构，包括政府和私人组织中的庞大管理分支，以及实践的科学家和工程师，都变成具有自己力量的笨拙爬行的巨人，能够令人赞叹地解决技术问题，但是却没有定向于在广阔的背景上考虑社会的需要。
怎么办？我们需要明智且仁爱的新人，也需要智慧的新科学！对于消弭科学异化和遏止反科学而言，这既是治标的当务之急，也是治本的长远之道。
参考文献
李醒民（1945~ ），男，陕西西安人。现任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主编。研究方向为科学哲学、科学思想史、科学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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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把这种态度延伸一下。诺沃特尼表明，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科学和反科学似乎是明确分离的现象，在它们之间存在明晰的认识论的和建制的边界，即依赖于人们关于科学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的概念。可是，现有的定义反科学或使用科学的合理性标准划界的任何尝试，都是在没有阐明科学和反科学的现存关系的情况下重复非理性的指控。二者之间的冲突处于不同的水平。虽然冲突的一部分发生在认识论的水平上，但是另一部分相对地是承载着主张和反主张。从这样的透视来看，科学和反科学不是两个分离的实体，而是不稳定的连续体的两个端点。对于社会学家来说，问题不是多少非理性从反向运动中浮现，而是如何探索它们的社会合理性。科学及其主张在什么维度被攻击？当从科学家的反应判断时，这些攻击是真实的、察觉到的或是想象的？社会合理性在特殊的社会和经济研究以及在具体的历史与境的基础上提供了群体的世界观、信念和意识形态的叙述。其由以出发的假定是：人具有可靠的社会理性，以便坚持他们坚持的观念和信念，并通过集体赞同它们称它们为知识。从这种透视来看，科学和反科学之间的冲突是关于定义具有普适可靠性的合理性的标准、接着判断行为和相应地设立社会目标的不同主张。在研究反向运动的合理性时，重要的是要首先揭示科学和反科学之间的对称性。参见H. Nowotny, science and Its Critics: Reflections on Anti-Science. H. Nowotny and H. Rose ed., Counter-Movements in the Science, Sociology of the Sciences, Volume Ⅲ, D. 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1979, pp. 1~26. 我认为，把反科学作为“非理性”的东西打发掉确实是过于简单化了，有必要注意探索它的“社会合理性”。但是，认为科学和反科学二者具有“对称性”，这种文化相对主义的观点则是十分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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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我认为反科学运动的真正含义是：确信科学不能作为人类经验惟一有效的形式。其实这是哲学家多年来一直探索的问题，人类经验的各种形式，宗教、美学、历史、哲学以及科学，早已做了许多综合述评。”参见李约瑟：科学——文化的征象，柯文译，上海：《世界科学译刊》，1980年第4期。
田松：唯科学•反科学•伪科学，北京：《自然辩证法研究》，第16卷（2000），第9期，第14~20页。这位作者也误以为“反科学思想的对立面并不是科学，而是唯科学”。
列维特：“后现代左翼对科学的敌对态度却是很有趣的，这不是因为它就‘左翼’说了什么，而是因为它——经常是很不自觉的——就更广泛的文化所说的内容，其中左翼思想很难说发挥了什么作用。这样说来，左翼甚至不代表自己的传统和看法；而毋宁说，它产生了一些广泛的社会和文化的恐惧，同时用它自己独特的特别是轻描淡写的喜剧般的语言进行了装饰。大学里出现的对科学的仇视显示了，存在于更广泛社会文化中的对科学的焦虑和愤恨，在何种程度上将自身嵌入到思想生活之中。大学左派和宗教右翼看起来居于对立的两极，如价值、兴趣和生活方式等。右翼反科学和左翼反科学使用一些相互难以理解的口令和暗号，并且谴责不同的假想的邪恶。”“然而它们还存在更深刻的相似之处。这两者对哲学上的一元论以及断然拒绝目的论假定深感失望，而这正是科学无情的、清楚的态度。”“除此而外，文化左翼和文化右翼被深刻地与反精英主义连接在一起。”左翼坚持它的热情的平等主义。右翼倾向于贬损继承了悠久的启蒙传统的精英，这些精英带着嘲讽的微笑看着宗教的深层假定。科学家都成为这两种反精英主义分子愤恨的焦点。其实，右翼同样推崇一个具有强烈的等级和富豪阶层的社会体系。学术左翼不仅维持一个严格的强弱次序——在这里一个受宠爱的权威教师阶层未受挑战地享有统治地位——而且经常自吹其理论用语的模糊性和困难性，只有那些具备入会资格的成员才可能掌握。参见列维特：《被困的普罗米修斯》，戴建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298~3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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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维特：《被困的普罗米修斯》，戴建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500页。
列维特有言可以作证：“没有一个现存的文化能够真正与科学融洽相处”，“科学——作为一种知识、一种探索世界的方法，并且作为关于这个世界的本体构造的基本观点——与社会的其他观念、期望和机构协调得不好，有时是非常不好。”参见列维特：《被困的普罗米修斯》，戴建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i、4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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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这个问题是有较大困难的。霍耳顿说：“如果我们的目的是要过滤出、命名并分析我们称之为‘反科学运动’中真正危险的部分，我们从文献中得不到多少帮助。在文献中没有关于它的充分的、严肃认真的讨论，甚至也没有关于感受到反科学的威胁的现代观点的讨论。我们进入这项研究全都同样需要更好的理解。”霍耳顿：《科学与反科学》，范岱年等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185~1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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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维茨对此有详尽的论述：自17世纪科学革命以来，科学的工作风格是由自然的“祛魅和非人性”定义的风格。在理解和控制自然的所有选择中，我们能够识别一种另类哲学，它向在它的时代占统治地位的官僚化科学（bureaucratized scence）发起挑战的、政治上激进的民间科学（folk science）提供了运载工具。在这种传统中，明确地把对自然的研究看做是一种社会的、精神的活动，一种对话而不是分析，不存在所谓的“科学中性”或“客观性”的防护罩。这种哲学传统可以追溯到远至古代的中国道家，经过圣阿西西的方济各，到帕拉切尔苏斯、威廉•布莱克和1960年代的“反文化”先知。必须承认，他们参与并且形成了关于自然及其与人的关系的某种感知传统。一是“浪漫地”力图与事物本身接触，而不是与迷信书本的描述接触。另一个是“仁慈”：探索不是为了个人的实现，而是为了全体人和自然的利益。与此相关的是对现存的体制、准则和人事的激进批判。鉴于“经典的”风格逐渐地退化为僵化的形式和枯燥的内容，“浪漫的”风格通过形式的混沌和内容的腐坏更迅速地爆发了。浪漫风格具有它自己的破坏性的矛盾，因此注定失败。参见J. R. Ravetz, The Merger of Knowledge with Power, Essays in Critical Science, Lodon and New York: Mansell Publishing Limited, 1990, p. 319.
李约瑟就是这样看问题的：“目前，反科学运动正处于进退维谷，因为它很难使人类重返科学以前愚昧无知的幼年时期。”不过，他接着又说：“但对于不断应用科学知识所带来的一切，又确实有理由深感不安或满腔愤怒，并对未来充满恐惧。”参见李约瑟：科学——文化的征象，柯文译，上海：《世界科学译刊》，198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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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维特：《被困的普罗米修斯》，戴建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221~222页。作者在所引用的话的前面这样写道：“科学别无选择，只有同这些原始焦虑一起生活。如果科学家认为，因为周围社会陶醉于科学所赠予的大量物质生活的话，所以这个社会已经建立了反映科学的精神气质的思想框架，那么科学家就犯了一个错误。……在今天的文化中，主要是理想化的自然形象扮演着超人的角色。科学作为自然的解释者、保护者和折磨者，其地位是摸棱两可的，或者是更坏的。不管它的辩护者是多么的雄辩，科学将持续地成为怀疑和愤恨的对象。在一种深层的意义上，它实际上是社会组织的最具侵犯性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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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赖斯说得很有道理：“似乎大家都同意，科学同人文的任何分离都是一件坏事情。这个鸿沟必须消除，必须把科学当作人文或者把人文当作科学看待来消解裂痕。……在人文和科学的中间地带值得进行认真的学术研究，这种研究是引人入胜的，并且可能有用。只有通过艰苦卓绝的劳动，人文学者的传统思维模式和所有进行探索的技巧手段才能对科学领域的东西产生作用。而且，关于科学，这种学问能告诉我们的比任何一个纯粹科学家从其正统研究过程的潜移默化中所能学到的要多，它必然提供目前还处于萌芽阶段课题的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经济学和科学社会学的整个学科群。”参见普赖斯：《巴比伦以来的科学》，任元彪译，石家庄：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253~254页。
列维特的论述印证了这一点：“不存在可与科学相匹敌、可以对科学构成挑战的事物。在那些与科学有关的公众利益问题上，以及那些需要精确地描画出事物如何运作的场合，科学是——或者应该是——王牌。这并不否认这样的可能性，即问题涉及到一些领域，相关的科学知识也许是不完备的，甚至科学界还存在严重分歧。但是在这些情况下，大多数相关领域的科学家将会坦率地承认难以把握，并且充分地探索将会使问题变得明朗。”参见列维特：《被困的普罗米修斯》，戴建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505、504页。
莱文的下述言论尽管是为反科学辩护的，但是也值得科学的捍卫者思考：“霍耳顿的立场应该提醒我们，对批评科学采取抗拒态度有着漫长而荣耀的历史，但首先是阴暗而污秽的历史。我们的工作则是让大家看到，就与科学论的核心活动的关系而言，波普尔式的批评并不起作用。没有一个人试图镇压科学，那种假设所有不与自己联盟的人都是以某种方式亵渎它的心理必须克服。我所见到的大多数科学论著作都符合下面的情况：正因为其作者对科学很着迷，才决心写出这种著作来。实际上，科学与文学、科学与文化之间总是相互支持、相互揭示、相互检验以及相互交流信息；在我们不断地对这种复杂关系进行研究的过程中，绝大多数时候我们没有注意当代的学科斗争。”参见莱文：科学论的目标与服务对象，罗斯主编：《科学大战》，夏侯炳等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150页。
韩愈：原毁。
沃尔珀特认为，要理解科学没有容易的道路，因为没有关于科学方法的公式。也许最好的、也许惟一的理解科学的途径是从事科学研究，但是这显然不是改进公众理解的选择。不管怎样，科学教育应该考虑该科目的非自然本性。不应该把学习科学的方式弄得像学习不规则动词的变化一样，靠死记硬背。学习科学中的创造性以及强调心理勇气和失败，也许比学习科学本身有价值得多。参见L. Wolpert, The Unnatural Nature of Science, London, Boston: Faber and Faber, 1992, p.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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