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些学人定义科学的视角十分独特,很难用一个概念加以概括。彭加勒立足于他的关系实在论哲学,把科学视为一种关系的体系,因为科学事实被某些天然的和隐秘的亲缘关系约束在一起 。海德格尔基于生存论概念,“把科学领会为一种生存方式,并从而是一种在世方式;对存在者和存在进行揭示和开展的一种在世方式。” 在他看来,科学是人的活动,因而也就是人这种存在物的存在方式。科学就是在科学研究者的历史活动和生存方式中产生的,这种科学产生的逻辑,海德格尔称之为“诠释学”。 有趣的是,他还站在存在物的立场上认为,科学“不仅仅是人的一种文化活动”,“科学是所有那些存在之物借以展现自身的一种方式,并且是一种决定性的方式。” 波兰尼则指明,科学是一种信念体系和人的心灵生活的一部分:
科学似乎是一个庞大的信念体系,它深深地根植于我们的历史中,并在今天被我们社会的一个专门组织起来的机构培育着。我们将看到,科学不是通过接受一个公式建立起来的,它是我们心灵生活的一部分。它为全世界成千上万专业化的科学家平均分享,共同培育,并为千百万其他人间接地接受和共享。而且,我们将认识到,对我们也分享这一心灵生活的种种理由所做的任何诚恳的解释,都必定是这种生活的一部分。
也许自弗兰西斯•培根使用两本书的隐喻 以来,16、17世纪的诸多科学家就把科学看做是人与自然的对话。伽利略关于自然之书是用数学语言写成的金石之音 人人耳熟能详,这一先见之明直至今日仍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这里有普里戈金的名言佐证:“我总是把科学看成是人与自然的对话,如同在现实的对话中那样,回答往往是意料之外的——有时候是令人惊讶的。” 佩拉的游戏隐喻也有异曲同工之妙:科学是与三个游戏者的游戏。在这个游戏中,一个游戏者(正在探究的心智I)通过观察和实验询问另一个游戏者(自然N)问题,后者通过资料和结果提供答案。当I迫使N揭示它的秘密时,游戏结束。然而,要了解何时达到这一点,需要某些法则。这就是方法M的任务,方法支配把I和N连接起来的程序所需要的每一步。
波普尔从生物学观点或进化论观点看问题,把科学或科学进步视为人类为了适应环境所采取的手段:侵入新的小生境,甚至发明新的小生境。 其实,马赫早就本着他的进化认识论思想,把科学看做是一种生物的、有机的现象 。莫兰揭示出,科学出自非科学的前提,科学概念是半岛而非孤岛。他说,科学不是纯粹的,因为不仅科学包含公设、非科学的“主题”,而且这些东西对科学知识本身的构成也是必要的。这就是说,需要有非科学性来产生科学性,如同我们不停地利用非生命物质来产生生命。另一方面,必须解除科学概念的孤岛性。必须把这个概念半岛化,也就是表明科学实际上是文化大陆和社会大陆上的一个半岛。同时应该建立科学和艺术之间的十分密切的联系,而结束它们之间的相互蔑视。最后,应该把科学看做一个通过环境自我循环产生的过程。科学作为一个不中止的过程是不断地自我建设、自我破坏和自我重建的。 维尔格南特(R. Wohlgenannt)在对科学进行了200页的研究之后,从语言学的角度给科学下了这样一个定义:
我们的理解是,科学是由句子作用(即陈述形式)或者完整的句子形式(即陈述)组成的一个在所有陈述之间没有矛盾的联系体。这些陈述符合一系列固定的句子生成规则以及句子转换规则(即具有逻辑性的引申规则)。或者说我们的理解是,科学是由陈述句型构成的句子之间没有矛盾的联系体。这些陈述是描写、归类(或者)以及证明、引申,部分是普遍的全称陈述,部分是单一性(单称陈述)。但是,最起码是间接地可以得到检验的对事实的陈述。同时,这些陈述符合一系列固定的句子构成规则以及句子转换规则,即引申规则。
值得一提的是,五四时期的中国学人由于吸纳了批判学派的科学观和科学哲学思想,从而站在世界科学思潮的前列 ,就作为一个整体的科学发表了许多真知灼见,其中也涉及到科学的定义。粱启超从最广义解释,把“有系统之真知识,叫做科学”。 他还说过:根据经验的事实分析综合求出一个近真的公例[定律]以推论同类事物,这种学问叫做“科学”。 陈独秀噻在1915年写道:“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 秉志认为,科学“无非将常识而条理之,俾有系统,更由有系统之常识,造其精深,成为专门之知识而已。” 任鸿隽多处对科学下定义:“科学者,缕析以见理,会归以立例,有角思理可寻,可应用以正德利用厚生者也。” “科学是根据自然现象,以论理[逻辑]方法的研究,发现其关系法则的有统系的智识。” 他的一个比较详尽的科学定义是:
科学者,知识而有统系者之大名。就广义言之,凡知识之分别部居,以类相从,井然独绎一事物者,皆得谓之科学,自狭义言之,则知识之关于某一现象,其推理重实验,其察物有条贯,而又能分别关联抽举其大例者谓之科学。
任鸿隽在这里涉及的是科学的外延。他把科学划分为两大类,即狭义的科学和广义的科学,它们大体上分别与英文的science和德文的Wissenchaft对应。王星拱也采用两分法,即科学有两个意义。广义的科学是:凡由科学方法制造出来的,都是科学的。狭义的科学,是指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质学等等。 王星拱关于广义的科学的判别准则,沿袭的是皮尔逊的观点。胡明复在讨论科学的范围时,同样借鉴了皮尔逊的思想。 他说:“顾科学之范围大矣,若质、若能、若生命。若性、若心理、若社会、若政治、若历史,举凡一切事变,孰非科学应及之范围?虽谓之尽宇宙可也。” 胡明复在这里也是广义地看待科学的。
关于科学的定义,尽管人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是在对科学内涵以及其他有关问题的认知上还是大体一致的 。这就是:科学是一种知识体系、研究过程和社会建制。基于这种认同,加上其他一些考虑,我们不怕贻笑于方家,拟尽可能给科学下一个比较总括、比较简明的定义:
科学是人运用实证、理性和臻美诸方法,就自然以及社会乃至人本身进行研究所获取的知识的体系化之结果。这样的结果形成自然科学的所有学科,以及社会科学的部分学科和人文学科的个别领域。科学不仅仅在于已经认识的真理,更在于探索真理的活动,即上述研究的整个过程。同时,科学也是一种社会职业和社会建制。作为知识体系的科学既是静态的,也是动态的——思想可以产生思想,知识在进化中可以被废弃、修正和更新。作为研究过程和社会建制的科学是人的一种社会活动——以自然研究为主的智力探索过程之活动和以职业的形式出现的社会建制之活动。
参考文献
©我们约定,本书中的“科学”主要指称“自然科学”,其涵义与英语science相同。除非特别强调时使用“自然科学”,一般均以“科学”名之。当然,中文语境中的“科学”有时也包括部分在方法上和结构上与自然科学比较接近的社会科学学科在内,如技术经济学、数学金融学、科学技术考古学以及社会学、人口学中的某些分支等。我们一般不称关于人文的知识体系为“人文科学”,而称“人文学科”。
G. T. Seaborg, A Scientific Speaks Out, A Personal Perspective on Science, Society and Change,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te. Ltd., 1996, p. 390.
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1版,第263页。
奥古斯丁:《忏悔录》,周士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1版,第242页。
J. W. McAllister, Beauty & Revolution in Science,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
J. R. Ravetz, The Merger of Knowledge with Power, Essays in Critical Science, Lodon and New York: Mansell Publishing Limited, 1990, p. 149.
莫兰:《复杂思想:自觉的科学》,陈一壮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88、40页。与此相关,莫兰也指出,科学地认识科学的困难由于这种认识论的悖论的特点而增加:认识的前所未有的进步和无知的出乎意外的增长相关联;科学认识论的造福方面的进展与它的有害和致命方面的进展相关联;科学力量的不断增长和处于社会中的科学家越发无能控制科学本身的力量。科学的力量在研究领域是分散的,但是在政治和经济的领域里被集中和联合。自然科学的进展引起有关社会和人类的问题研究的倒退。此外,科学知识的超级专业化今后将使科学知识化为零散的碎片,从而变得不可能科学地思考个人、人类、社会。最后,尤其重要的是,知识/力量的零散化的过程如果在科学内部没有予以抗衡的力量,将导致知识的意义和功用的完全改变。知识产生出来不再是被人类思想、反思、探究和讨论,以便启发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和在世界中的行动,而是用于储存在资料库里供非人的强大实体操纵。参见同书第88~89页。
林德伯格:《西方科学的起源》,王珺等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年第1版,第3页。
波塞尔:《科学:什么是科学》,李文潮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1版,第11、243~244页。
拉契科夫:《科学学——问题•结构•基本原理》,韩秉成译,1984年第1版,第33页。
P. E. Hodgson, Presuppositions and Limits of Science, G. Radnizky and G. Andersson ed., The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D. Reidel Publishing Co., 1979, pp.133~147.
A. C. Crombie, Designed in the Mind: Western Vison of Science, Nature and Humankind, Hist. Sci., xxvi(1988), pp. 1~12.
D. Ratzsch, Science & Its Limits, The Natural science in Christian Perspective, Illinois and England: Inter Varsity Press, Second Edition, 2000, p. 12.
D. Ratzsch, Science & Its Limits, The Natural science in Christian Perspective, Illinois and England: Inter Varsity Press, Second Edition, 2000, p. 13.
V. IIyin and A. Kalinkin, The Nature of Science, An Epistemological Analysis,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88, p. 103.
要知道,“自然科学不是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纯理论规则,也就是说,不是纯沉思的东西。”参见帕朗-维亚尔:《自然科学的哲学》,张来举译,长沙: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版,第223页。
我在诸多场合提及,我所谓的“五四时期”,意指1919年前后的时期,尤其是指中国科学社筹组的1914年至科学与玄学论战的1923年之间,也可以适当上溯和下延。
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新青年》第7卷,第5号。
皮尔逊:《科学的规范》,李醒民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第15页。
James Couant的科学定义特别强调这一点。他说,科学是“作为实验和观察的结果而发展的、丰富进一步的实验和观察的概念和概念图式的相互关联的系列”。参见G. G. Simpson, Biology and the Nature of Science, Science, 139(1963), pp. 81~88.
R. Carnap, Logical Foundations of the Unity of Science. R. Boyd et. ed.,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A Bradford Book, The MIT Press,1991, pp. 393~404.
辛格:科学,邱仁宗译,北京:《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丛刊》,1979年第2期,第29~32页。
李克特:《科学是一种文化过程》,顾昕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第1版,第3页。
杜兰德:科学之应用,《科学》,第4卷(1919),第6期。
莫尔:科学伦理学,黄文译,北京:《科学与哲学》,1980年第4辑,第84~102页。
拉契科夫:《科学学——问题•结构•基本原理》,韩秉成译,1984年第1版,第31页。
林德赛:《科学与文化》,方祖同译,台北:协志工业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76年第1版,第2章。
沈青松:《解除世界的魔咒——科学对文化的冲击与展望》,台北:时报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84年第1版,第31页。
例如,亚里士多德最早探讨了什么是“科学的”。他宣称,阐明“事物的为什么”是科学的全部工作,这反过来把他导向他的因果性学说:他把关于事物的科学知识(称之为 X)与回答“X为什么”的所有方式等价。如果我们能够说“X因为Y”或“Y至少是结果X的必要条件,那么这就是属于科学的断言类型(当然,这样的断言还可以为真或为假)。事实上,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是,科学是借助于它必须回答的那类问题决定内容的。现在,这在很大程度上被基于方法的程序取代了:科学附属于方法,即附属于过程。参见R. Rosen, On the Limitations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J. L. Casti and A. Karlqvist ed., Boundaries and Barriers, On the Limits to Scientific Knowledge, Addison 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Inc., The Advanced Book Program, 1996, pp.199~214.
培根:《新大西岛》何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版,第17~18、28~37页。
拉契科夫:《科学学——问题•结构•基本原理》,韩秉成译,1984年第1版,第37页。
齐曼:《元科学导论》,刘珺珺等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版,第5~7页。
B. Barnes, About Science, Oxford,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1985, pp. i.
阿列克谢耶夫:科学,李建珊译,北京:《科学与哲学》,1980年第4辑,第17~28页。
凯德洛夫等:“科学”的概念,丁由译,北京:《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丛刊》,1979年第2期,第33~42页。
拉契科夫:《科学学——问题•结构•基本原理》,韩秉成译,1984年第1版,第43页。
R. G. A. Dolby, Uncertain Knowledge, An Image of Science for a Changing Worl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3, 6.
G. Radnitzky, Science and Values: The Cultural Importance of the Is/ought Distinction. The Search for Absolute Values: Harmony Among the Science, Volume II, Proceedings of the Fifth International on the Unity of the Sciences, New York: The International Culture Foundation Press, 1977.
默顿:科学的规范结构,文心(李醒民)译,北京:《科学与哲学》,1982年第2期,第119~131页。
拉特利尔:《科学和技术对文化的挑战》,吕乃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版,第10~11页。
拉契科夫:《科学学——问题•结构•基本原理》,韩秉成译,1984年第1版,第41页。
仓桥重史:科学与社会的关系,李玉兰译,上海:《世界科学》,1988年第7期,第1~2页。
瓦托夫斯基:《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科学哲学导论》,范岱年等译,北京:求实出版社,1982年第1版,第30页。
G. G. Simpson, Biology and the Nature of Science, Science, 139(1963), pp. 81~88.
A. I. Tauber, Introduction. A. I. Tauber ed., Science and the Quest for Reality, Macmillan Press Ltd., 1997, pp. 1~49.
C. Hakfoort, The Historiography of Scientism: Critic Review, Hist. Sci., xxxiii (1995), pp.375~395.
G. G. Simpson, Biology and the Nature of Science, Science, 139(1963), pp. 81~88.
M. J. Mahoney, Scientist as Subject: The Psychological Imperativ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Ballinger Publishing Company, 1976, p. 129.
雅赫尔:《科学社会学——理论和方法论问题》,顾镜清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版,第2页。贝尔纳:《历史上的科学》,伍况甫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1版,第6页。
M. Callon, Four Models for the Dynamics of Science. A. I. Tauber ed., Science and the Quest for Reality, Macmillan Press Ltd., 1997, p. 249~292.
M. Ruse, Creation Science Is Not Science, STSV, Vol.7, №40, 1982, pp.72~78.
齐曼:《真科学:它是什么,它指什么》,曾国屏等译,上海:上海科学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版,中文版序。
林德伯格:《西方科学的起源》,王珺等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年第1版,第1~3页。
李克特:《科学是一种文化过程》,顾昕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第1版,第85~87页。
彭加勒:《科学的价值》,李醒民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版,第149页。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第1版,第421~422页。
黄小寒:《“自然之书”读解——科学诠释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71页。
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孙周兴选编,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1版,第955页。
波兰尼:《个人知识——迈向后批判哲学》,许泽民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版,第262~263页。
M. Poole, Beliefs and Values in Science Education, Buckingham, Philadelphia: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77. 这个隐喻说,上帝被视为在两本书——《圣经》之书和自然之书——中对人类讲话。第一本书是上帝言语之书,第二本书是上帝作品之书。第一本是关于创造者的,第二本是关于创造物的。一本是口头的,另一本是看得见的。达尔文在他的《物种起源》以培根所说的两本书之一开头。
伽利略说:“自然哲学是写在永远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大书上,我是指宇宙,但是如果不首先学习写这本书所用的语言,不掌握所用的符号,我们就不能理解它。这本书是用数学语言来写的,符号是三角形、圆和其他的数学图形,没有它们的帮助,人类就不能理解书中的一个字,只能徒劳地在黑暗的迷宫中彷徨。”参见克莱因:《数学与知识的探求》,刘志勇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版,第102页。
普里戈金:《确定性的终结》,湛敏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45页。
M. Pera, The Discourses of Science,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p. 131.
波普尔:《科学知识进化论》,纪树立编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第1版,第248页。
李醒民:《马赫》,台北:三民书局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1月第1版,第149~153页。
莫兰:《复杂思想:自觉的科学》,陈一壮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40~42页。
波塞尔:《科学:什么是科学》,李文潮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1版,第12页。
李醒民:《中国现代科学思潮》,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3月第1版,第89~189页(第二编“批判学派与中国科学思潮”)。
梁启超: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科学》第7卷(1922),第9期。
梁启超:人生观与科学。张君劢、丁文江等:《科学与人生观》,济南:山东人出版社,1997年第1版,第139页。
陈独秀:敬告青年,《独秀文存》,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版,第8 页。
秉志:科学精神之影响,中国科学文化运动协会编印:《科学与中国》,1936年初版,第13页。
任鸿隽:《科学》发刊词,《科学》,第1卷(1915),第1期。
任鸿隽:《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樊洪业、张久村编,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323页。
任鸿隽:《科学》发刊词,《科学》,第1卷(1915),第1期。
王星拱:科学与人生观。张君劢、丁文江等:《科学与人生观》,济南:山东人出版社,1997年第1版,第276-277页。
皮尔逊说:“科学的领域是无限的;它的可靠的内容是无尽的,每一群自然现象、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阶段、过去或现在发展的每一个时期,都是科学的材料。整个科学的统一仅在于它的方法,不在于它的材料。分类无论什么种类的事实,查看它们的相互关系和描述它们的关联的人,就是正在应用科学方法,就是科学人。事实可能属于过去人类的历史,我们的大城市的统计,最遥远的恒星的氛围,蠕虫的消化器官,或肉眼看不见的杆菌的生存。形成科学的,不是事实本身,而是用来处理事实的方法。科学的材料是与整个物理宇宙同样广阔的,不仅是现在存在的宇宙,而且是它的过去史以及在其中的所有生命的过去史。”参见皮尔逊:《科学的规范》,李醒民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第15页。
胡明复:科学方法论,《科学》第2卷(1915),第7期。
拉奇说,科学没有标准的、可接受的定义。这似乎是一个难以克服的困难。但是,在没有定义的情况下,我们却常常拥有关于科学的健全的普遍观念,能够辨认科学的例子和特征,即便不能说明它的所有细节。参见D. Ratzsch, Science & Its Limits, The Natural science in Christian Perspective, Illinois and England: Inter Varsity Press, Second Edition, 2000, p.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