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是一位理性主义者。他在思想上总是理性地思考，他在实践中总是理性地行事——理性是他处理科学、哲学、社会和伦理问题的主旋律，乃至成为他的精神气质。在科学领域，他充分肯定了理性的巨大功用，即理性体现在理论的逻辑结构的完整性以及探索性的演绎法和逻辑简单性原则上，并在理性与经验之间保持了恰当的张力。在哲学领域，理性渗透在他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上。他渴望建立一个公正理性的世界秩序和社会关系。他的社会政治观点和伦理思想，都建筑在缜密的理性思考和细致的理性分析的基础上。因此，他能够从蛛丝马迹中看穿事情的来龙去脉，能够在一团乱麻中理出事物的前因后果，能够审时度势改变自己的策略和方法，也能够以理性平衡激情，始终理智地面对一切。这种理性能力既体现他的科学理论的创造上，也体现在他面对的变换不定的国际形势和错综复杂的社会事件当机立断、自如应对上。爱因斯坦说得好：“理性用它那个永远完成不了任务来衡量，当然是微弱的。它比起人类的愚蠢和激情来，的确是微弱的，我们必须承认，这种愚蠢和激情不论在大小事情上都几乎完全控制着我们的命题。然而，理解力的产品要比喧嚷纷扰的世代经久，它能经历好多世纪而继续发出光和热。”（[4]，p. 401）
7．批判的态度
由于早年受到休谟和马赫的坚不可摧的怀疑和批判态度的影响，爱因斯坦深谙“批判是科学的生命”的真谛，他在科学工作中经常以批判为先导，给自己开辟前进的道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个机械自然观和力学先验论的教条顽固统治的时期，他敢于反潮流，把批判的矛头对准绝对时间和绝对空间概念，为创立相对论扫清了思想障碍。爱因斯坦也像马赫一样，甚至对作为一个整体的科学持批判态度。他批判性地洞察到，科学的技术化导致“双刃刀”效应，科学专门化造成两种文化的分裂和人的精神的扭曲。他批判性地揭示出，被异化的科学在经济、政治、安全、伦理等方面引发诸多恶果和危机。对此，他一方面呼吁科学家增强社会责任感，另一方面以艺术家的旨趣和普通公民的身份重塑科学和科学家的形象，力图在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之间架设桥梁。不用说，爱因斯坦对社会现实总是持清醒的批判态度的。例如，他告诫人们不要患政治健忘症，警惕西方国家战前对德国的纵容和战后对德国的重新武装。他对他曾经拥护的苏维埃政权践踏个人权利和自由、意识形态的宗教化和教条化也提出过尖锐的批评。
爱因斯坦的批判态度有自己鲜明的特色。它是与怀疑态度相伴随的，并且建立在坚实的理性分析的基础上。因此，他的批判总是有的放矢，言之有理，持之有据。同时，这种批判态度往往贯穿着历史感和历史意识，在传统与革新之间保持了必要的张力。例如，他在批判牛顿的经典力学之后，紧接着这样写道：“牛顿啊，请原谅我；你所发现的道路，在你那个时代，是一位具有最高思维能力和创造能力的人所能发现的唯一道路。你所创造的概念，甚至今天仍然指导着我们今天的物理学思想，虽然我们现在知道，如果要更加深入地理解各种联系，那就必须用另外一些离直接经验领域较远的概念来代替这些概念。”（[4]，pp. 14~15）
8．攻坚的毅力
爱因斯坦在工作中具有知难而进、避轻就重、一鼓作气、坚忍不拔的秉性和毅力。他一生追求而不是占有真理。他专找厚木板打孔，他瞧不起那些专挑薄木板打许多孔的人。他从16岁想到追光悖论时起，为狭义相对论苦斗了10年。狭义相对论建成后，一切旧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又没有出现新的矛盾，但是为了把相对性的信念贯彻到底，他又向广义相对论发起冲击，奋斗了10年终于大功告成。此后，为了给相对论和量子论谋求一个统一的基础，他花了40年追求他心目中的统一场论，直至生命的尽头。
也许在爱因斯坦看来，科学的伟大终归不是一个智力问题，它是一个品质问题。过分看重名望，只拣容易取得成果的细节问题处理，等于出卖理论物理学的灵魂。他告诉他的助手和朋友：“你必须找到一个中心问题，然后你必须用尽一切办法追求它，无论困难是什么。尤其是，你必须永远不容许自己被任何其他问题引诱，不管困难如何。” 爱因斯坦之所以能够始终如一、心无旁骛，也在于他把物理学视为一种神圣的事业，决不可以用它来换饭吃。他说：“如果一个人不必靠科学研究来维持生计，那么科学研究才是绝妙的工作。一个人用来维持生计的工作应该是他确信自己有能力从事的工作。只有在我们不对其他人负有责任的时候，我们才可能在科学事业中找到乐趣。”（[9]，pp.57~58）
9．宽容的心地
爱因斯坦的心地是宽容的，他无论在大事小事上都能以宽容之心待人接物。他所谓的宽容并不是消极的容忍和放任，而是积极的关心和尊重，欢迎差异和异议，而且设身处地地为将心比心。爱因斯坦给宽容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宽容就是对于那些习惯、信仰、趣味与自己相异的人的品质、观点和行动做恰如其分的评价。这种宽容不意味着对他人的行动和情感漠不关心。这种宽容还应该包括谅解和移情。”他还特别强调，最重要的宽容就是国家与社会对个人的宽容——绝不能让国家变成主体，个人却沦为惟命是从的工具，那么所有好的价值就全部丧失了。（[9]，p.78）他还提出，外在的自由除了需要一定的政治条件和经济条件作保障外，也要求在全体人民中有宽容精神（[2]，p.168）。
10．臻美的追求
爱因斯坦是科学家，更是科学的艺术家。他的科学工作有一种艺术的秩序，他的科学方法的最鲜活之处在于臻美取向和审美判断，他的科学理论确实是真正的艺术品。臻美的追求不仅是他从事科学探索的动机和动力之源，也是他得心应手、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即准美学方法（包括逻辑简单性原则和形象思维）。准美学方法贯穿在他的科学工作的全过程——发现问题、选择目标、发明原理、评价理论——之中，往往起着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作用。在爱因斯坦看来，科学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性的艺术：美的理论不一定在物理上为真，但是真的理论必须是美的；不美的理论肯定是不完善的、暂时的、过渡性的，它将被美的理论所取代。他说得好：“在科学领域，时代的创造性的冲动有力地迸发出来，在这里，对美的感觉和热爱找到了比门外汉所能想像的更多的表现机会。”（[2]，p. 373）
11．高洁的人品
爱因斯坦的人品是高尚纯洁的，凡是与他接触过的人，无一不受到他的人品魅力的巨大感染，油然产生“见贤思齐”强烈欲望。他淡泊名利，视之如浮云敝屣；他简朴平实，没有丝毫虚荣和炫耀之心；他谦虚谨慎，一直把自己看作是自然界的一个碎屑；他待人平等，一视同仁，不管他们是总统、皇后、社会名流还是青年学生、平民百姓乃至佣人、偏执症患者；他乐于助人，处处为他人着想，即使在帮助别人时也使对方没有一点屈尊或恩赐的感觉。他虽然大名鼎鼎，头上有无数的光环，但是他依旧像普通人一样思想和生活。他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要想成为羊群中的一个纯洁无暇的分子，必须首先是一只羊。”（[2]，p.314）
爱因斯坦认为，人是为别人而生存的，人的真正价值在于从自我解放出来，生命的意义在于对社会的贡献和为人类服务，而不是看他索取什么。他觉得追求财产、虚荣、奢侈的生活这些庸俗目标是可鄙的，而把真善美视为生活的理想。因此，他每天上百次提醒自己：“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依靠着别人（包括生者和死者）的劳动，我必须尽力以同样的分量来报偿我所领受了的和至今还在领受的东西。我强烈地向往简朴的生活。并且时常发觉自己占用了同胞的过多劳动而难以忍受。”（[2]，p.42）即使在病危时，他认为用人工方法延长生命毫无意义，坚决拒绝一切不必要的治疗措施。他死后不想耗费世人的一点东西：不举行殡葬仪式，不摆花圈花卉，不奏哀乐，不建坟墓，不立纪念碑，骨灰秘密存放，故居不作为纪念馆开放。他对人类贡献如此之多，他对社会要求如此之少，难怪人们称爱因斯坦是“上帝的使者，人类的仆人”。
爱因斯坦精神具有非私人的、超私人的生命，它在爱因斯坦逝世半个世纪之后依然发出光和热，照亮了人类的前程，温暖着人们的心扉。可以肯定，爱因斯坦精神只要有一小部分在人群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整个世界就会面临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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