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清楚，我拒绝这样一个提法，即我们所关注的对象是“技科学”。这种假想的怪物被认为是与晚期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意识形态）需要相一致的。据断言，真正的本质被掩盖在“纯粹”的、非应用科学的虚饰之下，利用了“纯粹”科学带来的无私的、超出尘世的、公正的科学家的形象，为了使所有的自私、追逐名利以及远非公正的那些事情合法化。据认为，“科学客观性”仅仅是掩盖性的故事，在它下面隐藏着技治主义的利爪对褫夺了科学权利的大众的毁灭。
不管怎样，在科学和技术之间存在关联，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里普把二者的关联概括为三种类型：实验室的结果被另外的意图开拓，像在DNA技术或杂种细胞中那样；或者在实验室中打开了自然的新领域，然后也适合于技术开拓，伦琴射线和核辐射就是如此；科学可以是技术探索过程的强有力的启发源泉。 波兰尼则表明：“至今依然构成现代工业之大部分的较老的手工艺是通过纯粹试错而被创建的，没有得到过科学的帮助。与此适成对照，电工技术和化工技术的大部分则源自纯粹科学在实际问题中的应用。这样，科学和技术有了如下的相互关系。就技术过程是科学知识的一种应用这一点来说，它对科学是毫无贡献的；但是经验性技术本身就是非科学的，所以，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它极有可能给科学研究提供重要的素材。”
为了说明科学和技术之间的关系，人们提出了诸多说明模型。一种模型是所谓的“线性模型”，即技术革新导源于科学发现，就像它处于线性序列。里普开门见山地批评说，这是神话，而且是流行的神话。作为神话，它是顽强的，因为它与科学是丰饶的、技术作为魔杖的重要合法性联系在一起。线性模型固然有某种真理，但是它与其说是帮助，毋宁说是遮掩我们的理解。这个模型给人以生金蛋的鹅的印象：只要把鹅自由地放牧在科学的草地，它将源源不断地生出金蛋。亥姆霍兹在1862年就讲出了这个意思：“科学家——为整个民族的利益几乎总是处于请求和付出之中——正在力图增多能够服务于工业生长、健康和生活之美、政治组织的改善和个人道德发展的知识。可是，并不是寻求即刻的用处，这如此经常地由未被告知者完成。告知我们自然力或人的精神之力的一切东西是有价值的，迟早可以证明是有用的，通常在人们期望这一点的地方可以证明。”此外，这个模型也造成另一个神话：人类能够梦想什么，技术就能够达到什么。把技术视为科学的应用的老一套形象，实际上是把科学在现代技术中的十分真实的和日益增长的作用与从科学到技术的因果序列错误地等同起来。要知道，技术革新并不必然是科学发现开始的轨道的结果，拉链和盘尼西林的发明就是这样。普赖斯（D. de S. Price）在1965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出的“舞伴模型”认为，科学和技术作为相对独立的、但却是密切互动的图像，仿佛是舞伴。他倾向于作为分离的、统一整体的科学和技术，而不是作为不断发展的过程及其互动的科学和技术，后者以各种方式集成一束，也以多样性的方式贴上“科学”和“技术”的标签。
克拉马克斯构造的“杂交模型”相信，为了对科学和技术密切配合的本性的进化获得新的洞察，把科学和技术不是视为间歇地相互作用的不同的共同体，而宁可看做是社会活动的部分包含的领域，也许是有帮助的。该模型假定，在科学和技术共同体中，以及在组织机构、知识本体、实践传统、价值系统和奖励体制方面有部分重合。两个领域之间也有主要的差异：首要的科学活动是关于自然界的正式的公共的知识的创造、筛选、整理和传播，而技术首先取向社会物质的基础结构的生产和维修。该模型有这样几个好处。首先，通过唤起对科学和技术相互密切配合的范围的注意，它鼓励我们更仔细地审查这些领域如何联系。第二，它假定科学和技术之间的交叉是多维的，可以借助这些重合定义它。第三，它与科学和技术之间的关系的动力学观点一致。最后，它顾及到科学和技术不可能保留分明的边界和分离的特性，它暗示我们应该找到混合杂交现象的发生。莱顿就他所谓的“杂交职业”（hybrid careers）提出两个观点，它们分别涉及科学和技术的社会组织根源以及二者对实践和知识生产的影响。第一点是，杂交职业创造了科学界和技术界之间的结构联系的交互组织网络的养育。第二点是，杂交职业不仅导致了两个世界之间知识和信息的扩散，而且也导致可以命名为杂交实践的全部组成部分的创造。在科学和技术二者中的实践传统依赖于知识和特定的技艺、方法、概念、价值、意识形态、优先权等库存。个人（以及科学和技术实践者）也具有这些要素的特定组成部分。在杂交职业的例子中发生的东西，是把来自两个领域的要素结合起来形成的新组成部分。他以法国工程师、在数学和理论力学方面有出色研究的纳维叶（C. L. Navier），毕生把卓越的科学生涯与对工程和技术的革新结合起来的开尔文勋爵，挪威理论物理学家、后转为实践的气象学家的皮耶克尼斯（V. Bjerknes）为例，证明他的见解是有道理的。
以上各个模型都有可取之处，也道出了部分真理。但是，线性模型似乎简单化了一些，把科学和技术复杂、多变的关系描绘得过于径直，而且易于引起技术神话。舞伴模型亦有把科学和技术互动过程简单化之嫌，同时它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科学和技术不仅可以跳双人舞，而且有时也独舞。杂交模型把科学和技术视为一个新的综合体，这实际上已经使二者一体化了——这是我们绝对不能同意的——尽管这种一体化是部分的一体化而非整体的一体化。我觉得，可以接受的比较周全的观点也许是：
科学和技术是有联系的，但并非一体化；科学和技术是有区别的，但并非决然对立；科学和技术有时是互动的，但互动的形式多种多样，互动的过程错综复杂，而不是线性的和一义的。
参考文献
哈勃就持有这种看法：“技术是科学的副产品。它必然滞后于科学。在过去它滞后得很远，在较近时期，它急剧地缩小了间隔。”由于工业实验室的出现，加速了科学成果向技术的转化过程。参见E. Hubble, The Nature of Science and Other Lectures, Los Angles, U. S. A., 1954, pp. 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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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文森还说：“有了技术之后，人就变了，人就从进化的产物变成了进化和变革的生产者，就从现存世界的理解者变成了新世界的创造者。技术的故事实际上是三个主人公即进化、思想和技术的故事。思想是进化的产物和结果，它如何产生技术并表现于技术之中，以便反过来驾驭进化——这也是技术的故事。”参见莱文森：《思想无羁》，何道宽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i、x、14、15页。
普赖斯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科学的正常成长更多地来自科学，而技术的正常成长更多地来自技术。技术专家用的科学大多数是他们在学校学习和大众知识中的科学，而科学家用的技术大多数是伴随他们成长起来的那些技术。两者之间的强有力的相互作用只出现在很少的时候，因而引人注目地形成历史山脉的高峰。在17世纪的科学革命中，有一种从工匠技艺状态向新型科学仪器的有力转换，它使科学从古代状态突破而获得爆炸性的增长，并带来现代的实验传统，带来望远镜、显微镜、气压计、温度计、抽气机和各种静电机械。在我们这一代，工业革命已经达到一个新水平，主要通过物理学——特别是爱迪生的电学——科学找到了它回报技术的方法。在大多数情况下，科学并没有给技术许多帮助，但偶尔你会遇到像晶体管和青霉素这样完全相反的反常事件。同样必须注意的是，这里存在的引人注目的例外而不是规律。高峰不是典型。不能以牛顿和爱因斯坦的标准去判断科学家。不能以晶体管的特例去判断科学对技术的影响。承认科学和技术大体上是只有松散联系的系统，人们的动机目的甚至训练都非常不同，属于完全不同的类型，这在理智上是没有什么困难的。普赖斯：《巴比伦以来的科学》，任元彪译，石家庄：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170~1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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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尔茨：《基因伦理学》，马怀琪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3~4页。
拉图尔说：我将用“技科学”或“技术科学”（technoscience）来描述与科学内容相关的要素，而不管它显得多么龌龊、多么不如人意或陌生；同时使用“科学和技术”——加引号——来指明，一旦所有责任归属的考验已然完成，技科学还余下什么。“科学和技术”圈内容纳的东西越多，它们在外部的扩展就越远。因此，“科学和技术”仅仅是个子集，它似乎只是因为一个最佳幻想而占据优先地位。然而，为了把资助者、盟友、雇主、帮手、信任者、赞助者和顾客包括在技科学之中，技科学规模的扩展似乎存在着危险，因为他们也许会依次被视为领导科学的人。一个可能的结论是：倘若科学不是由科学所构成并由科学家来领导，它将由所有的兴趣团体构成和领导。由于这种结论正是由所谓“科学的社会研究”所得出的结论，这种危险就更大。当“科学和技术”不能由其内在的动力加以解释的时候，它将由外在的推动力和需求加以说明。那时，我们的技科学之旅不仅应该充满微生物、放射性物质、燃料库和药品，还应该充满邪恶的将军、关系复杂的跨国公司、热切的消费者、被剥削的妇女、饥饿的儿童和扭曲的意识形态。参见拉图尔：《科学在行动——怎样在社会中跟随科学家和工程师》，刘文旋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第1版，第289~290页。
平奇和比吉克争辩说，应该在相同的社会结构理论的框架中处理技术和科学。这类论据是对拉图尔所主张的更激进的“技科学”方案的贡献。科学机器（science machine）和技科学这样的概念有助于我们看到在科学和技术周围的边界之间的关联，同时也看到科学和其他社会活动之间的关联。参见S. Restivo, Science, Society, and Values, Toward a Sociology of Objectivity, Bethlehem: Lehigh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8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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