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主义者为科学客观性的与境性辩护，说客观性的标准永远是变化的。但是，科学是成功的，把知识的与境性与它的客观性的可能性混合，就是否认科学方法的明显成就。无疑地，科学的客观性部分地依赖于它的与境性，但是那不是否认它的证实、融贯和可预见性的力量，即使是在它的探究的当地与境中。倘若我们乐于承认社会因素确实起重要作用，那么我们必须不丧失科学如何跟踪自然的眼界，从而向我们提供操纵和强有力地预言的工具。科学不是任意的描述，在它的当地领域内，它作为对相对主义的思维的重要限制发挥作用。
比如，科学家可以选择自己的研究纲领，作为结果的科学事实和理论将明显地反映这些不同的进路。但是，这只是说明，自然可以以变化的方式描述，理论的进化会导致有效操纵自然的客观结果和实践成就，从而达到超越某些社会意见的一致。 在这个过程中，不仅科学方法和理论在生存竞争中的自然进化使理论客观化，而且科学的社会基础即科学共同体也能够发挥有效的作用，使与境的和主观性较强的私人科学向普适的和客观的公共科学转变。多尔比揭示出，科学知识固然是适合于特殊与境构造出来的，但是科学家在构造时，要考虑它能够转移到其他与境，并被具有明晰推理的人以独立于它的起源的方式理解和使用。现在，科学发现在世界各处传播，从实验室到实验室，从学科到学科，从纯粹科学到工程。科学的各种社会基础加速了能够离开起源点运动的认知产物的创造，这些产物的地方性在它的使用与境中被其他来源的知识冲淡。
值得注意的是，科学的与境性甚至可以成为促进科学理论客观性的积极动因，而不是削弱客观性的消极因素。普罗克特径直断言：科学的客观性依赖于它的与境的某些方面。这是列宁主张绝对真理是所有可能的（主观的）真理的总和时意指的部分东西；它也是波普尔和波兰尼坚持科学的客观性来自证实的社会性质时意指的东西。 莫兰和鲁斯则具体地论述了与境过程和认识价值对科学客观性的贡献：
客观性（比如天文观察）当然是独立于观察者建立起来的，但是人们可以十分容易地想到，这种客观性——为着它在科学活动中是可利用的——总是需要由科学家来检验或反复检验的。因此，是整个庞大的社会的、文化的、历史的和智力的过程产生了这种客观性。因而我们不应该在这里只看到客观性，应该看到客观性是这种活动的产物，它会超越它自己，返回来重新建立和重新推动批评的传统、科学共同体、检验的活动等等。
科学是一种文化的产物，同时它也反映出其赖以生存的客观基础。如果声称它只不过是完成个人议程，这是可笑的。存在着使科学走向与外部世界对应的控制与引导因素——认识价值。这也许是一个永远无法达到的理想，但是它把客观性引向科学，特别是专业的科学。
第七，个人的和主观的情感或经验不会从根本上动摇科学理论的客观性——它们的主观影响不仅可以通过科学共同体的相互批判和相互检验消除，而且还有其他原因可以维护科学的客观性。沃尔拉特告诫，不要轻易地被下述传统观点所诱惑：科学的真正力量是它的客观性，即它对于激情和主观情感的独立性。要知道，科学的客观性是由接受或拒斥假设的程序定义的。在这里，与任何其他地方相比，科学家并未被更多地告知，让私人的或主观的因素决定他们的结论。但是，科学家比接受或拒斥假设做得更多。他们就追踪哪个研究路线，选择哪个假设提交检验，是使用这种还是那种检验类型等等做出决定。这些决定在对科学的客观性没有微小影响的情况下，照例受到主观的或激情因素的影响。由于这些是行动的、做事情的决定，它们能够具有道德的意味。某些假设为真的决定不是做任何事情的决定，因此它不是明显的道德决定。你出自自己的技艺或兴趣决定做什么实验，这并不意味着放弃科学的客观性。道德考虑可以影响你决定做一个实验而不做另一个实验，科学的客观性并未卷入其中。 帕斯莫尔甚至认为，感情也有客观的基础。他说：冷酷无情不是科学家特有的东西；在绝对献身于一种活动形式的无论什么地方，都会遇到它。它与客观性无关；在该词的广泛意义上它是“专门化”的产物。人们未证明，人的客观性依靠拒绝更广泛地考察较广阔的状况、拒绝考虑人们正在做的事情对他人的后果。人们也未展示，客观性凭借拒绝承认人具有敏感性、焦虑。不可能说，关于感情是客观的假定完全无基础。说感情是主观的，只是说它们概括了主体的特征，至多只是说它们在类似的环境下因人而异变化。没有理由说，我们不能客观地考察主体或个人反应的差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如此做，小说家如此做，心理学家如此做。于是，捍卫“客观性”既不是捍卫冷酷无情，也不是捍卫把它本身局限于“行为表面”的心理学——至少就这样的心理学承认仅仅是客观的心理学而言。 至于个人主观的经验与科学的客观性的关系，奥斯特瓦尔德的一段话值得我们深思：
概念总是具有依赖于个人的成分，或主观的成分。无论如何，这并不在于个人在经验中未发现的新颖部分做了添加，相反地，而在于在经验中已发现的东西中做了不同的选择。如果每个个人吸收了经验的所有部分，那么个人的或主观的差异便会消失。由于科学的经验努力吸收尽可能完备的经验，它经由尽可能众多和多样的记忆的搭配，通过力图补偿个人记忆的主观不足，把目标越来越接近地对准这一理想，从而尽可能多地填充经验中的主观间隙，使它们变成无害的东西。
不少人以为，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使认识主体或多或少地成为认识过程和结果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于是观察者和被观察的对象不可避免地混合在一起，从而使得它们本身失去了客观性。 这种看法不过是皮相之见。要知道，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并未推翻科学理论的客观性。罗斯原则性地指出，量子力学虽然对传统的客观性有所松动，但是并没有否认科学的内在逻辑的可靠性。不管在科学进展中范式如何变化，科学总是成功地描述关于宇宙本性的比较精确的近似。人们看世界的方式可以随他们的观点而变化，但是变化却局限在一个决定性的限度内，因为我们的一切、我们的观点是人的观点；对于我们大脑起作用的方式，对于这种作用与环境的关系来说，有确定的规范。因此，就客观性专指对所有人或多或少都是共同的公共观点而言，存在着客观的内在逻辑。 辛普森通过对量子力学的关键性原理的解读揭示，不确定性原理的一个涵义是，无论科学家何时观察任何事物，他本是观察在其中发生的系统的一部分。因此，他不应该假定，他观察的东西与他不正在观察时严格相同。但是，当他不正在观察时，他不能十分充分地观察发生的东西！对此，有人错误地提出，不存在像客观知识这样的事情，科学的目标整个是虚妄的。宣称我们自己处于一种情境中就不能获悉关于它的任何实质性的东西，这是彻底而荒谬地否定获悉的真正意义。客观性中的本质不是把我们自己从我们在其中的、客观存在的情境中消除掉的托词。它的情境不应该借助我们自己来诠释，而是我们的角色或作用应该借助该情境实在论地诠释。
对于海森伯的不确定性，人们现在大体上给出了三种解释。其一是，不确定性是人类暂时的无知所致，因为精确的规律终将被发现。其二是，不确定性是实验和观念固有的局限造成的，因为观察者不可避免地干扰了所观察的体系；原子理论不可避免地要利用日常经验的概念，人类是不可能深究原子本身的。其三是，不确定性是由于自然的不确定性所致；原子世界存在可选择的潜在性。第一个立场是实在论的（认识论方面）和决定论的（形而上学方面）；第二个立场是实证论的和不可知论的（因为我们永远也不能知道在两次观察之间原子自身是怎么行动的）；第三个立场是我们将捍卫的，它是实在论的和非决定论的。 在这里，第一种和第三种解释都是对科学客观性的明显支持；第二种解释没有就科学的客观性言说，当然不会动摇它了。罗森对玻尔-爱因斯坦争论诠释 表明，争论的核心在于客观性意指什么：爱因斯坦坚持经典的客观性概念，玻尔则要给客观性赋予新的涵义——这当然没有构成对客观知识的限制和否定。
关于相对论，在传统的三维空间中，两点之间的距离或两个时刻之间的时间间隔，确实随着观察者的运动状态或所处坐标系的不同而不同。但是，在四维空时中，两个空时点的四维距离不管在哪个坐标系都是相同的，是一个不变量、绝对量。难怪有人说，把相对论叫做“绝对论”才名副其实。普里戈金在谈到相对论时一针见血地揭橥：
相对性是基于一种约束之上的，这种约束只适用于物理上局域化的观察者，适用于在某一时刻只能处于一个位置而不可能同时处于各处的那些人。这个事实赋予物理学以一个“人类的”性质。但是，这并非意味着它是一种“主观的”物理学，是我们的偏爱和信念的结果；它仍然服从那些把我们认作是我们所描述的物理世界的一部分的内在约束。这是一种预先假定了一个位于被观察世界之内的观察者的物理学。我们和自然的对话仅当它是来自自然之内时才会成功。
在结束本文时，我们想强调一个与常识观点或一般看法背离的命题——理论知识比直接经验更客观。这个命题与爱因斯坦的下述命题是相当一致的：概念愈抽象愈能更好地把握实在。波兰尼断定：“只有在我们承认求知满足感的本质转变是评判客观性的标准时，哥白尼体系比托勒密体系更具有客观性这种认识才变得合法。这就暗示，在两种形式的知识中，我们应该认为在较大程度上依赖理论、而不是依赖更直接的感性经验的那种知识才是更客观的。”他接着列举了理论知识比直接经验更客观的理由。其一是，理论是我自己以外的东西，它可以付诸笔墨而成为一个包含种种规则的体系。一种理论越是名副其实，它就越能全面地以这样的规则表达出来。只要我所依赖的理论不是我，而是在我运用那种知识时被证明是正确或错误的那一理论，它就是客观知识。其二是，理论不可能被我的幻觉弄得迷失方向。由于一种理论种种形式的肯定都不受认可这一理论的人的状态的影响，所以理论在被构筑时就可以与一个人接近经验的正常途径无关。进而，他对客观性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客观性不要求我们用人类那渺小的身躯，用他过去那短暂的历史，或者他未来可能的生涯，来估量他在宇宙中的分量；它并不要求我们把自己看做千百万个撒哈拉沙漠中的一粒沙子。相反地，它给我们以灵感，希望我们克服自己的躯体存在的吓人的能力缺陷，甚至希望我们能够构想出有权威且不言而喻的合理的宇宙观。它不是要求人们超越自我的劝告，而是正好相反——是对人类心目中的皮革马利翁发出的召唤。
参考文献
对此，费耶阿本德是这样讲的：“说某一程序或观点是客观的，也就是声明不分人类的期望、思想、态度和愿望，它都是有效的。这是当今科学家和知识分子著书立说的一个基本观点。然而，客观的思想比科学要早并与之无关。当一个国家、部落或文明通过（身体上和心理上的）规则确定其生活方式时，它就出现了。当具有不同的客观思想的不同文化文化相互碰撞在一起时，它变得更明显。”他还说：对这种事情有各种反应，我提及三种。第一种反应是坚持：我们的方式是对的，我们无须改变。第二种反应是机会主义：相互冲突的文化（的领导者）比较各自的组织、习俗、信仰，接受并适应那些他们认为有吸引力的。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取决于历史状况，参与者的态度，他们的忧虑、需求和期望。第三种反应是相对主义：习俗、信仰、宇宙观并不简单地是神圣的、正确的、真实的。它们对一些社会来说是有用的、有效的和正确的，对另一些则是无用的，甚至是危险的、无效的、不正确的。参见费耶阿本德：《告别理性》，陈健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4~6页。
莫兰的论述可以视为这一看法的佐证：“客观性仿佛是所有科学认识的一个必要的、明显的和绝对的条件。科学理论建立在其上面的材料是客观的，它们在证实和证伪的过程中表现为客观的，这是绝对无可争议的。人们可以争议的东西，确切地说，是“理论是客观的”这一说法。不，理论不是客观的，而是精神的建构、逻辑-数学的建构，用以回答人们向世界、向实在提出的某些问题。一个理论是建立在客观材料基础之上的，但是这个理论本身不是客观的。”参见莫兰：《复杂思想：自觉的科学》，陈一壮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24页。
查默斯就持有这样的看法：客观性在实践中达到了，这个成就频繁地、虽则并非毫无困难地在物理学中实现了。当然，这里的客观性是在某种程度上完全开放的东西。参见A. Chalmers, Science and it’s Fabricati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0, p.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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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普尔说：你相信上帝之类的许多观念没有科学的基础；“上帝在宇宙某个地方”的陈述可能为真，因为没有科学方法证明它。上帝存在的“证据”本质上是主观的。它们取决于我们所谓的上帝意指什么；它们可能使体验它的人信服，它们甚至可以与某种预言形式结合起来。但是，预言的证实将取决于证明的个人的诠释，有时取决于诗意的（和在科学上不精确的）语言的运用。科学的证实必须是客观的，它们不必取决于完成它的人的观点。参见F. Aicken, The Nature of Science, London: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1984, p.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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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加勒坚持关系实在论的观点，认为科学的客观性在于它揭示和表达了事物的真关系。他说：“当我们问什么是科学的客观价值时，这并不意味着：科学教导我们事物的真实本性吗？而是意味着：科学教导我们事物的真实关系吗？对于第一个问题，人们会毫不犹豫地做出否定的回答。但是，我想我们还可以更进一步。不仅科学不能教导我们事物的本性，而且无论什么东西都不能教导我们认识它。即使哪一个神灵知道它，也无法找到表达它的词汇。不仅我们不能揣摩出答案，而且即使有人把答案给予我们，我们也无法理解它。我甚至扪心自问，我们是否真正地理解这个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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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兰：《科学和反科学》，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年第1版，“原序”第1页。
雷斯尼克这样写道：当科学被期望提供职业专长时，至少有两个理由要求科学家应该尽可能客观。第一，当科学家被请求给出专业看法时，公众期待他们将给出对事实的无偏见的、客观的评价。在新闻访谈、国会听证和在法庭中，科学家提供作为解决争端基础的事实和专门知识。放弃这一角色的科学家辜负了公众的信任，能够削弱公众对科学的支持。第二，如果科学家例行地牺牲他们对客观性的承诺，以支持社会的或政治的目标，科学便可以变得完全政治化。科学家必须维护他们对客观性的承诺，以避免沿着斜坡下滑到偏见和意识形态。虽然道德的、社会的和政治的价值能够对科学产生影响，但是当科学家进行研究或被请求给出专家意见时，他们应该继续力求是诚实的、开放的和客观的。然而，当科学家作为关心公众事务的公民行动时，他们自由地摆脱了客观性紧身衣，因为他们可以像任何人一样地有权利倡导政治的或社会的政策。当科学家被请求作为专家服务时，他们自由地倾斜或偏向事实，提供主观的看法，从事各种劝说和修辞。因此，要解决科学和政治的混合造成的问题，科学家需要理解他们在社会中的不同角色。对科学家来说，并非总是容易判断这些角色，有时由于强烈的个人参与兴趣，以致无法把公民和科学家的角色成功地分开。虽然科学家在职业的与境中应该力求客观性，但是职业伦理可能容许他们在罕见的案例中为社会或政治的目标牺牲诚实和公开性，比如在人类学的某些研究中。参见D. B. Resnik, The Ethics of Scienc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pp. 149~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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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这方面的背景和讨论，可参见李醒民：《科学的文化意蕴》，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版，第453~5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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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有必要了解一下威尔金斯的看法。他说，在二战前受训练的科学家强调客观性在科学中的意义，强调把客观的进路贯穿到我们生活中的重要性和这样做的巨大困难。较年轻的科学家则讨论，社会态度如何影响科学发展的方式和它达到的结论。问题在于，在关于科学客观性的争辩中，必须把一般而言的科学与科学在特定的境况中所采取的特殊形式区别开来。参见M. H. F. Wilkins, Possible Ways to Rebuild Science. W. Fuller ed., The Social Impact of Modern Biolog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1,pp. 247~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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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出现引起的认识论状况，拉奇是这样描述的：康德的观念论享有不同程度的普及性，但是这种类型的思维从物理学在20世纪头四分之一的发展中受到最大的激励。虽然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哲学后果还有争论，但是几个基本的含义则是相当清楚的。相对论隐含着，人们所做的各种观察测量部分地是观察者状态的结果。量子力学被看做是隐含着观察者和被观察的东西之间的如此深刻的关联，以致一位受尊敬的当代物理学家惠勒（J. A. Wheeler）建议，宇宙“必须从它最早的时刻使它自己适应生命和心智的未来需要”，我们的宇宙是一个“提供参与机会的宇宙”，通过我们的观察，我们在某种程度上被系到宇宙基金的合伙关系中（流行的“人择原理”（anthropic principle）的极端版本）。康德主义对1960和1970年代的科学哲学运动的内在影响围绕下述观念而确立：人的各种心理方面不仅影响一个人实际上和真正地感知到的东西，而且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影响正在被感知的实在。在那个运动的开端的重要人物是托马斯•库恩。参见D. Ratzsch, Science & Its Limits, The Natural science in Christian Perspective, Illinois and England: Inter Varsity Press, Second Edition, 2000, p.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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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玻尔-爱因斯坦争论中，核心问题是，“客观性”意味着什么，从而物理学是干什么的。在玻尔关于互补性的争辩中，我们看光是粒子还是波，并非在光中只是固有的，而且依赖于我们测量和观察它的方式。在经典领域内，我们能够无视测量程序，把程序的结果仅仅作为在光中固有的来考察。但是，在量子论中则不能如此。此时，观察依附的“真实的系统”部分地是由光构成的复合，但是同样有意义的是，也是由观察它的仪器或程序构成的复合。爱因斯坦不能接受这一思想。他争辩说，某些事物“属于实在”（即它是客观的），只有当它独立于诸如它如何被测量或被观察这样的事情。尤其是，对爱因斯坦来说，互补性违反了下述责难：我们不必借助它可能属于特殊的较大系统来说明或描述“实在”系统。人们将注意到，这基本上是莫诺的“客观性公设”：人们总是必须向下面朝子系统，从来不必向上和向外注意较大的与境。可是，对玻尔来说，“客观状况”需要详述询问一个系统的手段，而恰恰不需要正在被询问的系统。实验上的结果从属于这个较大的混合系统，不能分割或分离为仅仅附属于被观察到的东西的部分和仅仅附属于藉以获得它的工具剩余物。事实上，“经典的”一词仅仅附属于这样的分割总是能够完成的状况。因此，我们能够看到，玻尔-爱因斯坦就互补性的争论，实际上是关于科学（狭义地是物理学）最终是怎么回事，独立于“有条理的心智”的、在其中“意识被擦掉”的客观知识如何（甚或是否）能够被得到。爱因斯坦相信，存在这样的仅仅内在于事物的知识，这种知识独立于它如何被引出。玻尔认为，那种观点是“经典的”，与量子实在观不相容，量子实在观总是需要详述与境，总是包含那种与境的不可分割的信息。事实上，互补性争论还具有深刻的因果关联。亚里士多德的因果性包含处理形式“为什么X”的问题。玻尔实际上提出，变量X在这里是不可分离的一对，它由正在被观察的某物和正在描述或观察它的程序组成。他因此断言，原来的亚里士多德问题仅涉及X，而撇开了这样的特殊的与境，最终是无意义的，或者至多只有有限的“经典的”领域给出的意义。玻尔的互补性断言，经典的世界本身太小了，以致无法提供连贯的物质世界图景。互补性是他扩大这个世界以容纳量子过程的建议。他从根本上通过改变“客观性”概念这样做了，即把仅仅附属完全内在于物质系统的东西改变为附属内在于系统-观察者对子的东西，也就是比X大的系统。当然，这并没有构成对科学知识的限制，它仅仅取代了失败的或不适用的科学方法。参见R. Rosen, On the Limitations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J. L. Casti and A. Karlqvist ed., Boundaries and Barriers, On the Limits to Scientific Knowledge, Addison 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Inc., The Advanced Book Program, 1996, pp.199~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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