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个特点是，科学客观性包含社会文化因素，是一个社会文化过程和现象。封闭的、孤立的个人不可能成为科学客观性的基础，科学的客观性依赖于科学共同体在一定的社会文化与境中，在与社会文化相关的科学预设或背景假定的前提下，相互合作、相互批判、相互检验，并最终达到基本的一致。也就是说，科学客观性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社会文化的产物。科梅萨罗夫认为，在琐细的意义上，客观性肯定地依赖于社会因素。按照该概念的真正本性，是“客观的”实体在穿越直接或间接地依赖于给定的主体产物的因素时，显示出不变性。于是，客观性必须负载某种主体间的稳定性。任何科学必须渴望某种程度的体系的统一，为此最小的要求是，它的客体是可以毫不含糊地鉴别的。只有在这些条件下，科学的命题才能变成可交流的。从那些可以得到的概念中选择一个概念是必要的，从而确立起一系列的实体统一体，它们显示出与意识、文化或某种其他社会现象的特定体系的稳定关系。 因此，
要比较详细地弄清楚促进或削弱在任何特定时代或流行领域中的客观性实践和建制安排，从而弄清楚客观性理想被实现的程度，要求历史的和社会学的研究。
科学客观性是相当复杂的社会文化过程：既有不利于客观性的社会文化因素，也有有利于客观性的社会文化因素，关键在于要尽量规避前者，恰当利用后者，以达成客观性的目标。对于这个问题，雷斯蒂沃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他一方面指出，最客观的认识动因和共同体，基本上是那些用最普遍的和最弥散的兴趣完成的东西的动因和共同体。也就是说，人们为特殊的建制或社会的利害关系——国家主义、天主教、佛教、科学官僚政治、核武器工业——承担的义务越少，其认识越客观。同时，他也看到，真的客观性概念实际上依赖于探究，而探究与其说受特定的组织、机构或社会阶级价值和利益的指引，还不如说受广泛而弥散的价值和利益的指引。探究模式的健全性——科学、理性、逻辑——是由它的批判的图式（schema）的深度和范围衡量的。这隐含着，某些探究模式比其他探究模式更好；之所以如此，部分是由于在它们之中嵌入有自动防止故障特性的定理：这种探究模式没有就它自己的理性、逻辑或科学性做辩护的要求，或者它的产物中没有什么东西是在任何意义上作为绝对真或绝对的或肯定的而构造；部分是由于添加或提高了批判的图式。另一方面，人们不知道或不能知道任何先验的事物，而必须竭尽心理的、物理的和社会的努力以获得知识。这是作为广泛被称为“主体间检验”的社会过程之产物的客观性的一般观点之基础。相关的观点把客观性建立在科学和科学证据的公共的和公有的基础上。于是，在传统上存在着普遍被接受的客观性的“社会理论”。它立足于下述假定：在公众论坛和科学家共同体中的交流和交换，是必要而有效的手段，这种手段保证，我们仅仅让对客观实在的可靠近似进入科学，而不让反常的感知的产物、挑选的和独有的认知或“不可控制的和未经证实的反省”进入科学。于是，他得出结论：
我构想的客观性的社会学在以下假定上操作：客观的陈述或真理永远不能是最终的或绝对的；达到真理的系统不能是普遍有效的，在它的基础方面不能是不变的；确定真理的与境比给定的或占统治地位的知识体系与境更广泛地存在着。借助这些假定，客观性的社会学应该有助于产生真理，有助于产生客观性的新的与境和意义。
第九个特点是，科学客观性是交互的、开放的和变化的。珀尔曼在谈到自然、自然中的人和作为自然中的人的产物的科学之关系时强调：“主要论题是人对秩序的科学的探求，他的指导原则，他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他的概念的（和其他的）系统的建构，他对观念的投射和检验，作为结果发生科学中的不断革命。在所有这一切中，科学家是相互作用者，而不是实际上超然的观察者。假若如此，科学的客观性需要在较大的相互作用的与境中审查，而不是在所假定的充分分离的禁闭中审查。”他以与科学客观性密切相关的观察为例清楚地说明，观察有三个组分——观察者、被观察者、相干信号。这些组分形成相互作用的系统的基础，系统的成分是相互不可缺少的。 雷斯蒂沃揭橥，客观性是探究者和探究的客体之间的关系；它是永远变化的，在广度和深度上是无限的，作为一个整体是可以理解的。它是一个开放系统。如果我们就开放的、永远变化的实在想发现我们能够发现的那么多的东西，那么我们必须以开放的、永远变化的方式行动和思考。如果客观性是社会事实，它必然是开放的、永远变化的社会事实。想成为客观的（致力于客观性的过程）个人，必须力求变成开放的、自我实行的认识动因。从这种观点来看，我们是探究的、反省的有机体（认识动因）。幸存以及超越这一点的生长、扩张与生命的质和意识的进化，依赖于我们开发批判的和创造性的探究所拥有的实际无限的能力。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和我们经历的社会化过程的开放程度，将决定我们能够达到的开放的生活和思维的程度。由此可见，客观性的过程似乎是人适应世界、改造世界和在世界中进化的过程，对客观性条件的追寻就是对幸存、适应和进化条件的追寻。在此基础上，他提出客观性的社会学的研究任务和客观性概念化的方式：
客观性的社会学研究探究的社会和文化的条件，这些条件如何影响我们个人和集体构造客观陈述和发展客观知识的能力。需要以下述方式把客观性概念化：避免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把对真理的承诺（实质的、方法论的和理论的）与可以改变该承诺的信号的永恒开放性联系起来（这包括意识到新感觉装置的可能性）。
第十个特点是，科学客观性不可避免地包含主观性。除了上面提及的科学认识是社会化过程，带有主观性的社会文化因素影响科学客观性之外，还因为科学认识是认识主体和被认识的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主体是作为客体的自然界一部分，他既是客体的观察者，又是人和自然界这个大系统的一部分，因此无法把主体和客体截然分开，作为主体的科学家的主观性自然会或多或少地渗入认识的结果之中。萨尼特说得不错：“由于科学包含科学家，主观的要素总是存在的。达到客观性的惟一途径是把主观的要素和客观的要素相互分离开来，可是这是不可能的。” 巴姆也认为，有些人误以为“客观性”和“主观性”的两极对立是完全相互排斥的矛盾对立面，这样的人因为他们对可靠结果的强烈愿望可能受到称赞，但同时也必须受到指责，因为他们对这种两极对立的实质性相互依赖是无知的，或者至少是忽视的。客体总是相对于主体而言的客体；无主体，便无客体；无主观性，便无客观性。客观性，就其存在而言，不仅依赖于主体的存在，而且依赖于主体特有的客观态度的意愿，即理解课题自身本性的爱好（在客体能被以这种方式理解的限度内）。
珀尔曼从作为自然的观察者和理论的建构者的角度，探讨了这个问题。他说，必须不要把科学家看做是完全隔离的、独立的观察者，而是作为自然的有意识的部分与自然的其他部分相互作用，甚至干预那些部分，不管他们在自我矫正的反馈过程中、还是在用技术改变地球的面貌中正在观察、测量、想象、说明、形成和检验假设。我们使用一切——感觉、心智、想象、经验，包括社会积累起来的经验和技术——探索我们的周围。科学家收集资料，但是它也像陶工塑造泥土一样，通过概念模型和指导原理塑造他的资料。他把他的尝试性的模型投射到自然本身。在某种意义上，科学家像艺术家一模一样，部分地创造了他寻求的秩序。不过，科学家用他观察的东西形成体系。因此，必须在科学作为人与自然相互作用这样的与境中，来理解科学的客观性和主观性。 在这种情况下，与其竭力否认科学的主观性，毋宁调动科学家的主观性的积极作用，使之有助于科学。莫兰道出的正是这个意思：
科学的客观性不排除人类精神、个别的主体、文化、社会，而是调动它们的作用。客观性是建立在不断调动人类精神、后者的建构能力、社会文化的酵素和历史的酵素的基础上的。我重复指出，如果在这个背景内的人们想寻找某种关键的和决定性的东西（虽然客观性并不是只有一个基础），这就是自由地交换意见。主体间的相互批评是客观性概念的关键性的关节点。
参考文献
©李醒民（1945~ ），男，陕西西安人。现任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主编。研究方向为科学哲学、科学思想史、科学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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