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伴随着早期重演律和物种改变概念的结合，“evolution”开始被用来同时指称个体发育和物种改变这两个内容，这就是它的第三种含义。这个含义的变化在大多数进化论史著作中都没有被明确，迈尔就曾说很难评价德国的早期进化主义者。〔9〕但是要注意的是，他们与自然哲学派的谢林、奥肯等人已经有了很大区别。这些早期进化主义者所谓的物种改变并不是观念上的变化，而是在历史时间中实际发生了，这是“evolution”含义转变过程中的第三个重要方面。 不过他们与自然哲学派仍旧享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即个体发育与自然发展之间存在类比。因此，当“evolution”这个预成论的基本词汇开始具有物种改变之义的时候，也就相应保留了目的性和动态进步的意味。就像个体胚胎在内在目的性的驱动之下逐渐发育成熟一样，物种也沿着从低级到高级的确定方向变得越来越进步和完善。
4，进化与进步
重演律与拉马克进化论的结合，在19世纪20年代的德国形成了一股进化思潮。但是在贝尔等人的反对声中，这股思潮逐渐降温。尽管如此，它并没有完全销声匿迹，而是在30年代通过格兰特（Robert E. Grant）、格林（Joseph Henry Green）、赖尔（Charles Lyell）等人传入了英国，尽管赖尔是从批评的角度将其引入的。
格兰特和格林都在重演律与拉马克进化论相结合的语境之下使用了“evolution”一词。尽管赖尔只是在指涉拉马克的理论时才使用它，但是这个用法也与大陆国家的强调内在完善倾向的胚胎发育理论密切相关（〔8〕，pp.74，注释23）。他们所谓的进化过程都是沿着越来越完善的方向进行的，例如在《地质学原理》第二卷（1832）中，赖尔在解释拉马克的观点时写道：“海洋贝壳首先存在，直到它们中的一些经由逐渐的进化被改进为生活在陆地上的贝壳”。〔10〕
我们已经提到“evolution”的第三种用法仍旧包含了个体发育与自然发展之间的类比，只不过后者如今指的是地球上的生命形式在历史中实际发生了改变。在这样一个类比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进化思想被鲍勒称为发育进化论。〔11〕在前达尔文时期的英国，发育进化论的主要代表是钱伯斯（Robert Chambers）。钱伯斯是苏格兰的作家和出版商，他对地质学非常感兴趣，是爱丁堡皇家学会的会员。在1844年匿名发表的《创世的自然史的遗迹》（以下简称《遗迹》）中，他首次系统明确地表述了发育进化论的观点。
钱伯斯在第一版《遗迹》中并没有使用“evolution”，频繁出现的是“development”〔12〕和“progress”（〔12〕，pp.V222，V234，etc.），这两个词都既指胚胎的发育过程，又指地球历史中生命形式的改变。 《遗迹》的批评者一般将他的理论称为“发育假说”（development hypothesis）〔13〕或“转变理论”（transmutation theory）。〔14〕不过在钱伯斯针对批评所作的辩解中，即在1845年出版的《解释：〈创世的自然史的遗迹〉之续篇》（以下简称《解释》）一书中，他开始使用“evolution”。第一次是用“这样的进化”来指无机界和有机界形成的整个过程，等于他所说的“历史的进步”（〔12〕，pp.E23）。第二次是用来指“使地球上布满生灵的实际过程”，这个过程的“进化”需要很长时间，是“一种自然过程”（〔12〕，pp.E151）。在1853年出版的第十版《遗迹》中，钱伯斯附加了一个前言。这里，他最明确地表明了自己进化思想的来源以及“evolution”一词所包含的类比：
在那个过程［指胚胎发育］中，……我们看到了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从一般到特殊的逐渐的发展［evolution］，所有现象都遵循不变的次序，因此都是自然的，尽管都在神颁布的法令之下。难道在地质学家所涉及的漫长年代中，不会有一个相同或者类似的生命的进化［evolution］，在它依次进行的时候，产生出多种多样的物种，直到它停留在人类（如果它确实停留在此）？〔15〕
很清楚，“evolution”被钱伯斯用来同时指称个体胚胎发育与整个有机界的进化。在正文中，钱伯斯这样介绍贝尔的胚胎发育的特化模型：哺乳动物的胚胎在发育过程中逐渐可以被辨明其属于哪一纲、哪一目，然后“科、属、种、性别以及个体的特征接连地发育［evolved］出来”。另一处用“evolution”来描述胚胎发育的句子出现在钱伯斯对英国生理学家卡彭特（William Benjamin Carpenter） 的话的引用中：“神经中枢的发育［evolution］在两者［指人的胚胎和鱼类的胚胎］中都开始于一个相同的计划。”（〔15〕，pp.147-148） 并且，在钱伯斯那里，“evolution”与“development”的含义是可以互换的：《遗迹》第十版中的语句“植物和动物生命逐渐进化了［evolved］”（〔15〕，pp.111）在第一版中用的就是“developed”（〔12〕，pp.V145）。
虽然钱伯斯在《遗迹》中提到并且极为推崇塞尔和蒂德曼的理论，但是他对大陆国家胚胎学的了解都很间接，他对“evolution”的使用很可能是从赖尔和卡彭特那里学来的。钱伯斯的进化思想明显建立在胚胎发育的模型之上，而且由于受卡彭特的影响，他还吸取了贝尔的特化模型。尽管贝尔的特化模型不支持单一线性进步，但是由于原型被认为是最简单和一般的形式，所以卡彭特、钱伯斯以及斯宾塞等人仍旧把特化当作进步的一种形式。这是钱伯斯的理论与大陆国家进化思想的区别之一。不过，由于英国的工业革命背景以及宗教思想传统，这两种进化思想之间还有以下更为重要的差异：钱伯斯完全没有采纳自然哲学派的上帝观念，而是代之以自然神论（Deism）的观点，即上帝是在这个世界之外和之先的，他颁布了自然法则就不再施加干涉；关于自然界的隐喻也不再是有机体，而是明显地区分为无机界和有机界，不管是无机界还是有机界的起源和进化都是按照自然法则进行的，因此更像是一部机器；大陆国家胚胎学理论所强调的内在目的性也被钱伯斯弱化了，相反，机械论的原则得到了加强。
钱伯斯认为，统治无机界的法则是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而统治有机界的法则就是自己的“发育定律”（Law of Development），或者称为“进步性发育的法则”（Principle of Progressive Development）（〔15〕，pp.305，155）。至于自然法则如何能够使生命产生由低等到高等的改变，钱伯斯援引了数学家巴比齐（Charles B. Babbage）的计算机器来表明上帝颁布的是一个进步的法则。在这个预先设定的法则之下，不需要上帝干涉，机械结构遵从法则运作就可以导致那些初看起来不可思议的变化（〔12〕，pp.V206-211）。钱伯斯还用“星云假说”来解释完善有序的太阳系是如何从原始无序的星云物质进化而来的，再加上他对地质学所揭示的化石记录的进步性解读，以及他对人类越来越进步的前景的期望，使得进步的观念成为他的整个思想体系的核心。整个世界在进步的法则的统治之下，都在有规律地、有目的地逐渐发展和完善。这个目的不是内在目的性，而是预先设定的进步的目标。
钱伯斯所身处的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正处于工业和殖民扩张的高峰，这个社会比人类历史中的任何一个其它社会都更加明显地“将进步神化成关于它的意义和存在的根本学说”。〔16〕钱伯斯的进化论在自然中为关涉人类事务的进步观念找到了依据，从而非常有力地佐证和体现了时代精神。但是，在他的体系中，上帝只在最初的时刻颁布了进步的法则，其后就不再具体地施加干涉，这对古老的天意观念 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特别是在有机界如何起源的问题上，钱伯斯明确抛弃了特创论，这使得上帝的形象变得抽象而遥远，因此遭到了宗教界和保守的科学权威的强烈反对。但是，他的以发育模型为基础、以进步法则为核心的进化思想影响非常深远。
5，“达尔文革命”的未竟事业
钱伯斯的发育进化论与达尔文的进化论非常不同，这一点达尔文自己也非常清楚。达尔文所提出的自然选择理论使得进化本质上是一个开放、随机的过程，没有预定的目标，也没有必然进步的倾向。而在钱伯斯那里，“evolution”恰恰蕴含了这两个含义，这也许就是达尔文很少使用它的原因。达尔文在《物种起源》的结语中使用了“evolved”，在他1842年和1844年概述自然选择学说的文章中（这两篇文章首次发表于1909年）也出现了相似的用法。鲍勒认为达尔文进化论与胚胎发育模型以及进步的观念无关，达尔文是在非常一般性的意义（即“几乎任何种类的相互联系的事件系列”）上使用 “evolution”的，与它在胚胎学中的专门含义无关（〔10〕，pp.99，101-103）。 理查兹不同意这一点，他甚至认为达尔文的进化论同样建立在重演律之上。达尔文在“进化”和“进步”之关系的问题上表现得有些矛盾，这也许导致了以上科学史家的不同意见。比如说，达尔文在（钱伯斯通过出版商赠送给他的）《遗迹》中批注上了“永远不用更高或更低这样的词”，但是在《物种起源》中又出现了这样的语句：“由于自然选择只是通过和为了每个生命的好处才起作用，所有肉体和精神的禀赋都将会朝着完善的方向进步。”（〔1〕，pp.489）至于达尔文与发育进化论有无关联或者在多大程度上、以何种方式有关联还有待进一步考察，但是很明确的是，自然选择理论本身是排斥进化具有预定的进步倾向的。
虽然具有物种改变之含义的“evolution”在钱伯斯那里已经出现，但是斯宾塞五、六十年代的著述对它在英语中的广泛使用产生了更大影响。在六十年代相继出版的《新哲学的第一原理》以及《生物学原理》中，斯宾塞开始在物种改变的含义上频繁使用“evolution”。尽管斯宾塞的进化思想比钱伯斯的发育进化论更加强调适应，甚至他后来还接受了自然选择机制（不过只被当作是获得性状遗传机制的一个次要补充），但是胚胎发育仍旧是他理解生命进化的模型，而且进步仍旧是进化的必然方向。
据鲍勒考证，在六十年代末，科学家们开始频繁使用“evolution”来指称进化了。它第一次正式出现在文章题目中是在库普（Edward Drinker Cope）1870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10〕，pp.110）。而库普是美国最著名的反对自然选择机制的进化论者，他持有的也是一种发育进化论。在后达尔文时期，发育进化论以“伪达尔文进化论”和“反达尔文进化论”的形式继续发扬光大。随着20世纪初孟德尔遗传学的兴起，发育进化论才逐渐衰落。在随后三、四十年代间发生的“进化论综合”中，现代生物学家重新发现了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的有效性，发育进化论的影响力从而降到了最低点。现在的问题是，伴随着这个过程，“进化”与“进步”这一对观念的联系被解除了吗？答案是没有，这不仅可以从大众文化中比比皆是的例子中看出来，而且进化生物学家们从20世纪中期开始的关于“进化性进步”（evolutionary progress）的争论还在继续。例如，1996年现代进化生物学家古尔德和道金斯（R.Dawkins）都就这个问题发表了专著，并在次年的《进化》期刊中展开了针锋相对的争论。当然，详细地讨论这些以“进化”和“进步”之关系为中心的现代争论已经超出了本文的范围。
我们可以姑且接受“达尔文革命”这个名称，但是事实表明，达尔文进化论被接受的过程十分漫长，这使得“革命”这个词显得不太适当。迈尔（E.Mayr）已经用“第一次达尔文革命”和“第二次达尔文革命”来指称这个过程的阶段性，前者是指《物种起源》的发表颠覆了特创论的古老信条，后者是指“进化论综合”确立了自然选择是进化的首要机制。现在看来还应该有“第三次达尔文革命”，即从进化论中剥除进步的观念，至于这场“革命”何时完成，似乎还有待时日。
〔1〕 Darwin, Charles. 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A Facsimile of the First Edition. Introduced by Ernst May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1859. pp.340，443，456，etc.
〔2〕 Merz, John Theodore. A History of European Though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Bristol: Thoemmes Press, 2000/1903, Vol.2, pp.348.
〔3〕 Gould, Stephen Jay. Ontology and Phylogeny.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28.
〔4〕 Anderson, Lorin. Charles Bonnet and the Order of the Known. Dordrecht: D. 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1982. pp.21.
〔5〕 Lovejoy, Arthur O. The Great Chain of Being: A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an Ide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Fourteenth Printing, 1978. pp.283－287.
〔6〕 Foucault, Michel. 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 Translation of Les mots et les chose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4. pp.152.
〔7〕 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23－226页、第281页。
〔8〕 Richards, Robert J. The Meaning of Evolu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pp.28.
〔9〕 Mayr, Ernst. The Growth of Biological Though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471.
〔10〕 Bowler, Peter J. “The Changing Meaning of ‘Evolutio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36(1): 95-114, 1975. pp.102.
〔11〕 Bowler, Peter J. The Non-Darwinian Revolution: Reinterpreting a Historical Myth.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6－14.
〔12〕 [Chambers, Robert]. Vestiges of the Natural History of Creation (1st ed., 1844) ＆ Explanations: A Sequel to ‘Vestiges of the Natural History of Creation’ (1st ed., 1845). In James A. Secord, ed., Vestiges of the Natural History of Creation and Other Evolutionary Writing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pp.V202, V203, etc.
〔13〕 Miller, Hugh. Foot-Prints of the Creator: Or, the Asterolepis of Stromness. (5th ed., 1861). John M. Lynch ed., Bristol: Thoemmes Press, 2000. pp.12－21.
〔14〕 [Sedgwick, Adam]. “Review of Vestiges (3rd ed.)”. In John M. Lynch, ed., Selected Periodical Reviews, 1844-1854. Bristol: Thoemmes Press, 2000. pp.32.
〔15〕 [Chambers, Robert]. Vestiges of the Natural History of Creation (10th ed., 1853). John M. Lynch ed., Bristol: Thoemmes Press, 2000. pp.vii－viii.
〔16〕 Gould, Stephen Jay. Full House: The Spread of Excellence from Plato to Darwin. New York: Harmony Books, 1996, pp.140－1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