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西方实验理性的鼻祖当属叙拉古的阿基米德。“他的工作比任何别的希腊人的工作都更具有把数学和实验研究结合起来的真正现代精神。在结合的时候，只解决一定的有限的问题，提出假说只是为了求得它们逻辑推论，这种推论最初是用演绎方法求得的，然后又用观察或实验方法加以检验。”[24]杠杆原理和以他名字命名的浮力原理即“阿基米德原理”是举世公认的科学成就，分别构成刚体静力学和流体静力学的基础。注重实验、注重技术、注重应用是阿基米德科学活动的特点。近代的达芬奇是阿基米德的崇拜者，伽利略则以阿基米德的继承人自居，尽管工艺传统在古希腊受到蔑视，但是这种实验理性精神到了近代却成了自然科学的精髓。
我们知道，科学方法是科学的灵魂。科学认识的发生、科学的独立，靠它来支撑。科学本身本质上就是方法。它不能只局限于把已知的东西总汇起来，还要教人们如何去应用，去求得新知。科学要能起这样的作用，其本身必须靠科学方法来建立。如果我们对近代科学的三大方法论巨匠培根、伽利略、笛卡尔开创的方法进行研究和探讨，就很容易找到上述古希腊科学理性精神的影子，近代科学的方法论基础恰恰是古希腊科学因素融合创新、批判扬弃而生成的新质。[25]
首先，经验论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融合了逻辑理性和实验理性，建立了系统的科学归纳法（即排除－归纳法）。一方面，认识自然的基础是实验，必须抛弃经院哲学本身，坚持根据实验观察结果去解释自然，“一切比较真实的对于自然的解释，乃是由适当的例证和实验得到的。”[26]另一方面，认识自然的方法是归纳。经过收集资料、三表整理、抽象概括、寻求解释这样四个步骤，就可以依次“从感官与特殊事物把公理引申出来，然后不断上升，最后才达到最普遍的公理”。[27]
其次，唯理论哲学家笛卡尔继承了古希腊以来的直观归纳法、演绎方法和数学方法，创立了假说－演绎法。他认为，人们只有在普遍怀疑基础上，根据由“心的直观力量”即理性直观得到的公理作为大前提，按照数学中那样严密的演绎推理，才能认识“自然界的真理”。在他看来，科学方法的实质就是，“建立一些确切而简单的规则；严格地遵守这些规则，就会永远避免把虚假当成真实，就可以不耗费很多心力而逐渐不断地扩充知识，而且可以帮助心灵去真正地认识它所能认识的一切。”[28]
第三，伽利略在希腊化时代重视经验传统的基础上，创立的实验－数学方法，则是对数学和实验理性的综合运用。这主要体现在他在力学研究中如斜面实验等思想实验上，在斜面实验得出惯性原理的研究中，他不可能真的做一个无限长的斜面。于是，伽利略就采用了抽象的方法，想象的方法，逻辑推论的方法，弥补了实验条件的限制。动手和动脑，是科学研究中不可缺少的两个方面。古希腊时期的学者忽视了工匠传统，而古罗马的学者则忽视了学者传统。在伽利略这里，两者达到了一定程度上的结合。
从下面图示不难看出上述三种面对自然的新方法与希腊文化的理性精神的密切关系。
附图
从方法论角度可以说，近代科学既有对于古希腊科学的扬弃，更有对其理性精神的继承。近代科学大厦的方法论基石可以回溯到古希腊找到它的根源。古希腊时代的哲学无论作为古代知识的汇总，还是人类认识自然的方法，隐含了近代科学得以发生的因素。“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29]恩格斯这句话对于科学思想史（包括知识史和方法史）研究，应当说并未过时。其实，与其说希腊哲学是近代许多科学理论、科学观点的胚胎和萌芽，不如说更重要的是她为近代科学的发生提供了必要的思维方式、思考方法、概念框架，以及理性分析和批判反思的一些规则与原理，所以如果没有古希腊哲学也就不会有近代的自然科学。
三 哲学传统和工艺传统的结合方导致近代科学的兴起
包括席先生在内，很多学者都曾发出这样的疑问，在古希腊时代万事具备的情况下，“为什么当时没有演变成近代科学，反而连自己的国家都保不住，被灭亡了？”[30]我们且不论历史上“国家何以兴亡”与“科学能否产生”是基本上不具有因果关系的两个问题。但就“实证自然科学为何未在古希腊之后立即产生”的问题而言，我们认为，这不仅是因为科学作为一种高级的认识形式其发生发展总有其内在的逻辑，它不能超越人类认识史的一般进程和规律；而且是古希腊时代存在的学者传统（即哲学传统）与工艺传统（即经验传统）长期分离的必然结果。在一定意义上，特别是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意义上，这恐怕也是鄙视工匠传统的希腊文化必然被重视工匠传统的罗马文化所取代的重要原因。
当人类进入以希腊为标志的时代之后，认识的突出特点就主要表现为哲学的批判与思辨。这种特点是由长期的社会分工，即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长期分离造成的。以古希腊为例，可以说从泰勒斯、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开始，一直到整个中世纪的有闲阶级一直以高傲的态度蔑视手工艺人，蔑视感性经验；认为劳力者干的都是一种低级下贱的事情；低级下贱的事情也只能留给低级下贱的奴隶去干。只有上等人、高贵者才能从事国家、行政管理和智力与精神的发展。柏拉图极力反对理性、精神与手工劳动相结合。他的朋友欧克多斯(Eudoxus)由于最先把力学引入实际，用具体事例和借助一起来证明通过单纯的逻辑形式而不能证明的东西，结果也遭到了柏拉图的责骂。他从数学的抽象性出发，认为由于数和几何概念同样不含物质性，因而它们不依赖于经验而自有其实在性。人们只能通过理性去发现它们，而它们却不能为人们所发明和塑造。人们从事的手工劳动、观察和实验不是获得知识的来源，更不能获得真理。数学和真理只能用演绎推理的方法获得。出于这种对实际事物、感性经验的轻蔑，柏拉图甚至“坚决主张自由民经商应看作是犯罪而受到惩罚。”[31]亚里士多德也宣称：在完善的国家里，公民不应该搞任何机械行业，科学或数学上的结果不会来源于观察和实验，力学方法、实验方法不能解决科学问题，“人工活动不能真正地洞察自然事件。”[32]基于此，当柏拉图谈到“天文学和几何学一样，可以靠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来研究，而不去管天上的星界”[33]的时候，实质上是说明了古希腊的哲学家们都是把当时的所谓“自然科学”当作思辨的哲学来研究的。以古希腊的几何学研究为例，欧几里德和古希腊大多数学者一样，由于轻视实际事务，不关心实际问题，所以当他构造他的几何学体系的时候，决没有想过要赋予其现代意义的科学的一个基本特性——实用性，或者说预测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他热衷于为研究而研究，认为人世间一切“浮光掠影的东西终究会过去，但是，星罗棋布的天体图案，却是永恒地岿然不动。”[34]“他们可以在几何学里考察所有的矩形而不去关心哪怕是一个矩形的大小”。[35]因此，在希腊人那里，“几何真理是理性的产物，这是高于大量事实而获得的经验真理”。[36]从几何学研究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在近代以前，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是不存在的，它仅仅是以一种自然知识或自然哲学的形式，作为古代哲学的一个构成要素，一个组成部分存在于整体的哲学之中。
古希腊学者传统和工匠传统的分工和对立，长期造成手和脑的分离，物质和精神的分离，以致古希腊的圣哲们虽然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和方法，提供了批判和反思的手段，但是并没有真正使经验概括的知识转化成为批判和反思的对象，也就是说他们没有真正使二者达到统一。其结果是在整个古代，批判和思辨的哲学传统与常识和经验的工艺传统一直是各自孤立地存在着和发展着。在以直观猜测和哲学思辨为特征的古希腊哲学中，人类认识本性中的一对矛盾：经验概括和理论思维的矛盾始终处于对立和分裂的状态，所以在古希腊时代是不会产生出自然科学来的。只是到了近代，实验方法破经验之土而出，真正实现了哲学传统与工艺传统的结合，感性经验真正地转化为理性分析和概念批判的对象，近代科学才作为人类的一种高级认识形式和知识形式诞生出来。
但是，古希腊时代没有诞生近代科学并不能作为近代科学的产生“不必到1400多年以前的希腊去找原因”的有力佐证。科学认识恰恰是在工艺传统和哲学传统的结合中孕育成长的。不同的是，两种传统对于科学认识的发生所起的作用不同，甚至作用的方向相反。科学认识与先前的工艺技术传统主要是继承关系。前科学时期工艺技术传统越深厚，对于科学认识的发生起的促进作用越大。说到哲学，关系就复杂了。科学认识的发生从本质上是要摆脱哲学传统的束缚，克服来自哲学传统的阻力。在这个意义上，哲学传统越严重，哲学束缚越紧，科学认识就越难产生。但是，科学认识的发生、科学的独立也要借助于哲学的作用并得益于哲学，如培根的经验主义和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即是其中之一，尽管这些新哲学主要是反传统的哲学，或者是在传统哲学中居于次要地位的部分。
总之，近代科学何以在欧洲诞生的问题是科学史研究的重要问题。而研究科学史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原则乃是逻辑与历史的统一，连续性与阶段性的统一，科学发生与发展的思想史（内史）动因与社会史（外史）动因的统一。只强调文艺复兴时期科学家对于希腊文化的批判，而忽视近代科学对于希腊文化的理性精神的继承和发扬，或者只承认科学产生的社会背景、而否认以往历史特别是思想史对于近代科学产生的作用，都是置“伟大的历史联系的合理看法”于不顾的非历史主义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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