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为和平主义而战斗。
纵观爱因斯坦的一生，除了科学之外，最让他醉心和费心的就是反对战争和争取和平了。从1914年发表第一个反战声明，到1955年去世前签署罗素-爱因斯坦废止战争、维护和平宣言，爱因斯坦走出象牙塔，为和平事业奔走呼号，殚精竭虑。在一战爆发时，爱因斯坦就谴责战争是“堕落的物种”所干的“蠢事”，并为此感到“怜悯和作呕”。在他的心目中，“人与人之间的善良意愿和地球上的和平”，是“一切事业中最伟大是事业”。（[10]，pp.176，78）保卫和平是一个“伦理公设”，是每一个有良心的人的不可推卸的“道德责任” 。它就像科学公设一样是无须证明的，必须遵从的，是科学家赖以行进的前提。
爱因斯坦起初是一位绝对的和平主义者，幻想通过拒绝服兵役和废除军队来根除战争。但是，纳粹德国的咄咄逼人的侵略野心和险恶的国际环境教育了他，他以科学的自我批判精神和科学家的勇于承认现实和改正错误——这是科学的实证精神和理性精的逻辑结果——的气概，毅然抛弃了旧有的立场，成为一个战斗的和平主义者。为此，他不惜被同路人指责为“人性脆弱”和“精神软弱”，是“可耻的变节者”和“罪恶的叛徒”。二战后，爱因斯坦又以科学理性主义分析和思考了战争的根源与实现永久和平的途径，就反对重新武装德国、时刻警惕冷战幽灵的存在、要和平而不要原子战争、制止美苏军备竞赛、实现和平共处等论题提出了一系列的新思维和行动方案。
3．以自由为核心价值的民主主义。
科学和民主是西方思想和文化的两大瑰宝，二者在精神实质上是相通的。事实上，“科学为与科学精神气质一体化的民主秩序提供了发展机会。” 作为科学家的爱因斯坦深谙此理，他是一位名副其实、彻头彻尾的民主主义者。他多次说过：“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主义”（[3]，p.43），“我是一个信念十足的民主主义者”（[5]，p.75）。爱因斯坦的民主主义不仅仅是理想的和观念的，而且也是现实的和实践的。他始终不渝地信守他的信念，并为之奋斗终生。他对1918年的德国革命和新诞生的民主共和国欢欣鼓舞。他在1937年大力支持拯救西班牙民主共和国。他无情地揭露希特勒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专制、极权和暴政。他抨击俄国的秘密警察统治和意识形态控制。
科学具有鲜明的自由品格 。爱因斯坦深知自由和科学是不可分割的，他把外部的自由和内心的自由视为科学进步的先决条件，是个人精神发展和完善的前提（[3]，pp.179~180）他说：“只有自由的个人才能做出发现。”（[3]，p.203）作为一个自由人，爱因斯坦为自由上帝效劳，为争取和捍卫学术和思想自由奋不顾身，尤其是在希特勒横行和麦卡锡主义肆虐的阴霾岁月。因为他明白：“要是没有学术自由，民主社会的健康发展是不可能”（[3]，p. 193）；“科学家为了自由地进行科学研究，有义务在政治上积极起来。……他们应该通过组织和集体的行动，尽力保护他们自己和社会。”（[3]，p. 168）爱因斯坦的民主主义打上了明显的科学自由精神的烙印。
4．有独立思考精神的人道的社会主义。
爱因斯坦自称是学术界的社会主义者。他热情地支持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和翌年德国工人革命的产儿魏玛共和国，也对马克思和列宁表示敬意。但是，他的头脑是清醒的：“不应当错误地假定，只要建立起社会主义就足以医治人类的一切社会和政治的痼疾。这样一种信仰所必然有的危险，首先在于它鼓励‘忠实信徒’的狂热的偏狭性，从而把一种可行的社会组织形式变成了一种像教会那样的东西，把一切不归属于它的人都污蔑为叛逆或者是为非作歹的坏分子。”他提请人们注意：“社会主义的建成，需要解决这样一个极端困难的社会-政治问题：鉴于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高度集中，怎样才有可能防止变成权力无限和傲慢自负呢？怎样能够使个人的权利得到保障，同时对于行政权力能够确保有一种民主的平衡力量呢？”（[3]，p. 242，273~274）正是基于这些明锐的认识，他对苏联践踏人权和自由、意识形态的宗教化和教条化提出批评。爱因斯坦的社会主义不是僵化的意识形态教条，而是对活生生的现实认真地进行无拘无束思索的结果。
尤其是，爱因斯坦的社会主义是以人为本、以人道主义为本的。他的社会-伦理目标就是包括人道和人权思想在内的人道主义，他把人道主义看作是欧洲的理想和欧洲精神的本性。因此，他的社会主义可以称之为人道的社会主义。爱因斯坦的人道主义是科学的人道主义（卡尔纳普意义上的） 和伦理人道主义（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应建立在逻辑、真理、成熟的伦理意识、同情和普遍的社会需要的基础上） 的综合、扬弃和创造。如果说爱因斯坦的宇宙宗教感情是科学探索的高尚动机的话，那么他的科学的人道主义和伦理的人道主义——前者更多地源于古希腊精神和他本人的科学实践，后者主要来自犹太教圣经所规定的人道方面的规范——则是他处理社会和个人问题的圣洁情怀，是他的社会主义思想的立足之本。
5．教育的目标是培养独立行动和独立思考的个人。
爱因斯坦的教育思想也浸透了以独立、自由为特色的科学的人文主义精神。他说：学校的目标应当是培养有独立行动和独立思考的个人。发展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一般能力，应当始终放在首位，而不应当把获得专业知识放在首位。因为知识是死的，而学校却要为活人服务。因为一个由没有个人独创性和个人志愿的规格统一的个人组成的社会，将是一个没有发展可能的不幸的社会。（[3]，p. 143，147）他多次倡言造就为社会服务的自由的和和谐的个人，而不是训练工具、机器、蜜蜂、蚂蚁乃至听话的狗。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提倡实行自由行动和自我负责的教育，坚决反对强制、恐吓、暴力、人为的权威摧残学生，反对死记硬背，反对用事实、名字、年代、公式塞满年青人的头脑。他认为，教师的首要艺术是唤醒学生的创造和认识的乐趣，诉诸直觉，采用从具体到抽象的进路教学。在爱因斯坦的教育思想中，科学的自主性、独立性和自由品格，科学的直觉方法等等，都像春雨那样“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6．宇宙宗教（感情）是科学探索的强大动力和独特的思维方式。
爱因斯坦的宇宙宗教感情是科学与宗教（感情）的珠联璧合，是他的科学的人文主义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爱因斯坦在12岁抛弃了宗教天堂、归依科学后，就与世俗宗教和人格化的上帝分道扬镳。但是，他在科学探究中却信仰斯宾诺莎的上帝——在存在事物的有秩序的和谐中显示出来的上帝，即同深挚的感情结合在一起的、在经验世界中显示出来的高超理性。（[4]，pp. 243~244）他每每用世界的合理性和可理解性、宇宙的和谐、自然的秩序、事物的规律、现象的统一性、实在的理性本质等等，作为他的宇宙宗教的信条。
爱因斯坦的宇宙宗教（感情）的表现形式是对大自然的热爱和迷恋，奥秘的体验和神秘感，好奇和惊奇感，赞赏、尊敬、景仰乃至崇拜之情，谦恭、谦卑以至敬畏之心，以及喜悦和狂喜。宇宙宗教（感情）是他从事科学研究的最高尚的动机和最强有力的动力，也是他的一种独特的科学思维方式和科学方法——它能摆脱逻辑和语言的束缚，透过现象直接与实在神交，从而导致灵感和顿悟。爱因斯坦的宇宙宗教给“宗教”一词赋予了科学的新涵义。
7．伦理与科学是独立的，但是科学也有助于伦理。
爱因斯坦一向认为，科学与伦理既有严格的区分，又有一定的联系。他同意休谟的观点：一个由关于事物存在的描述性的判断所组成的前提，不能有效地推出任何命令性的结论。也就是说，由形式“是”（is）的叙述句，无法导出形式“应当”（ought）的命令句。因此，在科学领域，用科学方法，不能做出道德发现，不能告诉我们人类渴望的目标和追求的价值应该是什么。不过，他同时指出，尽管科学和理智思维在伦理判断中不起作用，但是当人们认识到，为达到某个目的某些手段是有用的，此时手段本身就变成目的。理智虽不能给我们以终极的和根本的目的，但却能使我们弄清手段和目的的相互关系，正确地评价它们并在个人的感情生活中确立它们。（[13]，pp. 21~22）此外，“关于事实和关系的科学陈述固然不能产生伦理准则，但是逻辑思维和经验知识却能够使伦理准则合乎理性，并且连贯一致。如果我们能对某些基本的伦理命题取得一致，那么，只要最初的前提叙述得足够严谨，别的伦理命题就能够由它们推导出来。这样的伦理前提在伦理学中的作用，正像公理在数学中的作用一样。”（[3]，pp. 280~281）
8．科学有助于积极的人生观，提升人的精神境界。
在这方面，爱因斯坦是一个典型的案例。他的高山景行的人生观固然源于人类的优秀传统和文化遗产、他的自觉的道德修养和社会实践，但是也与他的科学实践不无关系。在12岁那年，他由于阅读了通俗自然科学书籍，告别了舒坦和诱人的宗教天堂，而深深地迷恋科学。他看到，在我们之外存在着独立于人类的巨大的世界，它像一个伟大而永恒的谜，但至少部分是我们的观察和思维所能把握的。对这个世界的凝视和沉思就像得到解放一样吸引着他，成为他追求的最高目标。这不仅使他找到了内心的自由和安宁，而且也使他的兴趣逐渐远远地摆脱了短暂的和仅仅作为个人的方面，从而愈来愈明显地决定着他的精神面貌。（[4]，pp. 1~3）
正确的自然观无疑有助于积极的人生观的形成，对大自然的思考和对科学的追求也能使自我得到解放——爱因斯坦的经历证明了这一点。他后来这样写道：“要是没有志同道合者之间的亲切感情，要不是全神贯注于客观世界——那个在艺术和科学领域里达不到的对象，那么在我看来，生活就会是空虚的。人所努力追求的庸俗目标——财产、虚荣、奢侈的生活——我总觉得是可鄙的。”“一个人的真正价值，首先决定于他在什么程度上和什么意义上从自我解放出来。”（[3]，pp. 43，35）
9．真善美是三位一体的，对真的追求包含着为善和臻美。
爱因斯坦是真善美的使徒。他明确表示：“照亮我的道路，并且不断给我新的勇气去愉快地正视生活的理想，是善、真和美。”（[3]，p. 43）在爱因斯坦的心目中，真理包含着终极的善，因此他把追求真理与追求善、追求道德的完美联系起来。他说：“为求得更深广的见识和理解而斗争，是这样一些独立目标之一。要是没有这些目标，一个有思想的人对待生活就不会有积极自觉的态度。”（[3]，pp. 289~290）英费尔德分析了爱因斯坦的善的源泉，指出其在于同情的共鸣和建立在独立清醒思考基础上的天职感。后者来自清醒的思维，而不是由清醒的理智支持的感情是十分有害的。的确，在爱因斯坦身上，科学的理性思维和善意的行动是相得益彰的，而且“只有按道德行事，才能赋予生活以美和尊严。”（[5]，p. 83）爱因斯坦也是一位科学的艺术家，他的创造工作有一种艺术的秩序，他的科学理论的本质在于其艺术性，他的科学方法的最鲜灵之处在于其臻美取向和审美判断——科学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性的艺术。在他看来，科学创造的动机和艺术创造的动机是相同的，人类智慧的这两个领域是由同一个源泉哺育的——这就是对未知事物的憧憬，对超越于个人利害关系和意志的事物的热爱和献身精神。（[5]，pp. 39~40）
爱因斯坦在科学中求真以至善为目的，以完美为标准；他在为善的同时，也激励了探索的热情，焕发出审美的情趣；他从臻美中洞见到实在的结构，彻悟出道德的目标。他终生为追求三位一体的真善美而奋斗，为的是自然、社会、人、人的思维更加有序与和谐。正如卡西勒所说：“科学在思想中给予我们以秩序；道德在行动中给予我们以秩序；艺术则在对可见、可触、可听的外观之把握中给予我们以秩序。”
四、最后的评论
爱因斯坦的案例，能够给我们诸多启示。
1．哲人科学家是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双肩挑”和创造者，从而把两种文化有效地沟通起来。
哲人科学家 既是伟大的科学家，也是伟大的哲学家或思想家。他们从小就具有深厚的科学素养和人文素质，这成为他们日后创造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必要条件和必然归宿。作为杰出的科学家，他们又十分关注人类的前途和命运，关注人的精神自由和道德的自我完善，从而把科学与社会、科学与人密切地联系起来，在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既有鸿沟上架起了桥梁。作为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交相辉映的代表，哲人科学家为两种文化的融合和人的全面发展树立了值得仿效的榜样。
2．两种文化汇流和整合的最佳途径是走向科学的人文主义和人文的科学主义。
我在一篇文章 中已经说过：“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是人类进步的双翼或双轮——哪一翼太弱了也无法顺利起飞，哪一轮太小了亦不能平稳行驶。要知道，没有人文情怀关照的科学文化是盲目的和莽撞的，没有科学精神融入的人文文化是蹩足的和虚浮的。必须使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比翼齐飞，必须使科学精神共人文精神并驾齐驱。不用说，解决的办法既不是削高就低，也不是揠苗助长，而是使二者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在当前，科学人尤其要警惕对人文文化的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恪守科学自律的节操，秉持科学平权的姿态。与此同时，人文人对科学文化相应地要戒除井蛙主义的愚昧无知和夜郎主义的妄自尊大，克服某些极端立场、狭隘观点、偏执态度和妒忌心理，放弃对科学的迪士尼式的乃至妖魔化的涂鸦，自觉节制一下封建贵族式的或流氓无产者化的新浪漫主义批判。只有这样，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才能在和谐的气氛中相互尊重，相互学习，逐步走向科学的人文主义（新人文主义）和人文的科学主义（新科学主义），从而实现两种文化的汇流和整合。”爱因斯坦的案例，进一步强固和加深了我们对上述结论的认识。
3．解决两种文化分裂的根本是要从教育入手，从娃娃抓起。
在19世纪前半期，人文文化还处于强势地位。此后，伴随着西方的教育改革，科学科目逐渐被列入中学和大学的教育内容，由开始的与人文学科平分秋色，到20世纪中叶的反客为主。加之科学和人文知识的积累和暴涨以及专业化的发展，不仅两种文化，甚至各门科学或学科内部也急剧分化，从而像巴别塔（通天塔）故事象征的那样，形成了“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我们的教育又未能及时地与时俱进，做出适当的调整，以致学理工的和学文史的互不了解对方，造成了大批的“科盲”和“文盲”。更严重的是，文理双方不仅没有认识到这是一大缺憾，反而互相歧视乃至攻讦（学理工的认为学文史的江郎才尽，学文史的认为学理工的呆若木鸡），给两种文化的分裂和不和播下了种子。消除这种隔阂的最根本和最有效手段是从教育入手，打通文理，使学生具有足够的科学素养和人文素质。鉴于青少年时代是人的价值观念形成和各种知识积累的重要时期，因此最好从娃娃抓起。
4．倡导博览群书。
要在社会上，特别是在青少年中间倡导博览群书，注重阅读经典名著（包括科学大师的原著），这是缔造连接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纽带，沟通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桥梁的有效手段。哲人科学家从小就喜欢博览群书，这丰富了他们的知识，开阔了他们的眼界，启迪了他们的心智，滋润了他们的心灵。他们之所以对人类文化能做出双重贡献，之所以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自觉的道德心，与博览群书有直接的关系。中国五四时代之所以大家辈出，固然在于他们当时得益于中西教育优势之合璧，也与他们博览群书、兼通文理不无关系。像科学人任鸿隽、丁文江、秉志、赵元任、竺可桢，人文人胡适、鲁迅、郭沫若就是这样的人。
参考文献和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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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纳普的“科学的人道主义”的要义是：第一，人类没有什么超自然的保护者和仇敌，因此人类的任务就是去做一切可以改善人类生活的事情。第二，相信人类有能力来这样改善他们的生活环境，即免除目前所受的许多痛苦，使个人的、团体的乃至人类的内部的和外部的生活环境基本上都得到改善。第三，人们一切经过深思熟虑的行为都以有关世界的知识为前提，而科学的方法是获得知识的最好方法，因此，我们必须把科学看作改善人们生活的最有价值的工具。参见洪谦主编：“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集》（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1版，第5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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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醒民：论作为科学家的哲学家（哲人科学家），长沙：《求索》，1990年第5期（总第57期），第51~57页。上海：《世界科学》以此文为基础，发表记者访谈录“哲人科学家研究问答——李醒民教授访谈录”，1993年第10期，第42~44页。
本文是作者为《科学文化随笔丛书》（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写的“总序”。原载《民主与科学》，2002年第3期，第37-38页。修改版发表在北京：《科学时报》，2004年2月12日B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