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述观点出发，耶兹认为：布鲁诺就是位具有强烈宗教改革意识的激进的赫尔墨斯法术传统的追随者，是古埃及法术宗教的信仰者，他本身就是一位法术师。他试图通过法术的方式发现自然的秘密，以便控制、利用自然，他所有的哲学和“科学”层面的探讨都从属于其宗教使命。不论什么思想，只要与他的复兴古埃及法术宗教的使命相合就都会为其所用，为此他丝毫不理会当时基督教的禁忌。无疑，正是这一点在很大的程度上导致了宗教裁判对他的反感。
比如他毫不避讳地推崇督教禁忌的巫术（demonic magic），还坚持当时尚未被基督教完全接受的新柏拉图主义，强烈反对当时已与基督教融合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并对其冷嘲热讽，把他们斥为只懂文法、却不会深刻地思考自然本质，也就根本无法获得灵智的“学究”。他甚至还“得寸进尺”地宣称现行的基督教是作伪且作恶的宗教，就连基督教的圣物十字架在他看来也是基督教从古埃及人手里偷来的。
耶兹还举出了诸多例子，并引用了历史学家阿·梅尔卡蒂的研究，指出当时的宗教裁判所关注的更多的是他的神学问题，基督教对布鲁诺的种种质询很少是从哲学或科学的意义上提及的。布鲁诺热衷于赫尔墨斯法术宗教的复兴，期望以此替代败坏了的基督教，他的种种思想和作为都是为这一目的服务的，比如他坚持自己对“三位一体”的解释，将神迹视作实行法术后的结果，而不理会基督教的权威解释；他反对教皇、僧侣、反对敬拜偶像，并总是率性而为对他们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他还去过异端的国家，与异端有过亲密接触等等，这些都是宗教裁判所足以定他神学异端，并处死他的有力罪证。
由此，可以进一步推测，布鲁诺很可能是一名以在整个欧洲传播法术、实现宗教改革为己任的赫尔墨斯式法术师。在当时的宗教裁判所眼里，他就是一个胆大妄为、不知悔改的宗教异端者，也就是说他并不像人们惯常所认为的那样，是为了捍卫科学真理而被宗教裁判所处死的。他是为了他毕生信仰、追随的赫尔墨斯法术传统而死的。（[1],389－290页）。
３．４ 耶兹眼中的布鲁诺形象
我们可以看出，耶兹眼中的布鲁诺形象与以往将其视作“科学真理的殉道士”“一位唯物主义者”的形象有了很大的不同。在她看来，布鲁诺并不具有我们现代意义上的科学观念，历史中的布鲁诺更倾向于符合当时历史与境下的法术师形象，他的思想、命运都围绕着赫尔墨斯法术传统而展开。他坚持哥白尼日心说、发展“宇宙无限”学说，也都是从属于他的宗教使命的。他惨烈的人生结局也主要是因为他对赫尔墨斯主义的坚持，宣扬哥白尼学说也仅是他坚持赫尔墨斯主义中的一部分。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他与哥白尼革命的相关性，也恰恰说明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宗教以及赫尔墨斯法术之间边界的模糊、不确定性。这同时也说明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与宗教问题并不像传统的理解那样简单，在他们之间还掺杂着更为古老的法术传统，这三者之间与其他社会文化因素交织在一起、相互影响渗透，共同构成了文艺复兴特定的社会文化历史与境。在这样复杂的历史与境下，任何一种对当时发生的历史事件的简单化、片面化的理解都是有失偏颇的。
4 耶兹之后的西方科学史相关研究
耶兹之后，很多西方学者沿着她所开辟的方向进一步展开了对上述问题的研究，例如伊娃·马丁（Eva Martin）的专著《布鲁诺：神秘主义者和殉道士》[4]、德兰尼（Delaney）的博士论文《法术和科学：近代科学兴起的心理学起源》[5]以及布卢姆（Blum，Paul Richard）在讨论耶兹的布鲁诺研究中作为一种哲学模式的理论调和主义的论文[6]等，都对耶兹将布鲁诺置于一个更为丰富、复杂的社会文化历史与境下的工作给予了正面的评价，而且还在她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科学与法术、宗教之间的关系。
约翰·H·布鲁克的《科学与宗教》一书也接受了耶兹的观点，把布鲁诺与赫尔墨斯法术传统、新柏拉图主义联系在一起，肯定了他的世界图景受到一种与法术相关的宗教、哲学观念的影响，质疑了以往传统的观点即他是因为坚持哥白尼主义、捍卫科学真理而死的，并且进一步延伸到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上，否认科学与宗教之间仅存在尖锐冲突关系，主张对科学与宗教之间关系的考察要放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去，尽可能的恢复其复杂性和多样性[7]。
耶兹的布鲁诺研究也引发了诸多争论，一些学者对其结论提出了一定程度的质疑。其中值得注意的有后期的加蒂（Gatti, Hilary），他重新审视了耶兹的观点，认为支持其观点的证据不够充足，不足以说明赫尔墨斯传统在布鲁诺的思想中占据关键地位，但他仍然肯定了耶兹的研究确实成功地使人们开始关注以前被忽视了的赫尔墨斯传统在近代科学兴起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与耶兹不同的是，在加蒂看来，布鲁诺不仅仅是一个法术师或赫尔墨斯主义哲学家，同时也是近代科学的先驱，在他身上同时体现出了近代科学和法术传统。加蒂还肯定了布鲁诺的数学方法、自然观和认识方法在近代自然科学兴起过程中的作用，对布鲁诺在科学史中的作用做出了新的评估[8]。
当然，耶兹的研究也并非是人们对于布鲁诺的认识的最终定论，但她的研究所体现的反辉格式研究传统以及外史论的研究方法，确实开拓了人们的科学观、拓展了科学史研究的思路，引发了人们的进一步思考，因而，在西方科学史研究发展过程中，始终占据着重要的一环，而这也正是其最大的价值之所在。
5 国内科学史读物中的布鲁诺形象
讲到耶兹的工作，自然会让人们联想到布鲁诺在中国的学术界和一般公众中的标准形象问题。在笔者初步而且并不完备的检索中，发现直到目前为止，国内对布鲁诺形象在国际科学史背景中的历史变化的关注是很不够的。同时在我国现有的国内通行的科学史通史教材和相关科学辞典中，对布鲁诺形象的认识仍延续了传统的观点。在此，我们不妨以一些有代表性的国内科学史著作中对布鲁诺的描述为例来说明。例如：
（1） “对捍卫与发展哥白尼太阳中心说的思想家、科学家进行残酷迫害，说明宗教是仇视科学的。……布鲁诺是哥白尼太阳中心说的忠实捍卫者和发展者，在近代科学史上史向宗教神学斗争的勇士。他虽是教徒却离经叛道，服从真理，成为自然科学发展的卫士。”[9]
（2） “哥白尼学说的声威引起了教会势力的严重不安，于是利用宗教法规加害新学说的积极宣传者和传播者，遂使布鲁诺惨遭杀害……布鲁诺为自己的哲学，为宣传哥白尼学说，为科学的解放事业而献出了他的生命。”[10]
（3） “1600年2月17日布鲁诺被烧死在罗马繁花广场上，用鲜血和生命捍卫科学了真理和自己的信仰。”[11]
（4） “布鲁诺，意大利杰出的思想家、唯物主义者、天文学家。……他在几十年的颠沛流离中，到处宣传哥白尼学说，宣传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反对科学与宗教可以并行的‘二重真理论’。”[12]
（5） “但布鲁诺丝毫没有动摇对他准备为之献身的科学真理的信念”[13] ；“布鲁诺是一个为宣传哥白尼学说、宣传科学真理而献身的英雄。”[14]
（6）“捍卫新的科学理论，需要无畏的科学勇士。布鲁诺就是一位捍卫科学真理的勇士”[15]
（7） “布鲁诺，这位意大利的科学英雄在年青时代就读过哥白尼的著作，并成为一名哥白尼学说的忠实信徒。于是他受到了教会的迫害……。布鲁诺坚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反对宗教与科学可以并行的‘二重真理论’。……当布鲁诺早在几十年后宣传哥白尼学说时，就遭到了教会的残酷打击。……在罗马的鲜花广场上，布鲁诺在熊熊的烈火中牺牲了。”[16]
（8） “科学与宗教的决战，思想解放的先驱布鲁诺，……哥白尼学说和宗教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罗马教皇意识到这个学说对他们的统治产生了直接的威胁，使布鲁诺成为了近代自然科学发展中的第一个殉道者。”[17]
（9） “意大利人布鲁诺就是当时反对宗教、反对地心说、维护和发展日心说的代表人物，他受宗教势力迫害……布鲁诺英勇不屈，坚持科学真理，对反动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宗教裁判所对布鲁诺为科学真理而斗争的精神，惊恐万状，最后，只得对布鲁诺初一火刑。1600年2月17日布鲁诺于罗马为捍卫科学真理而英勇献出了生命。”[18]“杰出的思想家布鲁诺就是维护宣传哥白尼学说、捍卫科学真理的英勇殉道者。”[19]
（10）“布鲁诺在发展唯物主义、反对经院哲学、反对封建神学世界观方面，在宣传和论证当时自然科学成就方面有着不可磨灭的伟大功绩。他对基督教中世纪的一切传统均持怀疑态度，极大倡导思想自由，宣扬无神论，勇敢地捍卫和发展了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是为科学真理而献身的殉道士。”[20]
5 结语
对比上述国外对布鲁诺研究的状况，我们会发现国内科学史研究的总体现状有以下几点：
（1）在许多科学史通史教材中，仍然延续着传统的观点，没有给予国外较有影响的主流观点以足够的关注。
（2）国内对西方古代至中世纪的科学史研究相对薄弱，对这一历史时期下的人物如布鲁诺等做出科学史层面上的考察研究也不多见。例如，在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在1994年－2004年范围内以“中世纪科学”作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命中的仅有2篇；以“布鲁诺”为关键词仅有17篇，其中与科学史研究相关的仅有6篇。而且，国内目前已有对布鲁诺的研究中，仍多着眼于布鲁诺的哲学思想，虽然其中一部分将布鲁诺作为科学史通史教材中的一个与近代科学革命相关的重要人物而有所触及，但总体而言较少对布鲁诺本人在科学史上的历史形象和地位方面做出专门的考察。
（3）应该提到，尽管为数不多，但国内对布鲁诺的研究中也确有一些学者对传统观点提出了初步的质疑。如朱健榕、吴蓓①、路甬祥等已对传统的“科学与宗教”问题以及布鲁诺的传统解释提出了质疑，认为将布鲁诺看作近代科学的殉难者，就会将布鲁诺形象简单化、样板化，同时也会过分简化历史上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复杂关系。 [21，22]
上述情况说明，我国对布鲁诺形象以及科学与宗教问题的研究，确实需要经历一个再认识的深入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耶兹的研究因其丰富的史料、反辉格式的思考、经典性的论述，对国内科学史研究来说具有巨大的参考和借鉴价值。耶兹的研究作为西方科学史研究的典型代表，不仅能够拓展当时的西方科学史界的研究思路，也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国内科学史研究思路的进一步拓展，当然，还有在此基础上的更广泛的公众传播方面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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