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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巨擘——达•芬奇(1)-科技哲学
来源:  作者:朱效民  点击:次  时间:2002-02-01 00:00于哲学网发表

 第二,只有实践经验和理性相结合,才能达到对真理的认识。达•芬奇的许多同时代人已经认识到经验在研究大自然的事业中的决定性作用,但达•芬奇与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既认识到了经验的巨大作用,同时又认识到必须进行理论上的说明与概括,并把二者结合起来。他指出,只有经验,单凭实践本身是不能揭示真理的。要想有效地揭示真理,必须有经验同理论、同科学的紧密结合。他在谈到自己的实验研究方法时说:“我的目的是首先向经验征询,然后以推论指出为什么此一经验必须依此方法来活动。这是在分析自然的结果时必须使用的规则。”[9] 达•芬奇还主张人类不应该局限于消极地感知自然,而应当通过实验去主动地认识自然。实验、实验、再实验,最后得出结论,这就是达•芬奇科学研究的公式。他认为,必须从实验开始并借助实验以寻求原因,在这种情况下,正确的理论指导是极为重要的。这说明,达•芬奇在重视经验的同时,也强调理性的重要作用,反对狭隘的经验主义。他就此指出:“热衷于实践而不要理论的人好像一个水手上了一只没有舵和罗盘的船,拿不稳该往哪里航行。实践应当永远建立在正确的理论上。”[10] 接着,他用形象的语言阐述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科学是统帅,实践是士兵。”[11] 另一方面,作为工程师,达•芬奇还十分注意理论的实际应用问题。他告诫那些“搞纯理论的人们”不要“妄自夸耀”,只有认识到理论会带来什么实际的结果时,才值得“吹呼庆祝”。他认为,像数学这样的学科不能只停留在本身的抽象领域内,而必须用来解决实际的力学问题。用他自己的话说,力学“是数学科学的乐园,通过力学才能得到数学的果实”。[12]
第三,数学方法是进行科学研究的重要手段。达•芬奇对阿基米德十分佩服,当古希腊文化重新呈现在人们面前时,他收集阿基米德的著作抄本比搜集任何别的希腊哲学家的著作抄本都更积极热情。他把阿基米德看成是近代物理的真正始祖,认为阿基米德的贡献绝不仅限于物理学方面,重要的是他开创了一种科学精神,即通过实验和定量研究去解决实际问题。达•芬奇非常重视数学方法在科学研究中的运用。在他看来,只有从量的方面对自然现象加以精确的规定,才谈得上对事物的深入分析,否则,“凡是数学用不上,和数学有关的科学也用不上去的那些领域,都没有确定的知识”。[13] 达•芬奇认为,整个自然界的事物,都具有量的规定性,并且服从于一定的数学比例关系和数学规律。因此,只有进行定量分析,把对自然事物的认识建立在精确的把握之上,才能够真正地认识事物。他由此进一步指出:“人类的任何探讨,如果不是通过数学的证明进行的,就不能说是真正的科学。”[14] 实际上,达•芬奇在科学上的许多重要发现和发明,就是运用数学方法取得的。从他的这些关于科学方法论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达•芬奇已经和近代科学是多么地接近了。
达•芬奇无论是从事艺术创作还是从事科学研究,其目的都是为了人类生活的自由和幸福,即使从事军事科学方面的研究也是如此。他从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发明被残暴的统治阶级利用来屠杀人类。他在手稿中曾经这样写道:“如果人民被贪婪的暴君攻击时,……我便拿出攻和守的兵器来保卫自由”。[15] 当他得知统治阶级打算利用他的军事发明来镇压人民的时候,他便保守秘密,使统治阶级无法利用。例如潜水艇的设计快要完成时,他说道:“我不愿意发表和泄露这些事情,以免恶劣的人们用它来从海底杀人。”[16] 达•芬奇不仅反对封建主之间的混战,对于统治阶级发动的对其他民族的侵略战争更是深恶痛绝。当欧洲殖民者为了掠夺美洲大陆的黄金,正在准备武力征服墨西哥的时候,他表示了极为强烈的反对。他在《论贵重的金属》一文中指出:殖民掠夺政策“会使整个人类遭受巨大的痛苦、危机和死亡,……它将招致无数人的罪恶,它将助长并鼓舞无耻的人去暗杀、去盗窃、去奴役别人。”[17] 这是对殖民主义者野蛮侵略行为的有力控诉。1952年,在达•芬奇诞辰500年之际,世界和平理事会曾举行隆重的纪念会,以纪念这位为人类进步奋斗了整整一生的伟大艺术家和科学家。
达•芬奇是从文艺复兴到科学革命的过渡性人物,他所强调的向自然学习,通过感觉吸取材料,加以概括提高,最后经过实验检验的理论,反映了当时进步思想家反对经院哲学的繁琐论证,要求探索自然奥秘的愿望,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希望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认识论原则,无论是在哲学史上还是在自然科学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达•芬奇的自然科学方法论的缺点主要是把实践和实验的范围都理解得比较狭隘,主要指的是个人的实践。此外,他所阐述的理论原则也并没有贯彻始终地运用于自己的具体科学研究之中。以遗留的手稿来看,达•芬奇仍然保留着大量的工匠和技师的痕迹,长于解决实际问题而不大习惯于逻辑推理和严格的证明。其科学著作没有系统化,一些观点也是错误的。这位科学家有时也陷入虚幻的类推,有时甚至滑到了虚构和神话的境地。
四、尾声
1512年,达•芬奇创作了素描《自画像》,这可能是这位画家最后一幅作品了(现藏于都灵图书馆)。我国著名艺术家许幸之说:“人们从这幅自画像里,可以看出巨匠的思考力、智慧和性格的特征。人们可以看到具有坚强不屈的意志的鼻梁和嘴,洞察一切事物的敏锐而深刻的眼睛。波浪式的长发连结着长须,掩盖着深思而庄严的脸。给人留下一个具有无限生命力的伟大师匠的印象。”[18]
生活在政治动乱的意大利,达•芬奇一生中充满着动荡和不幸。许多时候生活无着、漂泊不定,经常被不信任、抱怨、不公正和恶毒攻击所包围,其解剖学研究也遭到无耻的诽谤。他的一个心爱的徒弟愤世嫉俗,以自杀表示反抗。达•芬奇所受雇于的那些王公贵族也仅仅把他当作一个工具来对待,对他的超人才华根本不予重视。可以说,达•芬奇的整个一生都是在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心情中度过的。他因此写道:“铁如果找不到自己的用处就会生锈,水如果静止了就会腐败或者在寒冷中结冰,而人的智慧如果找不到自己的用途就会衰萎。”[19] 死神终于降临了,1519年5月2日,列奥那多•达•芬奇,这位人类智慧的精英、科学巨匠、艺术大师在法国安姆布瓦斯附近的克鲁克斯庄园因病与世长辞了,享年67岁,对大自然奥秘的不懈探索以及一生中异常的贫困和苦难终于将这位老人的生命耗尽了。他的学生梅尔兹•沙莱在他死后悲痛地说道:“列奥那多的逝世是每个人的损失……大自然没有能力重造这样一位伟人了。”他留下的那些珍贵的手稿,其中有很多科学上的设想超出了当时人们能理解的范围,也由于种种原因一直埋没了几个世纪,直到18世纪末才由意大利科学家汶杜里收集整理出来。也只是到这个时候,人们才发现,在这位艺术大师的大量创作之外,还有这么一份宝贵的科学理论财富。毫无疑问,如果这些科学上的发明设计和思想能够早为人们所了解的话,那么人类科学一定会得到更大的促进而发展得更为迅速。
达•芬奇之所以能成为巨人首先是与他所处的时代分不开的。达•芬奇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动荡的时代,但更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德国人称它为宗教改革,法国人称之为文艺复兴,意大利则把它叫做五百年代。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写道:“这是一个人类前所未有的最伟大的进步的革命,是一个需要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想能力上、热情上和性格上、在多才多艺上和常识广博上的巨人的时代。”[20] 由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汇成的一股强大潮流,冲掉了宗教和封建的污泥浊水,为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发展创造了条件。在文艺复兴运动的灵魂――人文主义文学艺术的伟大启蒙下,人们透过天国的虚幻的帷幕看到了尘世的真正的世界,透过神的朦胧的迷雾看到了人的真实的自身。达•芬奇正是适应了这种时代的需要而成为一位“巨人”的。他的艺术创作和绘画理论直接成为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和宗教神学统治的精神武器。为了绘画,他学习和研究了光学、解剖学、生物学和力学等与绘画有关的科学。他研究机械设计、冶金技术、水利及建筑工程,是为了发展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当时的工业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为达•芬奇取得上述成就创造了必要的社会条件。并且,如乔治•萨顿所说,达•芬奇“出生在一个相当宽容的时代。如果他在一个世纪以后出生,那时宗教狂热又复苏,那么这种多方面的好奇心肯定会径直把他送上火刑柱的。”[21] 其次,达•芬奇所取得的成就与其自身的经历也是分不开的。达•芬奇自称“没有受过书本教育”,大自然是他的真正老师,正是由于这种“自学成才”,才使达•芬奇在探索自然奥秘的过程中很少受到学识、偏见和习俗、教条的种种限制,天马行空,无拘无束;也才使他的创造灵感似清泉般不断涌出,五光十色,异彩纷呈。

在世界历史上,像达•芬奇这样在如此众多的领域里都能游刃有余,一身兼具有艺术和各种科学才能的人是不多的。达•芬奇以其在科学和艺术领域内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不仅为欧洲近代科学和艺术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更重要的是,证明了人是社会的积极创造者,人的聪明才智一定能够战胜落后愚昧,科学一定能够战胜迷信,人一定能够战胜“神”。在中世纪的漫漫长夜行将过去之时,在仍是一片黑暗的夜空中终于出现了一束明亮的星光,达•芬奇,这位文艺复兴时代的巨人像一颗启明星,预示着近代科学的日出,在这颗耀眼的启明星的指引下,一轮科学的新日已经喷薄欲出了。

参考文献
[1] W•C•丹皮尔著,科学史,李珩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63页。
[2]、[5]、[18] 转引自吴泽义等编著,文艺复兴时代的巨人,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33,142,140~141页。
[3]  北京大学西语系资料组编,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文学家艺术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辑,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21页。
[4]、[9]、[12]、[13] 伊尔玛•利希特编注,列奥那多•达•芬奇札记选,牛津1953年版,第284,6,9,7页。
[6]、[7]、[8]、[10]、[11]、[14] 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08,309,309,311,310~311页。
[15]、[16]、[17] 转引自贺熙煦著,达•芬奇,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6,27,27页。
[19] Maccurdy: The Note-Books of Leonardo Da Vinci, 1938, Vol.1, P.96.
[20] 恩格斯著,于光远译,自然辩证法, 1984年版,第6页。
[21] 乔治•萨顿著,刘珺珺译,科学的生命,商务印书馆,1987版,第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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