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神圣职责的驱使下，科学家们争分夺秒，忘我地工作，每个人心中的一个共同信念就是要赶在希特勒的前面，以使世界上正义和无辜的人们免受来自纳粹疯狂的核威胁。
四、困惑与抉择
就在人们日以继夜地奋斗，进而日益接近成功的时候，战争的进程不断给科学家带来新的困惑，新的现实要求他们在新的抉择中履行自己的职责。
1944年，盟军在诺曼底登陆以后，美国的情报人员了解到德国的原子武器研究并没有取得什么了不起的结果。此刻，在大舒了一口气的同时，曼哈顿工程的管理当局没有将这一消息告知那些在正在现场拼命工作的科学家们。他们担心后者知道真相后，会失去工作热情进而瓦解斗志。事实也正是如此，一个偶然的场合，英国物理学家罗特布拉特（ROTTBLATT，Michael）得知了这个消息。他立刻意识到，继续做下去将违背自己的初衷。尤其是当他从曼哈顿工程的负责人格罗斯将军口中亲耳听到，现在研制的原子武器可以在战后用来对付苏联人的时候。罗特布拉特向他的老师，英国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查德威克（JAMES, Chadwick）提出辞职，在老师的庇护下，他克服了重重阻挠，终于退出计划，回到了英国。从而成为唯一中途退出曼哈顿工程的所谓“叛逆者”。更重要的是战后，同样的意志驱使他积极投身于制止核威胁的运动中，并成为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
随着纳粹德国的灭亡和研制原子弹的工作接近完成，科学家们在是否使用和如何使用原子弹的问题上再次以自己的良知发出了呼声。作为原子弹的制造者，他们考虑到原子弹所拥有的巨大破坏力和杀伤力，因而呼吁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决不可轻易使用原子武器。即便在对日使用原子弹已成定论的情况下，他们也还是竭力要求使用之前，首先给予示威性的警告。前面提到的西拉德此时此刻对于那些热衷于核威胁的倾向深感担忧，他指出：“我们用原子弹进行‘示威’的行为，将会加速美国和苏联之间展开研制这些武器的竞争”。 为此，西拉德在建议延缓使用原子弹，并呼吁对原子弹的使用进行国际控制的同时，再次想到去寻求爱因斯坦的帮助。他同样为之起草了一封致罗斯福总统的备忘录，针对目前的情况陈述了自己的看法，遗憾的是罗斯福在未看到备忘录之前就离开了人世。
1945年6月11日，芝加哥大学冶金研究所的弗兰克等7名科学家联名致函国防部长，指出“如果美国成为这种毁灭人类的新武器的最初使用者，则势必丧失掉世界舆论的支持，进而在激化军备竞争的同时，丧失掉为控制此种兵器而达成国际协议的重要机会。”这便是以弗兰克的名字命名的著名的《弗兰克报告》。
1945年7月17日初，63名科学家联名给杜鲁门总统写了一份请愿书，指出“考虑到正在开发的武器威力将在世界范围内带来的社会政治影响，我们必须意识到将其使用于战场时，合众国政府乃至国民在道德方面所承担的义不容辞的责任。”“世界舆论终究是维护世界和平中的决定因素，因此我们呼吁，针对眼前的战况，在使用该武器之前，应将其威力以适当的方式予以展示，……以使日方对于顽抗下去将导致的结果有一个深思熟虑的机会。”
然而所有这些科学家们在高度责任意识下的发言，都没有获得应有的回应。决策者们的观念正如此时代表管理当局的奥本海默所表述的那样：“科学家不应该对社会有益地或有害地利用他的成果承担责任。他仅对自己的工作或成果的科学价值负责”。 事实上，早在曼哈顿工程启动之初，美国政府最高政策小组的布什在致康普顿的一封信中就曾提到：“在此想明确强调的一点是，已经口头向阁下说明的那样，您的委员会所负责处理的将仅仅是技术性上问题，至于针对该计划（指曼哈顿工程）的政府政策如何以及应该如何等问题，则不属于贵会的权限”。也就是说在这项事业中，不论这些科学家们是否怀着保卫世界和平的决心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投身于曼哈顿工程，但是对自己的工作所将导致的结果及应该导致怎样的结果这一重要问题，他们从一开始就被剥夺了发表意见的权利。最后的结果众所周知，美国军方在没有任何事先警告的情况下，接连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使用了两颗原子弹。说是为了尽早结束战争，但从不给对手以考虑之机，急急忙忙在两处投下两种不同类型的原子弹的事实中，除威慑之外，多少让人感到了一些军事实验的性质。
五、悲剧中的反思与行动
1945年8月6日和9日，原子弹在日本广岛和长崎爆炸及其所带来的惨剧，使许多科学家感到强烈的震撼。他们在面对悲剧进行深刻反思的同时，开始了新的保卫世界和平与人类尊严的行动。
曾是核裂变的发现者哈恩的合作者，后来由于受到纳粹的迫害流亡到瑞典的犹太科学家迈特纳(MEITNER, Lise)在回忆起刚刚听到原子弹爆炸的消息时说：“1945年8月6日，一个记者将电话打到我家，让我就原子弹爆炸一事发表评论。我吃惊地问对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并质问对方是不是搞错了！然而当从对方的口中再一次听到‘原子弹’一词时，我感觉到这些年来本已渐渐远去的恐怖转瞬间又回到了身边。其实对此我本来是知道的，而且应该一直都十分清楚才对。这就是说，在我们的帮助下释放出来的核能，本来就有可能被用来制造以破坏为目的的炸弹。”另一个犹太科学家，战时效力于麻省理工学院的拉比（RABI, Isidor Isaac）谈起自己当时的感受时说：“那是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不知是何种原因，当时所受到的刺激至今也没能消失。那种感觉中带着恐怖和不祥，仿佛冻结在心底一样”。 曾经说服罗斯福总统关注核研究的爱因斯坦懊悔地写道：“要是我知道这种担忧（指希特勒拥有原子弹）是没有根据的，同西拉德一样，我当初就不会插手去打开这只潘多拉盒子”。在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之后，爱因斯坦还写了一封告美国公民书。书中呼吁到：“我们将此种巨大力量释放出来的科学家，对于一切事物都要优先负起责任，原子能决不能被用来伤害人类，而应用来增进人类的幸福。”
曼哈顿工程的结局使科学家们十分担忧地看到“科学实际上给人类提供了自我毁灭的手段”，看到了利用核武器的战争将使人类走向深渊。为此他们“呼吁世界各国人民及其国务活动家们行动起来，封闭那些通向毁灭的道路”。在那个战争似乎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物理学的年代，动员一切力量消除战争便成为一切有责任感的科学家们共同的愿望。
曼哈顿工程带给科学家们最大的启示是，那种大科学中所强调的广泛合作精神在履行社会的责任中也同样重要。为了限制原子武器的发展及其所带来的危险的努力中，他们在世界范围内结成了广泛的联盟。1949年约里奥－居里在巴黎主持召开了世界和平理事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他在演说时宣称：“科学家们不愿成为那样一些力量的同谋者，这种力量有时为了罪恶的目的去利用科学家们的成果”。为此他呼吁：“科学家们作为劳动者大家庭的成员，应当关心自己的发明是怎样被利用的”。
1955年，爱因斯坦与罗素发表了题为“科学家要求废止战争”的“罗素—爱因斯坦宣言”，在宣言上署名的还有布里奇曼（P. W. Bridgman）、缪勒（H. J. Muller）、鲍威尔（C. F. Powell）、约里奥－居里、马克斯•波恩(Max Born)、莱纳斯•鲍林(L. Pauling )、汤川秀树以及上面提到的罗特布拉特等一大批著名科学家。“宣言”呼吁各国科学家行动起来反对核战争，并在最后决议中写道：“鉴于未来任何世界大战必将使用核武器，而这种武器威胁着人类的继续生存，我们敦促世界各国政府认识到并且公开承认，它们的目的决不能通过世界大战来达到，因此，我们也敦促他们寻求和平办法来解决他们之间的一切争端”。作为“宣言”主旨的继续，1957年来自10个国家的22科学家在加拿大小城帕格沃什召开了第一次“科学与世界事务会议”，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帕格沃什会议”。会议宣言指出:“在国家间互不信任和因此而产生军备竞赛的现有条件下，自然科学的一切部门(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心理学)都将愈来愈陷入为军事目的服务之中。……这引导自然科学离开其本身的目的，这种目的在于：增加人类知识的总和以及帮助征服自然力而有利于全人类。”由此，“科学家的事业所具有的意义是，使科学家们能事先预见到由自然科学的发展所产生的危险性，并能够清楚地想象出同自然科学发展相联系的远景。他们在这方面对我们时代目前最紧要的问题具有特殊的权利，同时肩负特殊的责任。”
中国物理学家周培源教授也率团参加了这次会议。在战后原子科学的发展中，科学家们本着高度社会责任意识在不断地呼吁人们反对一切核威胁的同时，在开发核能，改善人类生活的事业中也取得了一系列辉煌的成绩。历史正在告诉我们，“在两种可能性的斗争中，对原子能为人类服务的良好作用的希望，将战胜对原子弹毁灭一切的作用的恐惧”。
结 论
60多年前，物理学在原子科学领域取得了划时代的进展；而法西斯战争的阴云也日益密布于世界上空。德国科学家哈恩和斯特拉斯曼对于原子核裂变现象的发现，在带给人们以极大惊奇的同时，这一工作将可能产生的社会效果也使人感到了忧虑。以西拉德为代表的一批犹太裔科学家率先行动起来，他们在抢占科学制高点的同时，又以在自身专业视角上所洞鉴到的一切，去唤起政府和有关方面的重视。
曼哈顿工程的展开固然有着来自科学界的影响，然而相比之下，战争进程的需求和技术可行性问题的解决，或许有着更加至关重要的作用。无论如何，在紧迫的战争形势下，科学家们更加广泛地动员起来，为了赶在希特勒前面，从而使人类免受被毁灭的威胁，他们在曼哈顿工程这个特殊的战场上，争分夺秒，日以继夜地奋斗，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然而伴随着战争的胜负初显端倪，了解到危险的对手已成为虚幻的存在，他们便开始有人退出这场失去意义的竞争。即便是大多数不明真相的人们，由于意识到即将制成的武器所拥有的巨大杀伤作用，他们也再一次以自己的良知，呼吁决策当局审慎地对待原子武器的使用。
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所造成的空前惨剧，在战后带给科学家们极大的震撼。他们在反思中更清楚地意识到，既然科学家们能事先预见到自然科学的进步所导致的危险，能想象出同自然科学发展相联系的未来，他们对解决我们时代目前最紧要的问题就应该拥有特殊的权利，同时也应当承担特殊的义务。战后大科学时代的科学家们结成了广泛的联盟，为了全力制止原子武器的威胁，也为了新型能源的开发和利用。
曼哈顿工程自始至终贯穿着科学家们对于国家、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的责任意识。它是这种责任意识下的产物，其展开过程又促使愈来愈多的人们对应该如何履行这神圣的职责进行着深入的反思。在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和纪念国际物理学年的今天，科学技术的社会化或科技与社会的一体化进程，要求人们更深刻地去领悟科学活动的根本意义；这就需要在强化对人类和社会的责任意识同时，不断努力寻求履行这种责任的更加有效的途径。曼哈顿工程的科学家们以其庄严的立场和充满理性与睿智的言行强调了科学在保卫世界和平和创造人类幸福中的本来意义，在走向和谐社会的今天，他们所留下的一切对我们拥有多方面的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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