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李约瑟 媒体 道家 性 伪问题
一、大众心目中的李约瑟与中国科技史
由于多年来大众传媒的作用，李约瑟成了"中国科学史"的同义语。至少在大众心目中是如此。
通常，大众心目中的李约瑟，首先是"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因为他主编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为我国的科学文化作了极好的宣扬"，[1] 为中国人争了光。这部巨著新近的"精彩的提炼"，则是R.K.G.坦普尔的《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由国内专家推荐给"广大青少年读者"的一部普及读物，其中共举出了100个"中国的世界第一"，以至于可以得出惊人的结论："近代世界赖以建立的种种基本发明和发现，可能有一半以上源于中国。"[2]
由于中国至少一个多世纪以来一致处在贫穷落后的状态中，科学技术的落后尤其明显，公众已经失去了汉唐盛世的坦荡、自信心态。因此这些"世界第一"立刻被用来"提高民族自尊心、树立民族自信心"。从李约瑟的研究工作被介绍进来的一开始，就是按这样的逻辑来认识的：李约瑟作为一个外国人，为我们中国人说了话，说我们中国了不起，所以他是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
媒体描述给公众的李约瑟，影响了公众心目中的中国科学史。
在许多公众心目中，中国科学史，就是搜寻、列举中国历史上各种发明、成就的，是寻找"中国的世界第一"的。或者干脆一句话：中国科学史就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工具。这种观点深入人心，几乎成为普遍的共识 。
大众心目中的中国科学史又影响了对中国科学史的研究取向。
科学史到底该不该成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工具，十几年前国内科学史界曾在一些会议上爆发过激烈争论。[3] 当时肯定的观点占据主流地位，只有一些年青人勇敢地对此表示了怀疑和否定。到今天，情形当然大有进步，相当多的学者已经认识到科学史同样是实事求是的、没有阶级性、不存在政治立场的学术研究。不过，缺乏这种认识的人士无疑更多。
二、对李约瑟的定位
对国内大部分公众而言，多年来媒体反复宣传的结果，给他们造成了这样一个概念：李约瑟是国际科学史界的代表人物。这个概念其实是有很大偏差的。
和现今充斥在大众媒体中的往往片面和过甚其词的描述相比，鲁桂珍博士的《李约瑟小传》无疑要客观、全面得多。鲁桂珍在《李约瑟小传》中坦言：
李约瑟并不是一位职业汉学家，也不是一位历史学家。他不曾受过学校的汉语和科学史的正规教育。[4]
实际上他根本没有正式听课学过科学史，只是在埋头实验工作之余，顺便涉猎而已。[5]
正因为如此，在西方"正统"科学史家──从"科学史之父"乔治·萨顿（George Sarton）博士一脉承传──中的某些人看来，李约瑟还不能算是他们"圈子"中人，也许只能算是"票友"中的"名票"而已。至少他不是"班出身"，而是"半路出家"的。所以在西方科学史界，对李约瑟不那么尊敬的也大有人在。
另一方面，在西方，对中国古代文明史、科学史感兴趣的人，以研究中国古代文明史、科学史为职业的人，都还有许多。姑以研究中国科学史著称的学者为限，就可以列举出美国的席文（Nathan Sivin）、英国剑桥的何丙郁（现李约瑟研究所所长）、日本的薮内清、山田庆儿等等十余人。至于研究其它各种文明史、科学史的西方学者，那就不胜枚举了。国际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联合会开起年会来，与会者常数千人，尽管其中会有不少"票友"，但人数之多，仍不难想见。
对于李约瑟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工作本身，海内外许多学者曾指出其中的各种错误，这些错误丝毫不能否定李约瑟的巨大成就，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何况是《中国科学技术史》这样浩大的学术工程？李约瑟的研究和结论，当然也不可能没有失误。
失误本不足怪，问题是我们对此应该怎样去认识。诚如台湾大学刘广定教授最近在悼念李约瑟的文章中一段感慨所云∶"常把感情和政治因素掺杂到学术研究之中，可说是中国的大不幸"。这"大不幸"的背后，确实有着深层原因。事实上，媒体描绘给公众的李约瑟，是很不全面的。限于篇幅，下面无法详谈此事，只就一个方面举些例子以见一斑，表明李约瑟还有许多方面未被国内公众所了解。
三、李约瑟与道教学说及性
李约瑟自号"十宿道人"、"胜冗子"，足见他对中国道教学说之倾心。而道教学说是中国古代对性问题涉及最多、最直接的学说。对于道教的房中术及有关问题，李约瑟长期保持着浓厚性趣。可能是由于国人对性问题的忌讳（尽管这种忌讳如今已越来越少），不愿意将李约瑟这位"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与性这种事情联系起来，所以李约瑟在这方面的论述一直不太为国内了解和注意。
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李约瑟在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时，见到高罗佩 （R.H.van Gulik）赠送给剑桥大学图书馆的自著《秘戏图考》，[6] 他不同意高氏将道教"采阴补阳"之术称为"性榨取"（sexual vampirism），遂与高氏通信交换意见。李约瑟后来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述此事云：
我认为高罗佩在他的书中对道家的理论与实践的估记，总的来说否定过多；……现在高罗佩和我两人经过私人通信对这个问题已经取得一致意见。[7]
高氏似乎接受了李约瑟的意见，他在下一部著作《中国古代房内考》（Sexual Life in Ancient China）序言的一条脚注中称："《秘戏图考》一书中所有关于'道家性榨取'和'妖术'的引文均应取消。"[8] 不过在正文中高氏对李约瑟的意见仍有很大程度的保留。
二十年后，李约瑟又谈到高罗佩，以及他自己与高氏当年的交往，对高氏有很高的评价：
除了可敬的亨利·马伯乐（H.Maspero)之外，本学科（指"中国传统性学研究"）最伟大的学者之一是高罗佩。一九四二年的战争期间我第一次见到他。作为荷兰的临时代办他正准备离开重庆，而我正去就任英国大使馆科学参赞的职位。后来，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在他和水世芳小姐的婚礼上，我们交谈过一次。……战后，我沉迷于道教和长寿术的研究，和他有过一段很长的通信联系。我使他相信，用道家的观点来叙述和规范性技巧没有任何异常和病理问题，这同他源自深厚的文学素养的信念相一致。[9]
水世芳是高罗佩所娶的中国妻子──令浸润中国传统文化甚深的高氏十分倾心的一位大家闺秀。
李约瑟说自己"沉迷于道教和长寿术的研究"，这毫不夸张。他热心收集房中术书籍，为在北京琉璃厂"一位出名女老板"那里买到了叶德辉编的《双梅景暗丛书》而欣喜不已，他称此书为"伟大的中国性学著作"。[10] 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中关于房中术的章节，主要就是在叶德辉此书所提供的古代文献和高罗佩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写成。
李约瑟在书中讨论了"采阴补阳"、"还精补脑"、"中气真术"等房中学说。他对这些学说持相当欣赏的态度，认为它们"具有很大的生理学意义"。在谈到《素女经》、《玄女经》、《玉房秘诀》、《洞玄子》、《玉房指要》等古籍以及其中的各种告诫时，李约瑟说：
在成都有一位深研道教的人给我的回答使我难以忘怀；当我问他有多少人照此教诫行事时，他说："四川的士绅淑女或许有半数以上是这样做的。"[11]
他还从另外一些角度对道家的房中术大加赞赏：
承认妇女在事物体系中的重要性，接受妇女与男人的平等地位，深信获得健康和长寿需要两性的合作，慎重地赞赏女性的某些心理特征，把性的肉体表现纳入神圣的群体进化--这一切既摆脱了禁欲主义，也摆脱了阶级区分：所有这些向我们 再一次显示了道家的某些方面是儒家和通常的佛教所无法比拟的。[12]
尽管大部分房中术学说其实明显是男性中心主义的。
在完成《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之后，李约瑟继续对性学史保持着浓厚兴趣，不久又"再度投身于这一论题的研究"。他密切注意着这方面新的研究成果，1972年，当华裔瑞典人张仲澜（Joland Chang）《阴阳之道--古代中国人寻求激情的方法》一书出版时，他对之大加赞赏，热情向读者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