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伯离开挂墩往南去了福州，在该市东北的鼓山等地作了数日的旅行和收集。后来又到福清，在一个寺庙周围的山区采集，所得与延平的动物种类约略相等。进入10月后由于天气渐冷，两栖和爬行类的动物进入冬眠，已经不好采集。所以他在哪里主要进行哺乳动物收集。
1926年4月下旬，蒲伯又返回到武夷山的三港和挂墩，他原先的那些助手已经很熟悉标本采集和制作，他也能自如地到野外实际考察、收集。他在那里采集了5个多月，做了他自认为最成功的工作。后来他又到福清收集，试图在那里猎获一只老虎的标本，但由于不够走运，尽管有一次曾发现一只老虎，最终还是没能得到。在差不多半年的时间里，他收集到45个不同类型的兽类标本，其中包括多种的蝙蝠、啮齿类动物、香猫、野猫、獾、狐狸、猫鼬、鹿和猴子；还有大量的蛇、蜥蜴、许多罕见肥螈（Pachytriton brevepes）和各种类型的蟾蜍和青蛙，以及众多各种类型的鱼类标本[8]。
1926年，英国标本商史密斯（F. T. Smith）在几个外国人组建的一个“中国科学和艺术会”[5]的资助下，率人到武夷山挂墩一带收集动物标本。与他同行的有一个英美烟草公司风情图片部的摄影员。挂墩自谭微道在那里采集得不少奇异的动物标本后，拉陶齐和蒲伯在那里的采集又获许多新种，是著名的模式标本产地。正是出于这样一种原因，他们也希望在此扬名。他们于1月份先到福州南面的福清，在离城镇约20里左右的海口镇等地收集到水獭等一些颇有价值的动物标本。还到福清海边考察和收集，看到野鸭、天鹅和其它各种迁徙的水禽。并在那一地方拍摄了不少风景图片。在福清他们遇到前面说到的美国学者蒲伯。蒲伯很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向他们介绍了当地所见的动物种类和他上一年去过的闽江一些地方，以及他的动物收集情况。他们在福清收集了一段时间后，到了福州，往北沿闽江继续前行。那个摄影员沿途拍摄了当地的生活场景、野生动物、闽江沿岸各处美丽的山光水色。到建阳后该摄影员返回上海。
史密斯他们在5月中旬到达三港，在那里再次遇到蒲伯。后者已经在那里收集了将近一个月。蒲伯给他们介绍了武夷山三港等地的动物种类等方面的情况，以及百姓捕捉动物的方法。三港离挂墩还有20多公里，是外国人到武夷山采集动物标本的一个基地。后来史密斯和他的帮手及雇用的两个猎手进一步深入到挂墩。不巧的是，当地恰逢茶叶收获季节，当地没有一个人愿意给他们打猎；另外，当时也是正植物生长季节，植被特别浓郁，林中的动物很难被发现，不适合狩猎。秋天的9到11月份草木开始凋零才是狩猎的好季节。所以尽管他带去的猎手很勤快，获得的各种动物还是远不如他们期望的那么多。不过，一个月下来他们还是得到兽类、鸟类和两栖爬行类动物标本约280个。尽管数量不是很大，他们发现这里动物种类确实很多，不愧是中国最著名的模式标本产地之一，因为他们所得的标本80%是不重复的。其中较有意义的兽类包括两只猪鼻獾(Arctonyx collaris)、两只短尾猴（Macaca speciosas），一只猕猴、一只金猫(F.temmincki)以及狸猫、竹鼠(Rhizomys sinensis)和一些有较高价值的啮齿动物；鸟类包括角雉（Tragopan caboti）、白鹇(Lophura nycthemera)和一些不寻常的鸟，以及一些罕见的蛇、蛙。他们注意到那里的黄麂(小麂 Muntiacus reevesi)很多，并弄到标本。此外他们还收集得五六百种甲虫标本[9]。
可能受拉陶齐和史密斯昆虫收集工作的影响，1937至1939年间，德国人克拉帕里奇（J. Krapperich）到武夷山区挂墩、大竹岚一带收集昆虫标本，所得标本不下于16万号[同6, 27页]。另外一个德国商人豪恩（H.Höne）也在武夷山采集过不少昆虫标本。由于这两个德国人在那里收集到如此大量的昆虫标本，使西方人开始注意到那里简直就是一个“昆虫的世界”。
三．西方学者对武夷山动物的研究
谭微道在武夷山采集到的动植物标本都送到巴黎自然博物馆。其中兽类标本主要由巴黎大学的动物学家爱德华（A.Milne-Edwards）[6]研究发表。他所采集的鸟类的研究结果，见于他与奥斯塔莱特（M.E.Oustalet）合作的《中国的鸟类》 [10]一书中。他在那座名山的这两方面的成果无疑对后来前往挂墩等地的采集者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拉陶齐根据他在武夷山区的采集所得，发表大量关于我国鸟类的研究论文，后来在此基础上出版了《中国东部的鸟类手册》[11]。此书主要记述我国河北、山东、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和广东等沿海省分的750个种和亚种鸟类。此书被西方人认为是继谭微道之《中国的鸟类》以后，有关中国鸟类学方面较好的一本专著。其中由不少是采自挂墩等地的新种。谭微道和拉陶齐等人的鸟类专著使人们逐步注意到武夷山是一个鸟类的王国。拉陶齐采集的昆虫标本后来主要送到英国自然博物馆，经有关专家整理发表后，人们开始注意那里丰富的昆虫种类。
蒲伯在武夷山采集的动物不久就由他在美国的一些同事进行研究整理。鱼类标本由纽约自然博物馆的尼可尔斯（J. T. Nichols）研究发表，含6个新种。他采集的两栖和爬行类动物部分由施密特(K. P. Schmidt)研究。后来他自己又进行研究整理，最终结果反映在他所写的《中国的爬行动物》[12]一书中。他认为三港和挂墩的爬行动物特别丰富，含蛇类35种，蛙类24种。其中有6种是没有进行过科学记载的新种。蜥蜴有9种分属6科，蝾螈种类较少，只有两种。他估计当地的两栖类和爬行类可达80种。他甚至认为那里是研究中国爬行动物的“钥匙”。
英国标本商史密斯收集的标本大部分被送到美国华盛顿自然博物馆（史密森研究院），部分留在上海亚洲文会的自然博物馆。他们收集到的短尾猴曾被一个美国动物学家定为新种，但后来似未被认可。克拉帕里奇等人收集的昆虫标本量大，新种很多。1938年到1939年间，德国昆虫学家克拉德加（A. Caradja）根据他采集的标本发表的螟蛾新种就有100多个；后来另一德国昆虫学家于1958年根据他采集的标本发表这一地区的象鼻虫370种，其中228种为新种；1973年昆虫学家弗雷（Frey）又发表金龟子28种[同6，27页]。当然，他们描述的还仅仅是标本的部分，但已经足以揭示出武夷山区的昆虫种类确实十分丰富。
近代西方人在武夷山的生物考察和在华其它地方的考察一样，都有其当时特殊的社会背景等各方面的原因。但就根本上而言，是我国落后的一种具体体现。一方面我们国家被迫对外开放后，西方人逐渐可以随心所欲地到想去的地方旅行，收集他们想要的东西。另一方面，由于他们近代生物学发达早，对在全世界范围内收集标本扩充知识充满兴趣。美国人后来在三港设立的一个教堂，几乎成为外国收集者的一个很好的常驻标本采集基地；而挂墩的传教点更是西方人在此深山采集标本的良好落脚点。当然就具体的收集者而言，他们也体现出当时英国商人[7]特有的精明和冒险精神；法国传教士特有的机敏和顽强；美国人善于利用金钱雇人为我所用的特点。
西方人对挂墩周围山区的生物学收集和研究工作，揭开了这里作为一个罕见的物种基因库的面纱。挂墩、大竹岚、三港也因此蜚声中外。如今只要是搞动物区系研究的学者几乎没有哪个人会不知道上述地方，因为它们是产生模式标本的圣地。世界上许多著名的自然博物馆，如巴黎自然博物馆、英国伦敦自然博物馆、柏林自然博物馆，纽约自然博物馆、华盛顿自然博物馆和上海自然博物馆[8]都有大批产自那里的动物标本。而且其中有数百种动物模式标本。随着我国学术的发展，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武夷山于1979年终于被设立为自然保护区。国人终于意识到这个罕见的物种基因库的价值。显然前此西方人的工作也为成就它作为世界的“自然遗产”早早地建立了良好的氛围和深远的影响。但这其中也包含着近代中国生物学者的慨叹和心酸，并折射出近代中国生物学发展的艰难历程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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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这个名称据贝勒说是地方的方言，见：E.Bretschneider,History of European Botanical Discoveries in China.Leipzig, 1962,p.411.我觉得可能是当地人称呼本地产的红茶——“白毫”的译音。
[3] 已故张孟闻教授说谭微道“终老是乡”是不确的（见其所撰：“中国生物分类学史”述论，载：中国科技史料1987年，8（6）16.）
[4] A.C.Sowerby, Travel and exploration, The China journal, 1926,4(4)176
[5] 1923年成立。
[6] 这位学者当时兼巴黎自然博物馆馆长。
[7] 福琼、拉陶齐等本质上都是商人。
[8] 亚洲文会自然博物馆并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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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文华，赵献英，中国的自然保护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48-54页
[2] Fortune, R., Two Visits to the Tea Countries of China and the British Tea Plantations in the Himalaya, London: John Murray, 1853, 125-247.
[3] G.M.Allen, The Mammals of China and Mongolia, New York: The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1938, preface
[4] 郑作新，中国鸟类分布名录，北京：科学出版社，1976, 641. 653.680.684.707。
[5] M.A.Franchet, Plantae Davidianae, Tome 1, Paris: G.Masson, Editeur.1884, 211,291, 293.
[6] 王思明、周尧，中国近代昆虫学史，西安：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26
[7] Sowerby, A.C., Natural History of China, Jour. N. C. Br. R. A. S., 1916,Vol.53, p.15.
[8] Sowerby, A.C. Travel and exploration, The China journal, 1926,4(4)176
[9] Smith, F.T. ,The Fukien scientific expedition, The China journal, 1926,5(3)128-131
[10] David, A.,et M.E.Oustalet, Les Oiseaus de la Chine. Paris：Libraire de L’acadécmie de Médecine 1877.
[11] La Touche, J. D.D., A Handbook of Birds of Eastern China. 1: 1-500, 1925-1930; 2: xxiii,1-566, 1931-1934. London: Taylor and Franeis. 1925-1934.
[12] Pope, C.H., The Reptiles of China. New York: The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19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