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成熟会鼓励守旧、崇古和敬畏权威的风气。明末时，利玛窦的印象是：“中国学者除了遵古而外，并没有别的信仰依据。”（[9]，349）徐光启反对沿用《大统历》，积极采用西法，却主张“熔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模型”。入清以后，旧朝遗民仍然十分怀恋明朝和传统，满清认同并进而尊崇汉文化，社会上不乏复古的土壤。玑衡抚辰仪的制造，主要是受自信的乾隆帝的意愿及当年学术界复古思潮的影响。它还反映了将西法纳入中国传统科学技术框架的努力，后世所谓的“中体西用”是这一努力的继续。
徐光启在采纳西法时怀有赶超西方的理想，认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10]。从此，一些学者致力于“会通中西”。有的会通者甚至误入了论证“西学中源”的歧途[11]。这种思潮之所以未能严重妨碍西学的传入，大概是因为皇帝和许多士大夫支持会通，十七世纪的外来科技和宗教还不足以动摇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地位，对中国人的自尊心的冲击是有限的。
旁观者的看法是值得注意的。1730年，传教士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1665-1741）在一封信中谈到钦天监的问题。他认为，钦天监的氛围不鼓励学者追求科学研究和竞争，人们坚持按部就班地做事，以至观象台无人再用望远镜去发现肉眼看不到的东西。望远镜和座钟得不到充分的利用，皇帝不知道它们在准确观测方面的价值，墨守成规的人极力反对这类发明[12]。
上述情况表明，中国社会缺乏不断探索新知识和革新技术的动力；社会上很难形成一种彻底消化吸收外来科技，进而追求世界潮流的氛围；传教士及其合作者引入的那些新东西促进了中国科技的复兴，但还不足以从根本上激活老态的中国传统科技体系，不能启动中国科技的近代化。
三、传教士科技活动的局限性
近代科学的先驱们既笃信宗教，又注重事实。在伽利略看来，宗教的职责是教导去天国的门路，而天文学则可以帮助人们发现天中的道路[13]。耶稣会在科学领域是建树的，有些耶稣会士就是很出色的科学家。
但是，信奉宗教的科学家和有科学修养的虔诚教徒还是有区别的。前者的主要兴趣是探究科学问题，而后者则把主要精力用于宗教事业。来华传教士就属于后者。他们不远万里来到东方，献身于传教事业。
传教士从事科学技术工作主要是为了取得中国人，特别是官方的信任，最终目的是开拓在中国的宗教事业。利玛窦早就确信，传教士“所花费劳动的成果要取决于搞好与当权者的关系，因为这些人有权批准启人疑窦的一桩事业”（[9]，427-428）。南怀仁向欧洲教士们描述了欧洲的天文学之神乌拉尼亚（Urania）怎样被设计得首先激发皇帝的心灵，告诉他们：“我们的天文学是在全中国繁育宗教的最重要的根基”；“以天文学为借口，而实际上是更清楚地证明我们的宗教的真实”（[7]，55，93）。不过，南怀仁承认，推算日食、月食是繁重而有风险的工作（[7]，79）。令他感到幸运的是，他们在中国人面前没有做出错误的推算。实际上，即使欧洲最杰出的天文学家的推算也与实测的天象有大的出入。
在为康熙帝服务的期间，南怀仁一旦得到讲解数学的机会，就插入有关宗教的内容。他把科学比作小小的星星，而把基督教比作被星星崇拜的太阳和月亮。实际上，他更希望皇帝能把眼光投向宗教。不过，用儒家思想武装起来的皇帝和多数权贵们并没有经过科技的引诱去皈依欧洲的宗教。欧洲科技的功劳在于它既解决了中国的历法问题，又使人耳目消遣与感到愉悦。
传教士传播欧洲科技的主动性不够，甚至有时还避免张扬自己的科技活动。南怀仁表白不想在天文仪器上刻自己的名字，理由是他至少可以留给后代这样的证据：他没按自己的意图和意志而仅仅是按照皇家的命令去启动天文事业（[7]，109）。的确，南怀仁等教士并没有受Flamsteed、Cassini、Picard等欧洲天文学家所面对的那种知识和技术问题的困扰[3]。他们的使命不是探索地球在空间的运动、引起行星运动的规律、天体的结构和天体的视差等科学问题。推算历法和制造仪器只是传教的一种手段。当皇帝对历法满意时，传教士就没有必要追求更新的科学知识和更先进的技术，何况他们不易了解欧洲科技的新突破。显然，传教士这种敲门砖性、使节性的科技工作不足以将中国科技引向欧洲那种探索性的研究。除了为法国皇家科学院做天文观测的传教士以外，钦天监的传教士和他的中国伙伴几乎没有在观象台做出对近代科学有意义的发现。
从技术创新的角度来看，人们一般相信望远镜要比裸眼照准仪先进。然而，南怀仁却未曾制造望远镜，在《灵台仪象志》和《欧洲天文学》中也不曾把望远镜当成方位观测装置来讨论。有人怀疑，是不是他故意选择落后的技术？席泽宗先生指出，南怀仁没有制造望远镜的原因不是传教士抱宗教偏见而想对中国人有所隐瞒，也不是中国缺乏物质条件和技术条件，而是当时望远镜因球面像差和色差而不能胜任精确的方位天文观测[14]。在南怀仁时代，Hevelius和Halley的比赛证明，装有裸眼照准仪的传统仪器在天体方位测量方面并未输给带望远镜的仪器[15]。新技术需要一个成熟的过程。
实际上，南怀仁没有忘记望远镜。他在《灵台仪象志》卷二中提到了“玻璃望远镜、显微镜”。从南怀仁离开欧洲的时间来看，他或许有机会耳闻有人已经在方位观测仪器上试装了望远镜。但是，他没必要将望远镜装到观测仪器上，因为望远镜在中国的天文学用途限于观察日食和月食。如果汤若望留下的望远镜还能满足日、月食观察的需要，观象台也就不必再造望远镜了。如上文所述，钦天监编制星表、观测日食和月食时，坐标值通常只取到“分”。连南怀仁仪器的刻度都没有充分利用，那就更没必要制造刻度更精细的仪器。在此情况下，追求带望远镜照准仪和读数显微镜的方位观测仪器，就是多余之举了。
为钦天监和皇室工作的传教士的活动限于北京神父们所接触的范围，活动场所包括教堂、历局、观象台和皇宫等处。以南怀仁为例，他只有得到皇帝的批准才能到北京以外的地方去。自康熙朝末期起，传教士的宗教活动受到严厉的限制。雍正元年（1723年），除了在北京为朝廷效力的传教士以外，各地的西洋人被驱逐到澳门。乾隆帝看重传教士的技术和学问，但限制他们向汉人和满人传教。
有机会接触和了解传教士的中国人不得不叹服“西洋人”的才能、欧洲科学理论的深奥与技艺的精湛。传教士乐于向出色的学者和官员赠送有关西学的中文书籍，但只有少数人有这样的机会。在好奇心、经济利益和推崇洋货心态的驱使下，清朝社会出现了一种追求西洋货、为国产或邻国物品加西洋标签、以土充洋的风气。有些工匠仿制欧洲机械钟表、眼镜甚至望远镜（[7]，130）。他们以这种方式学到一些技术，但学习摸索的过程较长，通常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效果自然是不够理想。
的确，传教士的目标和活动方式影响了欧洲科技传入的效果。他们不是科学技术的专门使者。如果今人单从发展科技的角度去抱怨他们没有及时和系统地介绍哥白尼、伽利略、惠更斯、牛顿、奥祖（Auzout）、勒麦（Roemer）等人的科学理论或技术发明，那就成了脱离历史实情的过分苛求了。给予者和接受者的共同努力才实现了科技的交流和传播。事实上，传教士带来的科学知识和技术要比中国人实际接受的多。这多少给人一种中国人对外来知识反应不够敏锐或者有点不识货的感觉。
在今人看来，哥白尼的宇宙体系无疑比第谷的先进。可是在17世纪，哥白尼的体系还没有取得令人信服的优势。哥白尼在仪器制造、观测技术和精度方面并不出众，他的日心说对历法制订影响不大。第谷的观测达到了空前的精度，为了改进托勒密、哥白尼的理论而提出了新的宇宙体系。经过开普勒等科学家的继续努力，以哥白尼体系为基础的近代天文学到牛顿时代才取得了绝对的优势。绝大多数来华传教士没有条件和兴趣去参与这一科学进程，修历的中国学者的活动和兴趣离这一进程就更远了。
四、中国传统技术的影响与技术的传播
制造仪器是一项技术活动，它离不开一定的技术条件。工匠掌握新技术需要一个摸索和实践的过程。李明（Le Comte）在1696年出版的著作（Noureaux Mémoires sur l’état présent de la Chine）中称赞南怀仁为观象台制造了世界上最精美的仪器，但也指出它们的刻度加工不够精细，并把原因归于工匠的过失：
“虽然神父[南怀仁]无疑非常仔细地划分他的环，但中国工匠既很粗心，又未能遵循他的指导；以至我宁愿相信一位巴黎好工匠制造的半径一尺英半的象限仪，而不愿意相信这个观象台上的六尺象限仪。”[3]
南怀仁去世后，李明才来到北京。他的说法可能或多或少地含有主观推测成分。Chapman从南怀仁和李明那里得出的印象是，中国科学技术的许多内容已经衰落成刻板的套路，工匠似乎已经失去了迅速学习的传统能力[3]。我们认为，即使制造仪器的工匠在理解和熟练掌握欧洲几何学划分方法时比较吃力，那也不能断定所有的工匠都缺乏模仿技艺的基本能力。基于优良的技术传统，中国工匠在仿制普通机械钟表方面还有是成效的[16]。
Chapman认为，南怀仁选择第谷式仪器的另一种可能是它们比17世纪的其它先进仪器更容易制造[3]。他凭借第谷的书、良好的技术训练，以及只要求大量人力的锯、锉、研磨等就可以达到目的，而不必像Hooke和Flamsteed那样去研究改进制造方法。北京有聪明的金属工匠，却没有精密光学透镜、测微计螺旋的制作者。没有本地成长起来的理解科学家问题的工匠群体，指望在传统皇家作坊出现西方近代化的科学仪器是不现实的。南怀仁也可能就没想过，或不知道，或不愿意冒险制造新式仪器。
上述推论倒是为纪理安、戴进贤和刘松龄的制造活动提供了一种合乎逻辑的解释，因为他们应当了解欧洲仪器和制造技术的突破性进步。既然中国朝廷没有要求造最新式的仪器，他们也就没必要节外生枝地自己给自己制造难题和烦恼了。
事实上，传教士带来的技术不一定都能被中国人普遍接受。邓玉函和王徵描绘的大多数机械学知识和技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被中国人吸收[17]。中国人从《灵台仪象志》和清初仪器制造中吸收的知识要比传教士从中得到的好处少得多[18]。除了钟表技术以外，欧洲的设计和制造技术没能很好地和中国传统技术结合起来，两者之间似乎存在着尚未完全撕开隔膜。
人们可能关心，为什么来自欧洲的螺旋、金属切削加工等技术没能在中国广泛传播，没能变成工匠的技术呢？首先，一般的工匠得不到与传教士技术专家交游的机会，对传教士的工作了解很有限。其次，中国成熟的传统机械技术基本上满足了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明清社会的需要。比如，精巧的铸造工艺和其它加工技术使工匠们能够制造出合格的金属零部件。没有螺旋，设计者可以选择其它机构来实现各种装置的功能。再着，古代技术的进步经常表现为经验的积累，成功的技术会变成相对稳定的规则，而规则的成熟或者说成熟的技术是具有排他性的。当然，在足够的需求力或其它因素的驱动下，那些具有显著的功能优势或互补性强的技术是能够传播开的。欧洲钟表在中国的传播就是很好的实例。
我们还要就技术的传播作一点补充。
技术总是蕴涵着不同的文化内容和时代的印记。从这个意义上说，清代观象台的仪器是欧洲与中国科技的有机结合，也是两种文化的混血儿。
技术的传播不仅仅是单纯的技术或经济行为，它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文化传统、技术传统、时尚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技术在传播过程中会出现变异。传教士带来的技术既变得中国化，又使中国技术欧洲化。罗雅谷、汤若望介绍欧洲仪器时，他们基本上保留了它们的欧洲特征，但在语言方面已经使用中国的天文学概念和术语。当南怀仁进一步介绍和制造欧洲式仪器时，他吸收了中国的造型艺术和铸造工艺。如果南怀仁教条地完全遵循欧洲技术和文化，拒绝中国的技术和文化传统，那他就不易在几年内制造出实用的仪器，中国人可能也不容易自然地接受仪器的形象。玑衡抚辰仪进一步迎合了中国人的鉴赏口味，复杂华丽的装饰和均衡的结构使它更像一尊艺术品。这方面的实例还很多。比如，传教士为了能适应中国人的地理观念和计时习惯，将中国画在了地图的中部，曾改造机械钟表的刻度和标记文字。
本来随着文化的不断交融，技术传播的文化障碍会越来越少。但是，技术传播还受到其它因素的制约。近现代科学技术已经成为各国发展经济、提高军事实力和实现政治目标的手段。技术行为的功利性使技术成了明码标价的商品，技术的限制和保密控制着技术的传播。应该说，明清传教士的科技活动也有明显的功利色彩。他们是以科学技术活动争取人心，换取宗教活动的立足点和空间。以这种目的为标准，他们既没有必要搞技术保密，但也没有必要为宗教事业之外的科学探索和技术发明而献出过多的热情。
主 要 参 考 文 献
1．Thatcher E. Deane, Instruments and Observation at the Imperial Astronomical Bureau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Osiris, 1994, Vol. 9.
2．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天学），科学出版社，1975年，第105页。
3．Allan Chapman, Tycho Brahe in China: The Jesuit Mission to Peking and Iconography of the European Instrument-Making Process, Annals of Science, 41(1984), 417-443.
4．冯立升，中国古代测量学史，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71页。
5．南怀仁，新制灵台仪象志，1674年，见：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天文卷（七），大象出版社，1998年，第18页。
6．Noel Golvers, Introduction, The Astronomia Europaea of Ferdinand Verbiest, S. J. (Dillingen, 1687); Text, Translation, Notes and Commentaries, Steyler Verlag · Nettetal, 1993.
7．Noel Golvers, The Astronomia Europaea of Ferdinand Verbiest, S. J. (Dillingen, 1687); Text, Translation, Notes and Commentaries, Sankt Augustin & Leuven, Steyler Verlag · Nettetal, 1993.
8．穆景元、陈文、房汉禄，圆明园风云录，辽宁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16页。
9．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等译，中华书局，1983年，第427-428页。
10． 徐光启撰，王重民辑校，徐光启集，中华书局，1963年，第374页。
11． 席泽宗，十七、十八世纪西方天文学对中国的影响，自然科学史研究，第7卷（1988年），第3期。
12． 韩琦，关于17、18世纪欧洲人对中国科学落后原因的论述，自然科学史研究，第11卷（1992年），第4期。
13． 亚·沃尔夫（A. Wolf）著，十六、十七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周昌忠等译，商务引书馆，1985年，第8页。
14． 席泽宗，南怀仁为什么没有制造望远镜，中国科技史文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5年。
15． Joh. A. Repsold, Zur Geschichte der Astronomischen Messwerkzeuge von Purbach bis Reichenbach, Leipzig, 1908. p.39.
16． 张柏春，明清时期欧洲钟表技术的传入及有关问题，自然辩证法通讯，第17卷（1995年），第2期。
17． 张柏春，王徵与邓玉函《远西奇器图说录最》新探，自然辩证法通讯，第18卷（1996年），第1期。
18． 刘金沂，《灵台仪象志》评介，中国科技史料，第5卷（1984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