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杜雨苍先生的说法可以成立。我们特别注意到那是一个猛烈反对“个人主义”的时代，突出个人贡献，无论是个人的主观意愿还是他人的客观要求，都会被“搞臭”。按照当时的逻辑，个人主义与“无产阶级办科学”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在“无产阶级办科学思想”获得“胜利”并居于指导地位的情况下，即使某个个人有突出的贡献，也宁愿归功于“集体”和“领导”。另一方面，胰岛素人工合成课题从出现雏形到最后确立，的确有很多人为之耗去许多时间和精力，“逝者如斯”，“死者长已矣”，我们到今天在来追究最初的提出者已经不太可能，而且没有多少意义。因此，笔者对本文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得不出确切的答案，只能留有遗憾了。
然而，从寻找第二个问题的答案过程中我们得到回答本文第三个问题的线索和思路。全面地看，提出这个课题是科学内部发展的必然要求，更是科学外部因素——尤其是国家宏观战略目标、政治需要和意识形态见解——与科学产生互动作用的结果。
50年代的几项化学成就已经为胰岛素的人工合成提供了一定的基础。1953年，维格纳奥德（V. du Vigneaud）完成了世界上的世界上首例多肽合成——合成了催产素，给人们提供了一套合成多肽的基本方法 ；1955年，桑格（F．Sanger）完成了胰岛素的测序工作，使它成了一种可能的合成对象 。但不同的人对可能性的大小持有不同的看法。以维格纳奥德为代表的大多数权威对胰岛素的合成难度估计得非常高——因为胰岛素是蛋白质，有三维结构，他们担心即使克服巨大的困难合成了具有胰岛素一级结构的肽链，也没法把它盘曲成既定的三维结构，也就是说依然得不到具有生物活性的胰岛素 。他们认为，“人工合成胰岛素还不是近期所能做到的。”[11]但也有少量较为年轻的科学家——如美国匹兹堡大学医学院生物化学系的卡佐亚尼斯（Panayotis G. Katsoyannis）副教授、联邦德国羊毛研究所的查恩（Helmut Zahn）教授——顾虑较少，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敢于独树一帜，让自己面对这样一个高难课题 。
如果说在1958年时克特索亚尼斯等人提出胰岛素合成课题十分大胆，那么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的科学工作者提出同样的课题简直就是不可思议，这家研究所当年1月才刚刚成立，其前身是中国科学院生理生化研究所生物化学部分。从更大范围看，当时中国在化学方面的科学研究条件就不允许从事这种级别的研究：严重缺乏相关原材料，当时国内只能生产纯度不高的甘、精、谷三种氨基酸，合成胰岛素需要的另外十四种氨基酸都得从香港转口进来，不但价格昂贵，而且远水解不了近渴[12]；没有相关研究经验，生化所的所有专家都没有做过多肽合成，国内研究过二肽合成的专家都只有寥寥几人，更遑论多肽合成了，可却要面对连世界上最著名的专家也不敢碰的蛋白质合成；不明确如何去分析、鉴定合成的中间产物及最终产物，要处理的中间产物必然非常之多，无论哪一步出错都可能导致最后不能成功……
但那时候的“大跃进”政治气氛迫使人们提出这类不可思议的目标。中国的1958年是“火红的年代”，豪言壮语、雄伟目标俯拾皆是。在那个年代，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人们要种出一百二十万斤一亩的山药、五百斤一棵的大白菜[13]。农民如此，工人如此，科学家也如此。不但工农业要大跃进，科学技术也要大跃进，也要在很短的时间内“赶英超美”，“15年实现共产主义”目标。这样的政治形势鼓励、要求科研人员提大目标、“抱大西瓜”、放“科学卫星”[14]；不这样做就是政治上落后。科学家当然既不希望，也不敢让自己因“落后”而“右倾”。所以，虽然不至于每位科学家都越俎代庖去论证“粮食亩产万斤”，但是许多科学家都还是在自己的相关研究领域提出一些自己其实并不太认真的宏大设想。
当然人们当时的言行并不完全是出于逼迫，也有很大的自愿成分；这两个相互矛盾的方面常常相互交织。事实上，在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前的一段时期，许多人都相信中国会“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都真心相信别人所提的宏伟目标确实是可实现的，自己也乐于提那类设想。具体到胰岛素人工合成课题的提出，则还有哲学观念方面的因素在起作用。那时候有许多科学家已经心悦诚服地接受了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的灌输，愿意用自己的科学论证去论证某种意识形态信条。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生化所的某位专家在高研人员讨论会重新提起了恩格斯在十九世纪就表达过的一个伟大设想——合成蛋白质，这实在不是一件难以理解的事。
然而当时高研会中的热烈讨论并没有形成需要立即着手的课题，而且高研人员很可能并没有把这个设想看得太认真。在那次会议上，他们把它的完成时间设定成20年（不是前文提到的5年）。然而，广大群众“敢想敢干”，“人多热气高干劲大”，在生化所的群众讨论会上，人们不但大大缩短了目标实现的时间，把完成时间由20年减为5年（[5]，第24—28页），会后还立即开展了行动。生化所的档案记录表明，在1958年9月，生化所为了练兵，开始合成催产素（[2]，第27~34页）。历史事实证明，个别人的研究倡议在热火朝天的群众力量面前，的确是微不足道。
随后，一种来自科学以外的重要的因素介入了。众所周知，1957年苏联卫星上天以后，东西方冷战以高技术领域竞争为主要形式，所有大国的科学与技术无不服从于“弘扬国威”的最高政治需求。我国当时也正秘密研制两弹一星，如果在基础研究中拿出重要研究成果，正好与国家战略目标相一致。合成胰岛素课题提出后，立即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党和国家领导人不但通过上海和北京的大跃进科技成就展览会而知道了此事，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还亲自过问了完成时间问题——他认为5年太长了 （[5]，第24页）。
于是，“合成一个蛋白质”就不再只是一个不经意的科学畅想或口号，它已经成为国家意志的体现，必须在国家的科学政策中加以支持和实现，而国家下达的战略性研究计划，必须由科研人员落到实处。合成什么蛋白质呢？当时已经确定了一级结构的蛋白质只有胰岛素一种，没有别的选择，所以，最后通过生化所全所人员的查资料、大讨论，并通过邀集国内多家科研机构的知名专家一道进行胰岛素文献报告学习会。到1958年12月底，集体的智慧把胰岛素的人工合成课题确定了下来。不但如此，完成的时间“指标也一再提前，由最初的五年改为四年、三年、二年，最后大家鼓足干劲，决定把这项工作作为59年国庆十周年的献礼”（[2]，第30页）。顺便指出，这项工作后来（1959年6月）还获得了国家级机密研究计划所特有的标志：它的代号为“601工作”（[10]第28-32页） 。
经过这么多的探讨，我们可以确定地知道，胰岛素的人工合成课题是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的科研人员集体提出来的。最早的时间可以追溯到1958年暑期，具体场合是该所举行的一次高级研究人员会议。但是笔者没有找到可靠资料确证这个课题最初是由哪一位科学家最先提出。笔者倾向于认为，时至今日，追究谁第一个开口提出动议已经十分困难，也没有了特别的意义。
然而，下述认识对于中国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似乎是有益的：合成胰岛素课题之所以得以提出、立项，有其科学内部因素，但科学外部因素可能起了更大的作用。从一种哲学思想出发，适应当时国家的最高战略目标和政治需要，在国家和地方领导人关怀和支持下，科研人员集体提出某种研究课题，这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曾经是我国科学研究立项的典型模式。当然，这些还不是胰岛素研究的典型性的全部。现代中国科技研究的一些典型特征，如组织大兵团作战、过份强调保密工作、高度的计划性（常常需要“大干……天，完成……，向……节/日献礼”）等等，在合成胰岛素研究中都有过程度不同的生动表现。有关情况的详尽考察，笔者当另文述及。
参考文献
[1] Kung Yueh-ting et al. Total Synthesis of Crystalline Insulin. Scientia Sinica,1966, (4):544～560.
[2] 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档案：“‘601’工作向领导汇报稿”卷，3～5.
[3] 曹天钦. 胰岛素人工合成的科学意义.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1966,(1)：1～7.
[4] 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档案：“‘601’工作有关协作问题”卷，5～9.
[5] 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档案：“‘601’工作历年大会发言稿”卷，24～28.
[6] 王学珍等.北京大学纪事（一八九八——一九九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540.
[7] 张友尚. 谈胰岛素的人工合成.院史资料与研究（中科院内部刊物），2000，（5）：21～24.
[8] Tsou C L. The Hightest Grade of This Clarifying Activity Has no Limit. Comprehensive Biochemistry，37：349～386（1990）.
[9] 邹承鲁.对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的回忆.光明日报，1998.01.30，第三版.
[10] 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档案：“‘601’工作简报”卷，42～50.
[11] 龚岳亭.关于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研究的回忆.院史资料与研究（中科院内部刊物）.2000，59（5）：3～20.
[12] 陈远聪.筹建东风生化试剂厂的回顾.院史资料与研究（中科院内部刊物）.2000，（5）：35～39.
[13] 康濯.徐水人民公社颂 .人民日报，1958.09.01，第一版.
[14] 龚岳亭.关于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的回忆.院史资料与研究（中科院内部刊物），2000，（5），3～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