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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说过，《闻见录》新闻报导也以宣扬西方科技为主。对西方电报电话的新发明及线路的铺设、铁路和修筑、运河的开通、探险家对北冰洋的探测、“冒险家”进行的热气球高空探测等进行了及时的报导，并有分析和评述。第７号德国近事中的《葛鲁布铁厂》一文中有“工人万余，出入动作，次第刻时，毫无紊乱，俨如师旅，按队进退”这样的文字，传入了西方先进的管理科学［（１５）］。第３１号《法国民数考核》指出法国人口增长不快的原因是“晚婚晚育”，很有点社会学的味道。
《见闻录》中有关的政治经济新闻报导则以西方国家和日本为中心，不自觉地流露出“种族主义”意向。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与当时清政府的忌讳和规矩、信息传播不畅等有关。但对日本现代化进程的特别注目，客观上对国人的警醒和仿效还是有一定作用的。应该指出，《闻见录》新闻报导中对非洲、美洲和澳洲各国土著居民蔑视得无以复加，这恰恰从一个侧面证明了“种族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孪生子［（１６）］。
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闻见录》在这点上基本能站住脚。中日台湾问题于第７、２２、２３、２７、２８号分别予以报导，内容基本属实。如２２号揭露日本“为属国抒忿”、“不免有踞台之意”。２３号报导日本侵略军已抵台湾。同号台湾近事还对西乡从道给闽浙总督李鹤年的照会进行评述，“窃思日本致书之谬有二，其一，台湾全岛，实隶中国版图，岂可以生番为自主之国，或竟视番地如无主之地，其二，敌人在逃，致烦友邦代捕，尤无斯理……”，以支持李鹤年的答书。但《闻见录》作为西方人在华创办的一份刊物，又曲折地反映着西方国家对华政策的意向和需求，如２７、２８号在连续报导了“台案”的了结及对中日双方的影响后，即大肆吹捧英使威妥玛的“功劳”，更大造“国际调和论”，称：“由是观之，两国失和，适启万国之殷忧，两国存和，实深万国的共庆也。”这种论调不能不说对中国的外交产生影响。以后中法、中日战争李鸿章期待国际调停与之仿佛有襟亲关系［（１７）］。
《闻见录》对华工出洋及华工在西班牙殖民地古巴、秘鲁等国的悲惨遭遇也进行了大量而真实的报导。陈翰笙先生主编的《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四辑就以《中西闻见录选编（丁韪良）》为题收录了１９则新闻。第２６号报导了清政府派遣陈兰彬一行前往古巴查“猪仔”一案，并附有陈随行容增祥的诗，“盖纪猪仔之苦况而作，有云：肉破皮穿日夜忙，并无餐饭到饥肠，剩得死后残骸骨，还要烧灰炼白糖”。就是这则报导，引起了西班牙政府强烈不满，于光绪元年二月初六日向总理衙门照会以示抗议，要总理衙门查清容增祥身世，予以惩罚，“首枷号壹月”，并让丁韪良在《闻见录》上刊文以谢罪［（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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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有着自己独特的发展历程。在《闻见录》创刊和存在期间，清政府虽正在进行“洋务运动”的近代化尝试，但整个社会还是“一闻造铁路、电报，痛心疾首，群起阻难，至有以见洋人机器为公愤者”［（１９）］。“科举不变，荣途不出，士大夫之家，聪颖子弟，皆以入（西）学为耻”［（２０）］。思想界也还是被传统儒学牢牢地统治着。在这种社会历史条件下，《闻见录》的存在，应该说给当时沉闷的思想学术界吹来一丝清风，对洋务运动起着推波动澜的作用。最好的证明是，其一，《闻见录》在其存在的三年时间里，几乎成了京师同文馆的“学报”，同文馆师生共发表文章１９９篇，占总数的５５．１％；其二，作为同文馆总教习和《闻见录》主编的丁韪良与洋务官员李鸿章、奕ｘīｎ＠②、徐继＠③，董恂、崇厚、陈兰彬等交往很深；作为学生的贵荣、席淦、杨兆ｙúｎ＠④、朱格仁、联芳等毕业后或任教习或任外交官或任洋务官员［（２１）］；其三，《闻见录》对操办洋务提了许多建设性意见，并积极关注洋务活动，如江南制造局新动向、轮船招商局的成立、电报线的铺设、李鸿章开平采煤等都一一予以报导；艾约瑟还于第１０、１１号以《铁路有益说》鼓吹修筑铁路。可以说同文馆和洋务运动依《闻见录》扩大了自己的影响，而且《闻见录》也因同文馆和洋务官员放射出自己的能量。
《闻见录》在早期启蒙思想家和一般士子中也有一定的影响。该刊停刊两年不到，丁韪良就编辑《选编》发行。维新运动期间，又以《闻见录新编》发行，相当于“第三版”。一种期刊有如此结果，足见其成效［（２２）］。当时的《万国公报》就大量转载《闻见录》的文章，每号都有六至十篇，而从两者的发行时间看，往往是《闻见录》发行几个月后，《万国公报》才予以转载；作为一种周刊转载一种月刊的文章或新闻，量又这么大，可见《闻见录》之份量和价值。这样，北京的《闻见录》又通过上海的《万国公报》在大江南北的士子中造成了影响。当然，这仅是报刊转载的一个例子，但它表明《闻见录》并不象梁启超所言“三十年前京师创有《中西闻见录》，略述泰西政艺各事，阅者寥寥”。
综上所述，《闻见录》对西方近代科技在中国的传播、对中国近代科技的产生和发展、对中国近代科学观念的产生和发展起着一定的推动作用，对洋务运动和开一代社会风气也有促进作用。但考虑到当时社会现象和以后中国历史的进程，我们不能过高估价《闻见录》的能量，它不过是一份仅“生活”了三年多一点的期刊而已。

注：
（１）京都施医院即北京协和医院前身。当时一些教会所办医院常称为“施医院”。
（２）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三十二辑，《中国闻见录选编》Ｐ４９６，台湾文海出版社。
（３）关于《闻见录》的停刊，《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编录》认为停刊未详（第一卷Ｐ４）。戈公振先生《中国报学史》、方汉奇先生《中国近代报刊史》都认为到１８９０年才停刊，与《格致汇编》相连并统名于《闻见录》。这与实际情况不太符合。《格致汇编》与《闻见录》虽有统属与先后相继关系，但创办人，出版地点、编辑都不一样，因此不能当作同种刊物。更何况《格致汇编》１８９０年改月刊为季刊，并未停刊，《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编录》收录篇目一直到１８９２年。
（４）（５）同（２），分别见Ｐ７《丁韪良自序》，Ｐ１—５《郭嵩焘序》。郭之序为一篇很好的“西学中源”论文章。
（６）参见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Ｐ１７２，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
（７）熊月之先生认为，《闻见录》与《格致汇编》在杂志名称、发行地点、编辑人员与内容上都不相同，特别是《闻见录》是“一份新闻、科普、文学兼备的综合性杂志”，而《格致汇编》是“一份专门性的科学杂志”，因此《格致汇编》不是《闻见录》的续刊。据笔者分析，《闻见录》以传播科技为主要内容，而事物的发展有一个过程，从“以科技为主”到“专门性科学杂志”，正是《闻见录》发展到《格致汇编》的过程。而且从《闻见录》的停刊告示和１８７５年１１月傅兰雅的《格致汇编》创刊告示来看，两份杂志的相续是不言而喻的。熊文《〈格致汇编〉与西学传播》见“上海研究论丛”第一辑。
（８）钱宝琮主编《中国数学史》Ｐ３２９，科学出版社，１９６４年版。
（９）参阅《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二册Ｐ８７—８８《同文馆翻译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２年。
（１０）丁韪良发表在１７、１８号上的《权量新法》、《权量表〈续权量新法〉》中提出统一度量衡于国际标准的建议。这是度量衡的国际标准较为系统的早期输入之一。参阅吴承洛著《中国度量衡史》（中国文化史丛书），上海书店，１９８４年５月影印。
（１１）上面提到的两个转折点分别是意大利生物学家伽伐尼和物理学家伏打发明化学电池（此为电化学的起点），１８１９年丹麦青年物理家奥斯特发现电磁感应。
（１２）把这两篇文章与郑观应的《论电报》两相对比，就会发现这两文是科技知识的传播，而郑文是典型的中国式的“文学卖弄”。参阅夏东元主编，《郑观应集》（上）Ｐ８２，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
（１３）视差法测地日距离，就是以地球半径为基线，测得半径两端点对太阳的张角，由三角形原理求得地日距离。由于直接测定误差太大，一般采用已知运动规律的小行星视差间接推算太阳视差，在这里用的是金星视差。
（１４）同（６）Ｐ２３２。西方许多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的研究表明，近代科学的产生之初确实是宗教的盟友，以反对所谓亚里斯多德式的“理性”。如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Ａ·Ｎ·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Ｒ·霍伊卡《宗教与现代科学的兴起》等。
（１５）联想到洋务企业管理的混乱状况，可见这些话未引起足够重视。几年之后，徐建寅远赴欧洲才认识到这一点。见《走向世界》丛书《漫游随录·环游地球新录·西洋杂志·欧游杂录》Ｐ７２８，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
（１６）Boggs，James．“Uprooting Racism and Racizts in the United States”，见“Advanced English for Graduate Students”（BooK）P１３２—１３６．Graduate School FudanUniversity，１９９２．“土著”一词，如今用来，仿佛也有“种族主义”的意味。
（１７）虽说这一“手法”最主要的根源在于传统“以夷制夷”思想，但外部的刺激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１８）见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一辑Ｐ９１２—９１４《西班牙署理驻华公使为〈中西闻见录〉一书揭露古巴苛虐华工实情向总署抗议照会》，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２月。
（１９）郭嵩焘《养知书屋遗集·致李鸿章书》。
（２０）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一册Ｐ２７５。神州国光出版社，１９５３年９月。
（２１）如贵荣与席淦光绪十二年成为篡修官，席淦还兼任除李善兰而外的唯一算学教习；杨兆ｙúｎ＠④先后任出使日本大臣、出使比利时大臣；朱格仁授候补直隶道等。
（２２）当然也有可能是丁韪良的个人原因，诸如本无“市场”，但他又无甚著作可资出版。可是丁氏的著作《格物入门》、《万国公法》等得到了中国读者的热烈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