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给予了梁启超很多。然而科学却是西方人的发明，这对于对祖国的古老文明深深依恋的梁启超来说是一种尴尬。梁启超尊重科学，同样他也尊重自己由以生长的传统。当很多人在君临的科学面前顶礼膜拜、古老的传统在科学的狂飚中风雨飘摇之时，他毫不犹豫地起来维护传统的尊严。
梁启超从没忽视过自己的传统文化，即使在他思想最激进的时候，在他高举破坏主义大旗、高唱西学的时候，他也不会忘记传统的价值。他认为“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者，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36〕．反对盲目崇拜西学而弃传统以不顾，“吾所谓新民者．必非如心醉西风者流，蔑弃吾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37〕在科学方面，他有办法维护传统的尊严。
他认为科学在西方的兴起，只是近二百多年的事情。科学原则只是从那时起才被信奉，而中国早在六朝和唐代就已具有了科学精神，所以“科学精神的有无。只能用来横断古今文化，而不能用来横断中西文化。”〔38〕中国科学的落后，只是“先后之差”，“犹旦暮也”。中国人今天缺少的东西。西方人昨天也缺少它。虽然“今日我们在世界文化的民族中，算是最缺乏论理精神和科学精神的民族”〔39〕，但是，“此非前辈之责而今人之责也”〔40〕。他充满敬仰地论述着古贤墨子所具有的理性精神。特地指出墨子的逻辑学比培根和穆勒早一千多年〔41〕。他相信自己的民族·“中人之性可以贤．中人之才可以智”，他对自己的民族的科学能力有充分的自信，“后起者若能率由前辈治古典学所用之科学精神而移其方向于人文自然各界，又安见所获之不如欧美。”〔42〕
如果说以上勉强的辩护即中国传统并不缺乏科学精神难免显得脆弱，那么。梁启超通过西方科学文化的破产的描述而赋予中国传统文化以理直气壮的优越性。一次大战后欧洲普遍的穷困潦倒和精神饥荒。击碎了欧洲人的科学之梦，同样也破裂了粱启超以前对以科学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敬仰。他亲眼目睹了欧洲的混乱状态。这大大激活了他灵魂深处久久压抑的对中国文化的自豪感。他开始带有优越感地描述欧洲人科学信仰破产的状态：
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远远望见个大黑影，拼命向前赶，以为可以靠他向导．那知赶上几程，影子却不见了，因此无限凄惶失望。影子是谁？就是这‘位”科学先生”。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
他批评对科学的盲目崇拜〔44〕．看到了科学带来的物质进步并不能解决社会问题，”科学愈昌，工厂愈多，社会遍枯愈甚”〔45〕‘人们生活在紧张、焦虑、疲劳、空虚当中。“不惟设得到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46〕（他开始在许多场合指责达尔文主义的流行是酿成战祸的种子）。他认为这其中的原因是精神的缺乏，他说：救济精神饥荒的方法，我认为东方的——中国和印度————比较最好·东方的学问以精神为出发点，西方人的学问，以物质为出发点。”〔47〕
通过对文化进行精神和物质的二元划分，使得他可以对以物质为特征的西方文化进行贬斥从而树立起以精神为主要特征的中国文化的尊严。他承认中国文化缺乏物质，他认识到“科学之发明进步，为吾侪所不能拒且不应拒”，“吾侪若置现代物质情状于不顾；而商谈古代之精神，则所谓精神者，终久必被物质压迫，企丧失其效力……吾侪今所欲讨论者，在现代科学昌明的物质状态下。如何而能应用儒家之‘均安主义’，使人人能在当时此地之环境中，得不丰不＠①的物质生活”。达样根据他的二元论他提出了新的文化整合原则，“西方的物质＋中国的精神”。而西方的物质显然只处于附属的地位。他早期曾提出“淬历其所本有而新之”，“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 〔50〕的文化整合原则，那时他更强调对西学的吸收。这种文化整合原则的实质性演变，展现了他对以科学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由敬仰到冷膜的心理态势转换和对传统文化由衷自豪感的勃发。他晚年更是致力于传统文化的弘扬，并希望把中图的文化推向世界以解决西方人的精神饥荒，他感到这中国人无法推卸的责任。
在科玄论战中，梁启超仍然坚持限定科学所能及的范围，从而继续为传统文化保留地盘。尽管梁启超在科玄论战中努力以调和的面孔出现，既不反对科学也不反对玄学，但还是受到了科学派的攻击。毕竟由于他巨大的声望，他的论点实际上强有力支持了玄学派的观点，从而对科学的声望造成一定的破坏，影响了青年学习科学的热情，但是．梁启超并不反对科学本身，正像他自己所指出的。相反，他为科学在中国取得的进步而感到由衷的高兴，并加以赞美〔51〕。只不过他认为科学应该被限制在它应该所属的范围，这样科学和传统才不致产生冲突。
我们看到，在科学派对传统文化进行无情的批判时，梁启超努力调和二者的冲突，他那鲜明的立场和态度，对科学万能的怀疑以及对传统文化的弘杨，在我国目前社会和文化的转型时期，应该值得我们借鉴。
注释：
〔1〕闽浙总督李鹤年奏．同治十三午十一月十四日。转引自杨益茂：《洋务远动时期的新式教育》，北京社会科学，１９９６第Ｉ期。
〔2〕李鸿雄：《筹议海防折》洋务运动．第一册．第５２—５３页。
〔3〕〔4〕〔5〕〔6〕〔7〕〔10〕〔14〕〔15〕〔16〕〔17〕〔20〕〔22〕〔23〕〔24〕〔25〕〔26〕〔28〕〔36〕〔37〕〔38〕〔43〕〔44〕〔45〕〔46〕〔47〕〔48〕〔49〕〔50〕《梁启超选集》．１９８７年第１２１３１３、１９、１９、５３、２４、２４、２５、２５、２６—２７０、７９２、２７４、１１８、３２３、２１２、２１１、７９９、７２４、７１８、７２４、８１９、８４９、２１１页。
〔8〕可参见曾近义、颜泽贤：“维新运动与中国近代科技发展”《论戊戌维新运动及康有为、梁启超》．广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１２４一１２５页。
〔9〕〔11〕〔18〕〔19〕〔27〕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１卷，１２３页．第２卷，３８页；第１０卷．２６、２６页。
〔21〕梁启超：《饮冰室专集》，第2卷，113页。
〔29〕〔33〕〔30〕〔31〕《梁任公学术讲演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第一辑53—61页，第二辑129—133页。
〔32〕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书店，1985年，138页。
〔34〕例如其中对物理、化学的讨论几乎没有，而仅偏重历算。
〔35〕钟珍维，万发云：《梁启超思想研究》，海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224—232页。
〔39〕〔40〕〔41〕〔42〕梁启超:《墨子学案》，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143-150页。
〔51〕他在一次讲演中说：“现在国内有志学问的人，都知通科学之重要，不能不说是学界极好的意象。”《美术与科学》见《梁任公学术讲演集》第二辑．５３页。“我对民国十年来生产事业的现象得有一种趋势最可喜．科学逐渐战胜，科学的组织．科学的经营．科学技术．一步一步在我们的实业界取得了地盘，这总算上乐观的好材料吧”。见《梁启超选集》，第７６９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