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李约瑟对中国传统科学思维方式的认识，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得到发展：
第一，李约瑟关于“有机的关系模式”的论述，能够为研究中国传统哲学范畴关系及科学方法论提供一个新视角。由于通过关系来规定实体，所以中国传统哲学范畴的含意都必须放到有机的关系模式或关系网络中去加以把握。李约瑟认为每个机体以绝对的精确性完成了它对自身所属更高一级机体应尽的功能时就达到了“诚”，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与此类似，李约瑟还讨论了“理”、“法”、“则”、“极”等范畴在有机的关系模式中的含意。那么，中国传统哲学的其他范畴在有机的关系模式中处于怎样的位置，具有何种含意呢？这显然是有待进一步研究的。由于现代科学研究较多地使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往往使人们不自觉地养成一种思维习惯，即总喜欢给基本概念范畴下定义，而简单地下定义是不符合“通过关系来规定实体”这一原则的。在中国传统哲学中，诸如“一多”、“心物”、“理气”“阴阳”、“刚柔”等对应范畴的关系，如果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加以研究，当然需要先给对立双方分别下定义，再据此规定双方的关系，其结果只能是说它们“既对立又统一”，“各自必然向相反的方面转化”，“对立双方相互连结，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等等。这种归于一般模式的概括总结往往失去了生动活泼的个性，缺乏唤起人们深刻体验的力量。如果把这些对立范畴放到“有机的关系模式”中去理解，情况就大不一样。这些对立范畴的关系是确定对立双方各自含意的基础，而对立双方的关系不是空洞的、完全抽象的、千篇一律的，而是生动的、具体的、无限丰富的。比如老子有“柔弱胜刚强”的思想。这里的“刚柔”关系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不同的有机关系网络中有不同的含意，因而判定何为柔何为刚必须视具体情况而定。然而总体上说，只有能“胜刚”的“柔”才是“真柔”，只有能与“柔”和谐相处的“刚”才是“真刚”。如果极其软弱，竟无抵抗能力，那就意味着柔与刚彻底脱离关系，这样的“柔弱”怎么可能“胜刚强”呢？显然，只有遵循通过关系来规定实体的方法，才能把握传统哲学范畴及其关系的本意，才能体验到其中博大精深的内涵。
第二，李约瑟关于“相互联系的思维”的论述，能够成为研究中国传统哲学和科学认知方式的重要基础。虽然李约瑟没有展开讨论相互联系的思维的自身逻辑，但他已接触到这种思维类型的主要方面，即直觉、联想、协调和类比。李约瑟还谈到，《易经》的“象征及其解释系统”“在任何其他文明的典籍中都找不到相近的对应物。”（〔1〕，p.330）李约瑟所说的“象征”，即中国传统哲学中所说的“象”。它倒是诠释中国传统哲学和科学认知方式的一个关键术语。前面说过，通过关系来规定实体是不能简单下定义的，不下定义又如何“规定”呢？那就需要采取“比类取象”的办法。所谓“比类取象”，即把人们体验到具有共同特征的事物归为一类，认为它们具有同一种“象”。当要说明其中某一事物的特征时，就用另一种人们较为熟悉的事物加以比喻。这两类事物的差异应该是人们事先了解的。通过比喻去掉差异部分留下共性部分，那么人们对用作喻体的事物中体现共性的内容的体验，就可以自然地转移成对要说明事物（本体）中体现共性的内容的体验。比如南北朝时范缜对形神关系的比喻：“神之于质，犹利之于刃，形之于用，犹刃之于利。利之名非刃也，刃之名非利也；然而舍利无刃，舍刃无利，未闻刃后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神灭论》）用刃利关系比喻形神关系，目的在于揭示形神关系的本质特征。刃利关系与形神关系差别很大，但有那么一点共性。它们的差异是人们比较熟悉的，通过比喻也能在刃利关系与形神关系的共性上有所领悟，即建立一种同构的变换，使人们对刃利关系的某种体验转换成对形神关系的某种体验，而这种体验正是对形神关系本质特征的把握。比类取象看起来简单，实际上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它与逻辑分析的思维过程有许多根本性差别。正因为如此，李约瑟才感到它具有明显的特殊性（甚至具有某种程度的神秘性），同时又有其特定价值。
比类取象的特点在于，它可以在不说出研究对象的本质属性或特征“是什么”（即不用下定义）的情况下，也能使人们理解和把握研究对象本质属性或特征的内在涵义。比类取象取的是“关系”，是用一种关系来说明另一种关系，这中间靠的是体验、领悟和意会，这就是直觉的联想的过程。然而比类取象决非类比推理，这一点许多研究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人往往忽略的。类比推理是由两类事物在某些方面相同或相似，而推断它们在其他方面也可能相同或相似的思维过程。而比类取象的目的仅在于通过比喻来说明研究对象的某种本质特征，并没有据此推出别的东西来。如《黄帝内径》上说：“形精之动，犹根本与枝叶也，仰欢其象，虽远可知也”（《素问·五运行大论》）。“平心脉来，累累如连珠”，“平脾脉来，和柔相离，如鸡践地”（《素问·平人气象》）。《易传·系辞下》“说：天地纲ｙùｎ＠①，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这些比喻都是为了“取象”，并没有类比出别的东西来。当然不能否认中国传统科学和哲学中有许多类比推理的内容，如李约瑟所说的宇宙类比或国家类比等方面内容，但它们与比类取象并不是一回事。比类取象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思维所特有的一种抽象方式，它是在不通过逻辑分析过程的情况下仍然能抽象出事物本质属性或特征的一种特定思维活动。抓住了这一点，才能弄清楚“象征及其解释系统”的真实含意。李约瑟所说的“相互联系的思维”，主要指的是比类取象这种思维过程。它可以引发出一系列有待研究的问题，如此类取象的“类”如何划分，如何理解；“象”与“象”之间是怎样一种关系，它们如何相互联系，相互转化；相互联系的思维与有机体的整体性质和内部协调机制是怎样的关系，等等。这些问题的深入探讨都是很有意义的。
第三，李约瑟在研究中国传统科学思维方式的过程中形成的有机论自然观，能够成为观照中国传统科学技术各领域思想特征的理论基础。有机论思想在中国传统的医学、农学、地学、天学、工程技术、化学、物理以至数学等各领域，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然而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理论体系基本上是依靠逻辑分析思维发展起来的，而有些科技史研究工作者又往往以现代科技理论框架为标准来选择和判别历史素材是否符合科学或有科学价值，这样来看待中国传统科学技术势必只能给出一幅支离破碎的图景。李约瑟从有机自然观角度对中国科学思想史的评述，是一次完整的、有机的、贯穿始终的理论综合。由于肯定了中国传统科学思维方式的特定价值，许多以往被人们认为是“非科学的”或“前科学的”东西，现在就显示出特有的科学意义和历史作用，并且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呈现内在的必然性。李约瑟特别看重道家思想在科学技术发展中的意义，认为方术和科学在其初始阶段无从区别。他指出：“某些方术活动曾经不知不觉地在实际考察自然现象方面导致一些重要的发现。”（〔1〕，p.373）李约瑟曾分别讨论过有机论自然观对于中国古代天文学、气象学、地理学、矿物学、医学、农学、化学等领域的影响。〔4〕、（〔3〕，第20、22、29、35章）以他的研究成果为基础， 还可以对相关领域开展更深入、更系统的探讨。比如，中国传统工程技术中“手艺”的形成与传授，珠算、筹算中一些高超算法的产生和应用，中医学对人体生理病理的观察、推理和诊治，等等，都是明显体现中国传统科学思维方式特征的。李约瑟在这方面的独到见解，将不断给人们以启发和引导，使这方面研究达到新的境界。

参考文献
〔1〕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 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2〕王国忠：《李约瑟与中国》，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1992年， 第328─330页。
〔3 〕成中英：《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世界化》， 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第213页。
〔4〕参见刘志一：《科学技术史新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33─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