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从对中西方近代各自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的社会思潮来看，西方有文艺复兴运动，中国有明清实学思潮，这二者对科学发展的影响很不相同。文艺复兴是一场反封建、反教会神权统治的思想解放运动。文艺复兴运动涌现出一大批文化和科学巨人，他们赞美人生和自然，崇尚科学和理性，主张恢复古希腊学术文化传统。古希腊学术以崇尚理性、讲究逻辑和注重探索自然万物的本原为基本特征，这些正是建立近代科学所需要发扬的科学精神。所以，希腊古典文化的复兴，为近代西方造就了一种理性主义的研究风格，培养了人们探索自然规律的兴趣。正因如此，西方人在努力解决日常应用技术问题的同时，有一部分人专注于研究各种自然现象的原因和规律问题，取得了一批基础性理论成果，使近代科学研究走上了正确发展道路。中国明清时期实学思潮盛行，以“崇实黜虚”、“经世致用”为时尚，正所谓“君子为学，要之在具夫济世之资”[11]。在这种思潮影响下，人们只能以研究能切实解决国计民生的技术应用问题为己任，很难有人会对诸如自由落体、圆周运动、光程最短之类的现象产生兴趣并认真钻研。中国古代科学研究一直具有实用主义的倾向，近代实学思潮加重了这种研究风格，以致于近代所取得的科学成就具有明显的实用型特征。所以实学思潮虽然有其注重实际、不务空谈的合理性，但也有其轻视理论的狭隘性。可见，明清实学思潮尽管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因其轻视理论却不利于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产生。
第三，从中西方近代哲学对自然科学认识活动的影响来看，二者的差距也很明显。爱因斯坦说过，科学如果缺乏哲学认识论的帮助，就是一堆原始的混乱的东西。从对自然科学的作用而言，哲学的价值在于锻炼思维、启迪智慧，为自然科学的发展提供认识论和方法论帮助。西方近代哲学以认识论为主要研究对象，解决了认识的和理性的方法论问题，为近代科学认识活动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导。然而，中国古代哲学对认识论的研究一直不够充分。明清哲学以理气之辩、心物之辩、格物致知、知行关系等问题为主要研究对象，其中的“格物致和”是先秦儒家提出的一个重要认识论命题，但直到明清时代中国古人却一直未能解决“格物”的方法问题。中国传统哲学始终未能对诸如感性经验和理性思维的作用、认识活动的基本程序、建立理论的一般方法等科学认识论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因而未能形成一种对自然科学认识活动有切实指导意义的哲学理论，即未能提供有效的方法论指导，这同样不利于近代科学的产生。
最后，从中西方近代科学发展的趋势来看，二者的差距更为明显。1543年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和维萨留斯的《人体结构》的出版标志着近代科学的兴起，1687年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出版标志着近代科学的诞生。在这期间，西方人取得了一系列关于自然规律的理论成果，如哥白尼的日心说、笛卡尔的解析几何学、开普勒的行星运动三定律、费玛的极值原理、伽利略的自由落体定律和惯性运动定律、惠更斯的向心力定律、笛卡尔的动量宇恒原理、波义耳的气体运动定律、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等等，这些成果为近代科学的建立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这说明近代西方人重视探讨有关自然现象的理论问题。与此相反，中国这一时期却仍然是热衷于发展实用知识，很少研究自然科学理论问题。在明代和清代初期，所取得的科学技术成就主要有程大位的《算法统宗》、邢云路的《古今律历考》、王锡阐的《晓庵新法》、徐光启的《农政全书》、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朱载ｙù＠②的《乐律全书》、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徐宏祖的《徐霞客游记》和方以智的《物理小识》等，这些成果具有明显的实用型特征，缺乏一般性理论研究。这种实用知识虽然能较好地解决社会生活问题，但却无法为近代科学的产生建立必要的理论基础。所以，近代西方的科学探索方向已接近于近代科学的门槛，而中国的科学研究离近代科学还相当遥远，也就不可能产生以逻辑性和实证性为基本特征的近代理论自然科学。
明代和清代初期存在的上述这些不利因素，都是阻碍科学发展的原因，由此即可说明中国为何未产生近代科学。事实表明：“在传统与现实之间，现实的需要和提供的条件才是科学发展的更重要的动力。”[10]尽管如此，我们在强调阻碍中国近代自然科学理论发展的种种现实因素的同时，仍应认真分析中国古代科学文化和社会状况等传统因素所造成的不利影响。科学的发展毕竟具有一定的继承性。古希腊的原子论思想和形式逻辑方法对近代科学的形成有过重要帮助。如果仅从西方近代当时当地的情况看问题，就会忽视古代科学文化成就对近代科学的贡献。同样，对于中国未产生近代科学的原因，我们也应既要作横向的静态考察，又要作纵向的动态分析，只有纵横结合才可能全面地历史地说明问题。
4 综合因素论
从目前的认识水平看，关于中国未产生近代科学的原因问题，上述思想文化方面的原因、政治经济方面的原因以及近代当时当地的原因，都能从某些方面说明问题，但也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片面性。若把这些因素以及其他方面的因素综合起来考虑，则会把问题说得更为全面、合理一些。
美国科学史家席文把近代科学的产生称为科学革命，因而把“为什么中国未产生近代科学”这一问题表述为“为什么中国在科学革命上未能领先于欧洲”。其实，不论怎样称谓，问题的性质并未改变。在《为什么中国没有发生科学革命》一文中，席文对科学史界一些流行的观点提出了批评。他认为科学史家的一系列认识方法都是有问题的。其一，不能不加批判地认为欧洲是近代科学的根本发祥地，因为如果看不到亚洲文明与欧洲文明之间长期不断的交流，如果忽视外来技术和资料对欧洲经验的影响，将会在最根本的问题上产生误解。其二，在分析科学革命问题时，如果仅根据非欧文明缺乏欧洲科学革命的某一个重要方面，就认为一切根本变革就不可能在那里发生，这只是一种“武断的假设”，因为这种观点并未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明。其三，科学史界在评判非欧文明史成就时，总是以其是否领先或接近于欧洲早期科学或者近代科学的某些方面为试金石，这是一种“误人不浅的观点”，因为这样做会促使人们只着眼于近代科学的直接渊源的探索和贬低对其他文明的科学探索，从而妨碍人们下功夫按那些科学探索本身的价值理解其意义。其四，科学史家企图单就智力或社会经济两个因素之一进行考察，就可说明科学革命问题，这只是一种谬论。其五，如果认为中国未能在近代科学上胜过欧洲是智力因素造成的，或者把中国科学的落后看成是社会或经济落后造成的，这两种绝对化的解释都是不恰当的，因为智力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区别或者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区别，并不表现在科学史事件中，而是只表现在科学史家的思维习惯和专业性联想中。他警告说，如果不能深入细致地研究与某种文明有关的各种传统，真正了解科学与文化、科学与社会、科学与个人意识之间的普遍关系，科学史家将会被自己狭隘的思想观点所束缚[12]。
应当承认，席文指出的这些现象，科学史界在不同程度上都是存在的。事实上许多科学史家都或多或少地犯有席文所批评过的上述错误。尽管他的言词有点激烈，但批评还是合理的、深刻的。按照他的观点，前述几位物理学家从中国传统科学文化方面找原因（席文称之为“智力因素”论）和李约瑟等一批科学史家所强调的社会政治经济因素决定论，都有其片面性。他认为，不应简单地区分“智力因素”和“社会因素”、“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而应全面综合地考察科学史事件的各种具体情况。
关于如何回答中国未产生近代科学这一问题，席文认为，只要深入完整地了解中国历史上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人们的情况，就可能使问题得到突破。具体地说，应深入研究这样一些问题：欧洲的技术思想与中国的其他思想有何关系？中国历史上有些什么样的“科学共同体”，这些共同体对哪些认识对象感兴趣，合理地解答了哪些问题，哪些事物尚未得到解释？这些共同体与社会其他人员的关系如何？各种学科为哪些社会目标服务？知识分子对同事的责任怎样同自己对社会的责任一致起来？如此等等。他相信，一旦对这些问题认识清楚之后，人们就不会再问：“为什么向近代科学转变没有最先在中国发生？”[12]显然，他的这套研究纲领有点科学社会学的味道。即使这种设想付诸实施，是否真的会使人们不再被“李约瑟难题”所困惑，结果仍值得怀疑。尽管如此，他的观点对于探讨中国未产生近代科学的原因以及其他科学史问题，都还是颇具启发性的。尤其是他对科学史研究中的欧洲中心论和简单化倾向的批评，是相当深刻的。他主张，研究“科学革命问题”，目的不是局限于辨明其内在的是非曲直，而是促进对文明史中科学技术现象作全面研究，在未作深入具体的综合分析之前，任何急于作出结论的作法都是武断的。显然，席文提倡对问题作综合分析研究。
事实上，李约瑟和薮内清等人在强调社会外因论的同时，也未完全忽视其他方面的因素。李约瑟在《中国科学传统的贫困与成就》一文中即指出：为什么近代科学倏然出现于伽利略时代的西方？为什么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15世纪期间东方亚洲文化在把自然知识用于有用的目的方面远比欧洲更卓有成效？“只有对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社会的和经济的结构进行分析，并且不要忘记思想体系的重大作用，才能最终对这两个问题做出解释。”[2]在第15届国际科学史会议开幕式的讲话中，他也表示：“相信不同社会的社会和经济结构必须和他们之间的知识差异的各种因素一起来考虑”，才能解决上述问题。薮内清在其《中国科学文明》一书中也承认：要回答为什么中国近代科学技术没有发展起来这个问题，是不容易的，“因为其原因不是单一的”[13]。同样，国内科学史家在强调社会制度这一阻碍中国产生近代科学的“根本原因”的同时，也主张“从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等各方面进行综合考虑”[6]。这些均表示了综合因素论的思想。
近代科学的产生是个极其复杂的历史过程，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社会制度、经济条件、地理环境、人才培养、经验知识的积累、科学思想的启发、形式逻辑理论的帮助、科学实验方法的运用、哲学认识论的引导、文艺复兴运动的推动、科学理论研究兴趣的培育、数学计算方法的发明等等，这些都是促进近代科学在欧洲诞生的基本因素。因此，我们在探讨中国近代科学落后于西方的原因时，也应从这些方面作综合分析研究。学术界对中国未产生近代科学原因的考察，多数是运用分析比较方法。先分析欧洲有哪些因素促进了近代科学的产生，然后再考察中国近代是否具备这些相应的因素，从而把原因归结于那些相应的缺失因素上。这种研究方法目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席文所说的缺陷，即所得出的结论具有一定程度的“武断假设”色彩。这是由于许多这类比较研究过于粗略简单，缺乏深入具体的分析论证。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这种缺陷会逐步得到克服。
学术界关于中国近代科学落后于西方的原因的讨论，除本文以上所述及的观点外，还有从汉字结构、地理环境、传统思维方式，古人研究兴趣等方面考察问题的。这些探索都是有价值的。
全面探讨中国未产生近代科学的原因，进而作出正确的解答，这种研究既有学术价值，也对我国未来社会发展有一定的启发性。但是这方面的探讨也应防止两种倾向：其一，这类比较研究多以西方传统科学文化模式为标准，因而容易掩盖中国传统科学文化的固有特点，易使人忽视中华古代文明的独特优点。其二，考察中国未产生近代科学的原因时，不要把问题变成了欧洲传统文明的成功史和中国传统文明的失败史，也即不要以是否有助于近代科学的产生作为评价中西方古代文明优劣的标准。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都有几千年的发展历史，各自形成了不同的特点和优势，各自都有成功和不足之处。我国的印刷、火药和指南针三大技术发明传入欧洲后，即对西方近代社会进步和科学发展产生过重要促进作用。我们既应看到自己历史上的不足，也应看到历史上的成功，以客观的辩证的观点评价中华文明发展史，从中汲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以利于促进当代社会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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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席泽宗。科学，1996(4):34,34
11 王廷相。慎言·君君
12 N·席文。科学与哲学，1984(1):5-27,34
13 薮内清。中国科学文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