矢忠故国的明遗民和清朝君臣在政治态度上是完全对立的，但这两类人不约而同地提倡“西学中源”说，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他们各自的动机是什么?有什么异同?探讨这些问题的意义不限于科学史本身。
天文学上的中西之争，始于明末。在此之前，中国虽已两度接触到古希腊天文学——唐瞿昙悉达译《九执历》、元明之际传入回历。但一方面只是间接传入(以印度、阿拉伯为媒介)，另一方面当时中国天文学仍很先进，胜过外来者，更无被外来者取代之虞，所以并无中西之争。即使明代在钦天监特设回回科，回历与《大统历》参照使用，也未出现过什么“汉回之争”。但到明末耶稣会士来华时，西方天文学已发展到很高的阶段，相比之下，中国的传统天文学明显落后了。明廷决定开局修撰《崇祯历书》，意味着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历法将被西洋之法所代替。而历法在封建社会是王朝统治权的象征物，这样神圣的事竟要采用外来的“西夷”之法，正是十十足足的“用夷变夏”，对一向以“天朝上国”自居的中国士大夫来说实在难以容忍。正因为这一点，自《崇祯历书》开撰起，就遭到保守派持续不断地攻击，一次失败紧接着就再来一次。徐光启作为西学的护法神，力挽狂澜，终于使《崇祯历书》在1634年修成，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但是保守派的攻击还是使得崇祯帝在《崇祯历书》修成后犹豫了十年之久不能下决心颁行天下。而在此期间中西法多次较量，通过实测检验，中法没有一次能免于败北。⒇但当崇祯帝最终认识到“西法果密”，下诏颁行时，亡国之祸也已临头。
清人入关后，立刻以《西洋新法历书》之名颁行了《崇祯历书》的删改本。他们采用西法根本没有明朝那样多的犹豫和争论，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者中国历来改朝换代之后都要改历，以示“乾坤再造”，而当时除了《崇祯历书》并无胜过《大统历》的好历供选择；二者当时清人刚以异族而入主中国，无论如何总还未马上以“夏”自居。既然自己也是“夷”，那么“东夷”与“西夷”就没什么大不同，完全可以大胆地取我所需。正如李约瑟博士注意到的那样，“但在改换朝代之后，汤若望觉得已可随意使用‘西’字，因满族人也是外来者”(21)。
首倡“西学中源”说的黄、方、王三人，都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养育出来的学者，又是大明的忠臣。他们目睹“东夷”入主华夏，又在颁正朔、授人时这样的神圣之事上全盘引用“西夷”之法，而且还以西夷之人主持钦天监，无疑有着双重的不满。提倡“西学中源”说的目的，三氏中以王锡阐表示得最明确：他主张恢复传统的历法，而在西法中只应取一些具体成果来补中法之不足，即所谓“镕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为此他一面尽力摘寻出西法的疏漏之处，一面论证“西学中源”，然后得出结论：“夫新法之戾于旧法者，其不善如此；其稍善者，又悉本于旧法如彼。”（22）他的六卷《晓庵新法》正是贯彻这一主张的力作。
黄、方、王都是在野布衣，又在政治上抱定不与清人合作的宗旨，所以他们没有能力也不愿意去对清政府就历法问题有所建言。在这种情况下提倡“西学中源”还有缓解理论困境的作用：传统文化的熏陶使他们坚持“用夏变夷”的理想，而严峻的现实则在“用夷变夏”。如果论证了“夷源于夏”，就可避免这个问题了。这一思路正是后来清朝君臣所遵循的。
黄、方、王研究中西历法，因看出其相似之处而提出“西学中源”，有没有纯科学的动机?一般说来，研究中西历法而发现其相似之处，从而设想二者同源，完全可以仅从纯科学的思考得之。但在谁源于谁这一点上，科学以外的因素就很容易起作用了。笃信“用夏变夷”的中国士大夫当时很难作出“西学中源”之外的答案。即使到了近代，习惯于“欧洲中心”说的西方学者在看到中西天文学某些相似之处后，不是也热衷于论证其发源于巴比伦甚至希腊吗?当然，两者相似未必就同源。
清人入主华夏，本不自讳言为“夷”，也无从讳。到1729年，雍正帝还坦然表示：“且夷狄之名，本朝所不讳”，他只是抬出《孟子》云：“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来强调“惟有德者可为天下君”（23），不在于夷夏。但实际上由于清人入关后全盘接受了汉文化，加之统一政权，已经历了两代人的时间，汉族士大夫的亡国之痛也渐渐淡忘。这时，清人就开始不知不觉地以“夏”自居了。这一转变，正是康熙亲自提倡“西学中源”说的背景。
康熙初年杨光先事件暴露了“夷夏”问题的严重性。这一事件可视为明末天文学上中西之争的余波，杨光先的获罪标志着“中法”最后一次重大努力仍然归于失败。杨氏说“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24），清楚地表明他并不把历法本身放在第一位，只不过耶稣会士既以天文历法为进身之阶，他也就企图从攻破他们的历法人手。杨氏虽失败，但也获得不少正统派士大夫的同情，他们主要是从捍卫中国传统文化着眼的。
清人的两难处境在于：一方面他们需要西方天文学来制定历法，需要耶稣会士帮助办外交，需要西方工艺学来制造天文仪器和大炮，需要金鸡纳来治疗疟疾，等等；另一方面，又要继承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传统，以“夏”自居，以“天朝上国”自居，以维护其统治。因而历法等领域内“用夷变夏”的现实日益成为一个令清朝君臣头痛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康熙提倡“西学中源”说，不失为一个巧妙的解脱办法。这样既能继续引进、采用一些西方科技成果(从这一点来看，“西学中源”说在历史上是起过一些积极作用的)，又在理论上避免丁“用夷变夏”之嫌。西法虽优，但源出中国，不过青出于蓝而已；而采用西法则成为“礼失求野之意也”。康熙的这番苦心，士大夫们立刻心领神会了。所以康熙只用片言只语提了个头，梅文鼎、阮元等人就不遗余力地来响应、来宣扬了。前引梅氏“伏读”诸语，谀词盈耳，除了“君臣之份”外，不难看出双方强烈的共鸣。对于这种问题，封建社会中确实是政治高于科学的，所以梅氏虽身为历算名家，在论证“西学中源”时也不免穿凿附会。
“西学中源”在士大夫中受到广泛欢迎，以至流传二百余年之久，还有一个原因。当年此说的提倡者曾希望以此来提高民族自尊心，增强民族自信心。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向来以“天朝上国”自居，醉心于“声教远被”、“万国来朝”，清人也不例外。但现在忽然在历法、教学、工艺等方面技不如人了，这使他们深感难堪。阮元之言可为代表：
使必曰西学非中土所能及，则我大清亿万年颁朔之法必当问之于欧逻巴乎?此必不然也!精算之士当知所自立矣。（25）
然而技不如人的现实是无情的。“我大清”二百六十年颁朔之法确实从欧罗巴来。“西学中源”虽可使士大夫陶醉于一时，但随着科学发展，幻觉终将破碎。而且事实上清代也有一些著名学者如江永、赵翼等，保持着清醒、公正的态度，不去盲目附和“西学中源”说。
最后顺便指出，中西文化交流源远流长，这是无庸置疑的，但“西学中源”说的荒谬，在今天已经显而易见。然而此说的流风余韵，似乎至今不绝。我们研究了“西学中源”说之后，再看诸如“《易经》中已有二进制”、“《周易参同契》中的场论”之类的说法，就会觉得似曾相识了。这就是研究“西学中源”说的现实意义。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有悠久而高度文明并经常以此自豪的民族来说，提供这样一个前车之鉴以戒来者，恐怕还是有必要的。
参考文献
[1]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鲒琦亭集》卷十一
[2] 同①
[3] 方以智：《浮山文集后编》卷二，见《清史资料》第6辑，中华书局，1985。
[4] 王锡阐：《历策》，《畴人传》卷三十五。
[5] 李兆华：《简评“西学源于中法”说》，《自然辩证法通讯》1985(6)。
[6] 王先谦：《东华录》康熙八九。
[7] George H．C．Wong，ISIS，54，Part 1，No．175。
[8] 见洪若翰(de Fontaneg)1703年2月15日致R．P．de la Chaise神父的信，《清史资料》第6辑，中华书局，1985。
[9] 梅文鼎：《雨坐山窗》，《绩学堂诗抄》卷四。
[10] 梅文鼎：《上孝感相国》（四之三），《绩学堂诗抄》卷四。
[11]梅文鼎：《历学疑问补》卷一。
[12] 这类传说在清代十分流行，《钦定书经图说》中有“命官授时图’’专言此事。当时许多读书人都是信以为真的。
[13]《数里精蕴》上编卷一“周髀经解”。
[14]《明史·历志一》
[15]阮元：《汤若望传论》，《畴人传》卷四十五
[16] 阮元：《续畴人传》序
[17]李查继（木字旁）亭：重刻《畴人传》后跋。
[18] 阮元：《自鸣钟说》，《挲（上面是研）经室三集》卷三。
[19] 毛祥麟：《墨余录》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20]《明史·历志一》中载有八次这样较量的记录，时间在1629--1637年间，内容包括日食、月食、行星运动等方面。相反，表明中法优胜的记录一次也没有。
[21]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674页，科学出版社，1975。
[22]王锡阐：《历策》，《畴人传》卷三十五。
[23]雍正语俱见《大义觉迷录》卷一，载《清史资料》第4辑，中华书局，1983。
[24]杨光先：《日食天象验》，《不得已》卷下。
[25]阮元：《汤若望传论》，《畴人传》卷四十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