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佛教中的六道轮回说也带有明显的循环变化色彩，如《心地观经》曰：“有情轮回 生六道，犹如车轮无始终”。六道轮回说是在因果报应论的基础上形成的生命转化学说。佛 教传入中国后，因果报应和六道轮回成为东汉至南北朝时期中国思想界的热门话题和中国佛 教的理论重心，由于这种理论把道德律和自然律结合起来，作为一种社会行为准则而为广大 佛教信徒所接受，成为中国古代儒道以外别具一格的人生理论，而发挥补充儒道思想的作用 。
综上所述，循环变化思想是中国古贤对世界文化作出的重要贡献之一，它的产生、发展、 以及最后成为中华民族基本的思维方式和思维习惯之一，大致经历了四次文化整合，第一次 是 通过《易经》对远古巫史文化的循环思想的整合，然后经过儒道等各家阐发，至《易传》又 作了第二次文化整合，此后循环观念和循环思维随着《易传》的影响及后世的再发挥，在中 华民族文化中逐渐定位。秦汉黄老道家将黄老学说与汉代易学相结合，其思想带有一定的循 环色彩，从中分化出的汉代道教就是以循环之道作为成仙的认识途径之一。到了魏晋时 期，在秦汉儒家和道家基础上融合《易》、《老》而形成的玄学，则实现了循环思维的第三 次文化整合。此后佛教思想借老庄道家和魏晋玄学得以风行，通过契合易理而宣扬因果轮回 报应之教义。至宋明理学融儒释道为一炉，完成了循环观的第四次文化整合，使循环观念和 思维方式走向成功。循环思维渗透到中华文化的各个层面，不仅影响了中国古人的思维方式 和心理意识，而且在中国古代自然科学中留下了深深烙印，成为了中国古代生物循环变化的 哲学思想根源。
三、生物循化变化思想与生物进化思想的比较
（一）生物循环变化思想与生物进化思想的联系
首先：在生命起源问题上，两者都强调生命是自然界的产物，不是神创的或生来就有的。 如古希腊阿那克西曼德认为：“生物是从太阳所蒸发的湿元素里产生的，人是从另一种动物 实 际上就是鱼产生的”。恩培多克勒则认为：“自然界中最先有动物和人身的各种部分，如眼 睛、腿、臂和头等，各自在单独游荡，这些部分由于爱的吸引碰巧合在一起，就产生了现在 的生物以及各种怪物。有些有许多腿，另有一些是人头牛身，但这些都不能生育，而只有那 些具备必要的生存属性的遗留下来”[7]。中国古代生物循环变化思想则认为生命有三种 起源方式，第一种：生命起源于阴阳五行说，如“阴阳交感而万物化身”，《国语·郑语上 》 曰：“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第二种：生物起源于道说，老子在《道德经 》中指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后来战国时期尹文学派继承和发展了 老子的这一思想，提出了精气说，认为“凡物之精，比则为主，下生五谷，上为列星”（《 管子·内业》）。第三种：生命起源于气说，在《论衡》中指出：“天地合气，万物自生” ，《淮南子·精神训》曰：“古未有天地之时，惟象无形……有二神混生，经营天地……于 是仍别为阴阳，离为八极，刚柔相成，万物万形，烦气为虫，精气为人”，这些都说明小到 虫子大到人类都是由气生成的，因此两者都强调生命的起源是自然界的产物，都是从自然现 象中去寻找自然原因，而不是在自然之外去寻找超自然的神、天帝，因此都是极力反对生命 起源的神创论的。
其次：在生物物种是否可以变化的问题上，两者都强调生物物种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可 以变化的。拉马克虽然在低等生物的起源问题上赞同自然发生说，但在高等生物的形成过程 中却接受了斯帕兰扎尼和雷迪所证明的高等生物不能自然发生而是长期变化结果的思想，他 的《开始对话》中记有：“自然界似乎直接产生或自然发生出种种纤毛虫，以不断适应外界 的条件，这种情况是独特的，我们将努力表明，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自然界获得了力量，经 过很长时间以后间接产生出所有我们知道的其他动物的种族”，他把肠道蠕虫视为许多高 等生物的基础，而且他的生物物种进化观能较好地解决物种灭绝及过渡类型的问题。中国古 代生物循环变化思想同样主张生物是可变的。“化生说”是生物循环变化的基础，如“腐草 化为萤”的“化”，金文写作“＠⑧”，东汉许慎认为：“化，教行也，从匕从人”。《说 文解字》中又将“匕”解释为：“变也，从倒人，凡匕之属皆从匕”。因此化的最初含义应 为“变”。《春秋繁露》曰：“人物之始，以气化而生者也。气凝成形，则形气交感，遂以 形化，而人物生生变化无穷也”[8]。所以两者都认为万物是可变的，是极力反对物种不变 论的。
（二）生物循环变化思想与生物进化思想的区别
首先，在变化方向上的差异。生物进化思想强调的是生物发展变化的方向性，早在古希腊 时亚里士多德就首次使用“塞基”(psyche)一词来作为区别生物与非生物的要素，并得出一 个结论：有不同类型和层次的赛基或灵魂，认为植物只有一个植物性或称营养性的灵魂，动 物则另有动物或称感觉的灵魂，而人则被赋有理性灵魂，他首次看到生物的自然等级，这便 暗示了生物演化的方向性[9]。而中国古代生物循环变化中鹰与鸠、水虿与青蛉、蝗虫与鱼 等的变化都是由甲物变为乙物，或乙物又直接变为甲物，或乙物经过一个变化再转化为甲物 ，即由始点又回到终点，反复循环变化，因而是没有方向性的。另外，生物循环变化不同于 生物由低等向高等，由简单到复杂的进化，即不一定认为高等生物是由低等生物逐渐发展变 化而来的，在古人看来，低等生物可以转变为高等生物，同样高等生物也可以转变为低等生 物，万物（包括植物、动物和人类）之间都可以互相转化，同时，非生物也可与生物之间循环 转化，因而也就显示了生物发展变化的无方向性。
其次，在变化时间长短上的差异。生物进化思想强调生物的变化是一个漫长发展过程，如 拉马克认为生物的进化是渐变的、均变的、而不是突变的，他在《动物哲学》中反复陈述了 进化的缓慢性与逐渐性，他说经过一个长时期的世代连续后，最初属于一物种的个体后来转 变成为与最初物种截然不同的新物种，从进化的立场来看，古代的物种应与今日的物种有所 不同，但是有人举例，二千多年以前在底比斯和孟斐斯地方，至今还保存着祭祀坛上的动物 ，与今日依旧存在的动物完全一样。这又该如何解释呢？拉马克指出，进化需要漫长的时间 ，而几千年在进化的历史中仅是一瞬间，犹如对于时钟，我们在一瞬间根本无法觉察到钟盘 上的时钟的移动，但它确实在缓慢地移动，这就是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物种的变异所体 现出来的效果[9]。而中国古代生物循环变化思想则过多地强调突变，否认生物的变化是一 个漫长的时间过程，一些与物候现象有关的循环变化，其变化周期与四时循环相同，大多为 一年，与生物生活史有关的循环变化，则其变化时间大多为生物的一个世代交替周期，则其 变化时间更短，有的是在瞬间内完成的，与人生老病死相关的循环变化，也只不过是人的一 生，他相对于地质年代的漫长演化过程来说，也是极其短暂的，所以，中国古代生物循环变 化所需要的时间不是很长，其或许带有突变论的色彩。
最后，在变化证据上的差异。生物进化思想吸取了古希腊和中世纪以及十六至十八世纪西 方没有进化起源中的合理成分，加之后来生物分类学、形态解剖学、古生物学、胚胎学、地 质学等学科理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它们为生物进化思想提供了大量的证据，如地质学中关 于化石的证据，证实了越早形成的地质化石，其生物结构越简单，越晚形成的地质化石，其 结构越复杂，它为生物的漫长进化提供了古生物学的证据，后来比较解剖学对同源器官和同 功器官的揭示，以及因显微镜的发现而导致胚胎学的兴起，都为生物进化提供了比较解剖学 和胚胎学方面的证据。而中国古代生物循环变化思想是建立在思辨哲学基础之上的，由于历 史条件和认识水平的限制，因此大多都属于主观臆断和猜测，谈不上有确切科学证据，尤其 是那些与图腾崇拜有关的生物循环变化更是打上了阶级的烙印，同时又因为中国古代生物循 环变化思想是受道论、气论、阴阳五行思想、理和循环时间观念的影响，而道、气、阴阳、 理等都是非实体的东西，又是无法实证的，并且有些循环变化本身是由于错误的观察而得出 的结论，因而生物循环变化思想在当时的背景下很难也不可能找到科学的证据，不可避免地 带有主观臆断和猜想，在认识程度上还只是停留在收集资料的感性认识阶段。
此外，它们在变化的机理、变化的原因以及产生变化的前提条件等方面存在着极大的差异 。
四、中国古代生物循环变化思想评价
生物无变化则不能发展，所以变异是生物进化的要素之一，承认一切物种会发生变异是生 物进化思想产生的先决条件，但是承认一个物种可以变成另外一个物种不一定都是有进化思 想，有可能属于循环变化思想，其形式和内容都不能同生物进化思想或生物进化理论相比， 因此在评价中国古代循环变化思想时不可盲目崇拜，故意拔高，把古人认识现代化，像胡适 等人那样认为中国古代具有生物进化思想或进化理论，有的甚至把中国古代生物循环变化思 想认为是现代超循环理论的原始雏形，类似这样的评价是科学史研究中的一个误区，是科学 史研究中的拔高行为，拔高的本质是对科学历史的歪曲，靠歪曲是完成不了科学史研究任务 的，在某种程度上说发扬我们的优良传统是爱国主义，看到我们的不足同样也是爱国主义。
（一）在化生说基础上形成的生物循环变化思想是中国古人解释动植物和人类起源一种转化 思想，是根据不精细的观察甚至凭空想像认为一个物种可以变成在其种族发展史上毫无亲缘 关系的另外一个物种，既与神创论和物种不变论的自然观相对立，往往又和自生论相伴随。 在中国，它无疑汇入了自孔子开始形成的整个宇宙不断运动和变化的认识洪流，为中国古代 生物学知识的积累和朴素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发展清除了某些思想障碍，对后世产生了较为深 远的影响，最终可能成为达尔文学说传入中国，便被国人很快接受的原因之一。
（二）生物循环变化思想是古代有机论自然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术界一致认为，中国古代 盛行有机论自然观，这种自然观与西方的机械论自然观有明显的差异，有机自然观是用联系 的系统的观点看待自然界事物的发展变化。生物循环变化思想是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体 本身看作不同层次的有机循环系统，从而从系统的、整体的观点看待生物之间的变化，为现 代保持生物的可持续性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但是，不可否认中国古代生物循环变化思想也有一定的缺陷。首先，生物循环变化思想虽 在一定程度上较物种不变论和神创论有很大进步，但是，在生物变化过程中人们只要认识了 其中的一个循环，就可对该生物的全部运动情况有大致的了解，因此，生物循环变化思想易 使古人思想趋于僵化，不利于开拓新事物、发现新问题。其次，生物循环变化思想是根据不 精确的观察或凭空猜测而得出的转化思想，因此有可能把一些生物界是非周期性的运动夸大 成周期性，周期性的回复现象阻碍了认识的进一步发展。
总之，我们应该用历史的观点去看待中国古代生物循环变化思想，既不能把它与生物进化 思想等同起来，同时也不能因为它没有提供今人所要求的东西而一概否定，他是中国古代历 史背景下的产物，在人类探索生物进化的道路上仍具有较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是作者硕士论文《中国古代生物循环变化思想初探》中的一部分，略有改动。
【参考文献】
[1]姚德昌：“《庄子》书中的循环转化说”，《自然科学史研究》第9卷，第3期，第269- 274页。
[2]夏伟英、苟萃华：“评胡适‘庄子的生物进化论’”，《科学史文集》，1980年第4期 ，第1-10页。
[3]老子·第十六章。
[4]荀子·王制。
[5]胡化凯：“中国古代循环演化思想探讨”，《大自然探索》，1999年第4期，第104-109 页。
[6]吴国盛：《时间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1—55页。
[7][英]梅森：《自然科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6—17页。
[8]赵云鲜：“化生说与中国传统生命观”，《自然科学史研究》，1995年第4期，第366— 373页。
[9]迈尔：《生物学思想的发展》，湖南教育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