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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史研究中的历史误读举隅(1)-科技哲学
来源:  作者:关增建  点击:次  时间:2002-01-30 00:00于哲学网发表

 科学告诉我们,地球绕太阳运行,月亮则绕地球运行,由于日大地小,太阳对地球的照射形成了一个锥体形阴影,当月亮运行到日地连线与日隔地相对的位置时,就有可能进入这个阴影,从而导致月食。这种解释与张衡所说的“当日之冲,光常不合者,蔽于地也,是谓àn@①虚。在星星微,月过则食”在字面上看起来是一致的,也正因为如此,在科学史界影响很大的《中国天文学史》才指出:对于导致月食的缘故,“张衡说得很科学,……所谓àn@①虚,就是地球背太阳方向投射出的影子。月亮经过地球影子的时候就有月食发生。”(注:中国天文学史整理研究小组:《中国天文学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21页。)也就是说,张衡对月食形成原因的解说与现代科学的认识是一致的。
对张衡àn@①虚概念的这种理解,表面上看起来是合理的,也是人们所乐意接受的。但是,如果我们联系张衡的宇宙结构模型来看待这种解释,就会发现它有着诸多令人不能满意之处。就在《灵宪》这篇文章中,张衡给出了他自己的宇宙结构模型:
天成于外,地定于内。天体于阳,故圆以动;地体于阴,故平以静。……八极之维,径二亿三万二千三百里,南北则短减千里,东西则广增千里。自地至天,半于八极,则地之深亦如之。通而度之,则是浑已。
即是说,天是一个圆球,它包裹着平板状的大地,运转不息;地静止不动,地平面位于天球中央。天球的直径是232300里(古代10万为亿),地充塞在天球的下半部分。由张衡的这段话可知,《灵宪》中是没有地球观念的。既然没有地球观念,又何来地球影子呢?
另一方面,《灵宪》给出的日月大小也不支持今人对àn@①虚概念的上述理解。用张衡自己的话来讲,就是“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其径当天周七百三十六分之一,地广二百四十二分之一。”就是说,相对于地来讲,日月的尺度非常小,它们的直径只相当于大地平面直径的二百四十二分之一。这样,大地背向太阳方向投射的影子,将呈发散状笼罩在太空之中。由此,整个大地上方,直到天球的范围,都将是昏暗无光的,不可能仅在“当日之冲”的位置才发生月食。实际上,早在晋朝,天文学家刘智就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虽然刘智本人并未对月食成因做出正确解释,但他反对那种以àn@①虚为地影的见解,强调指出:
言àn@①虚者,以为当日之冲,地体之阴,日光不至,谓之àn@①虚。凡光之所照,光体小于所蔽,则〔阴〕大于本质,今日以千里之径,而地体蔽之,则àn@①虚之阴,将过半天,星亡月毁,岂但交会之间而已哉!(注:刘智:《论天》,见孙星衍辑《续古文苑》卷九。)
从刘智的话中可以看出,当时已有人主张月食的成因是由于地对日光的遮蔽,但由于与宇宙结构观念相矛盾,未能得到认可。刘智对此已经讲得很清楚,今天,如果我们依然把àn@①虚理解成地球的影子,说张衡已经正确地认识到了月食的形成原因,这只能说是继续着古人对历史的误读。
再一个典型例子是对陨石成因的解释上。我国最早的陨石记载见于《春秋·僖公十六年》,原文是:“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陨石于宋五。”《左传》针对这条记载,对陨石的形成原因发表了见解。
十六年春,陨石于宋五,陨星也。
即是说,陨石是天上的星星掉下来所形成的。《左传》的这种解释在中国古代很有代表性,后世的天文学家中,绝大多数都赞成这种解释,都主张陨石是天上的星星陨落到地面形成的。
对于以《左传》为代表的这种解释,科学史界给予了高度评价,这里不妨以《中国大百科全书》这部权威的工具书中的话为证:“这里首次提出了陨石是星陨至地之说,比欧洲人认识到这一点要早二千多年。”(注:《中国大百科全书·天文学卷·陨石》,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10月出版。)对《中国大百科全书》的这种观点,《中国天文学史》阐释得更详细:“流星坠落到地面,便成为陨石。这一事实在欧洲直到1803年以后才为人们所了解。1768年,欧洲发现三块陨石,对此巴黎科学院推举拉瓦锡进行研究,他所得的结论乃是:‘石在地面,没入土中,电击雷鸣,破土而出,非自天降。’与此相反,我国早在战国时代,就知道陨石是天上的流星陨落到地面上的。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左传》明确指出:这是‘陨星’也。……我国古代对于陨石的观测与认识都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是远远走在欧洲人前面的。”(注:中国天文学史整理研究小组:《中国天文学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7页。)
对中国古代陨石学说的这种评价,读之令人振奋,但若细致推敲,则会发现其立论并不严谨。所谓陨石,是太阳系行星际空间漂浮着的那些小天体,在接近地球轨道时,受地球引力作用,陨落到地球上来,其中一些质量大的在穿越地球大气圈时未被完全烧毁,而保留下来的碎片或整块。这是现代科学对陨石形成原因的解说。根据这一解说,对比中国古人的认识,我们难免要产生一种疑惑——中国古人有行星际空间的概念吗?他们能理解具有沉重质量的天体自由漂浮在虚空中这一事实吗?要解答这些疑惑,首先就要弄清楚古人所谓星陨至地的星究竟是什么。
在班固的《汉书》中,我们找到了汉代大儒董仲舒和刘向对《春秋》中一次流星雨现象的解释。《春秋·庄公七年》记载了一次流星雨事件:“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见,夜中星陨如雨。”对此,董仲舒、刘向从占星学角度,做了这样的解说:
常星二十八宿者,人群之象也;众星,万民之类也。列宿不见,象诸侯微也;众星陨坠,民失其所也。(注:《汉书》卷二十七下之下。)
所谓常星、众星、列宿,都是平常看上去依附在天上不动的星,即现代所说的恒星。古人从天人感应角度出发,认为它们与地上万事万物是相互对应的,民众安居乐业,众星就附天不动;民众流离失所,天上就“众星陨坠”。
董仲舒刘向的观点,在中国古代有着很强的代表性,例如《隋书·天文志》就有类似的论述:“星辰附离天,犹庶人附离王者也。王者失道,纲纪废,下将畔去,故星畔天而陨以见其象。”古人在解释陨石成因时,很少有不从天人感应角度立论的。即是说,古人所谓“星陨至地”的星,指的是恒星。
既然古人所说的“星陨至地”的星,指的是恒星,那么,他们就没有正确认识到形成陨石的真正原因,因为恒星是不会陨落到地球上来的。既然这样,说中国人在陨石成因的认识上比欧洲人领先了两千多年,就不再有任何意义,因为中国人和欧洲人一样,在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上都远离了事实真相。
另外,要评价历史上的科学理论,不能脱离其所处的时代背景。西方学者认为陨石非星,即与其所处时代背景有关。西方留存下来的一些古代记录,也曾认为陨石来自太空,认为陨石是神对人的警示。这与中国古代的见解本质上并无大的差别。陨石同神的这种联系,使文艺复兴后的科学家对之深表怀疑,他们认为,天上降落石头之说,纯属虚妄。(注:《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卷九,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318页。)这样,陨石非星之说尽管不够科学,但它却是当时科学进步导致的思想解放的产物。通过这样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抽掉了历史背景,仅仅把中西双方的片言只语放在一起进行比较,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以上简要列举了中国科学史研究中的一些历史误读现象。如同任何科学研究都会有失误一样,这种误读的存在,也是可以理解的,它是科学史工作者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受习惯思维方式影响,无意中出现的一种失误。本文的目的不是去指责这种失误(在我们的研究中也同样会存在这种失误),而是要分析导致这种误读的原因,以改进我们的研究方法,尽可能减少今后工作中类似的失误。
从以上所举例子来看,科学史研究中的这些误读大都表现出了同样的倾向:这就是它们都力图把古人对相关自然现象的解释与现代科学的认识联系起来,从而犯了附会拔高的错误。这使我们很自然地联想起了历史学研究中的辉格式解释现象。所谓辉格史学的概念,是英国历史学家巴特菲尔德提出的,1931年,巴特菲尔德出版了一本名为《历史的辉格解释》的书,“在这本书中,巴特菲尔德‘所讨论的是在许多历史学家中的一种倾向:他们站在新教徒和辉格党人一边进行写作,赞扬使他们成功的革命,强调在过去的某些进步原则,并写出即使不是颂扬今日也是对今日之认可的历史。’由此,巴特菲尔德通过对英国政治史的研究,提炼出了‘辉格式的历史’或‘历史的辉格解释’的概念。”(注:刘兵:《天学真原序》,见江晓原著《天学真原》,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时至今日,辉格史已成为一个特定的名词,指那些用今天的价值观衡量历史、重构历史的编年方式。从这种观点来看,上述科学史研究中的误读,确实与科学史研究中的辉格式倾向有一定的关系。因为它们都是以是否符合现代科学的认识作为价值评判准则的。
但是,史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表明,在历史学研究中要绝对避免辉格式倾向是不可能的。我们不能指望通过在科学史研究中引入绝对的反辉格史学来解决上述问题,因为绝对的反辉格史学同样是不可能的。而且,辉格式研究倾向的存在,只是有可能引发科学史研究中的附会拔高现象,并非一定要导致这些现象的出现。要避免科学史研究中的历史误读,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就本文所列举的这些中国科学史研究中的历史误读而言,其形成原因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望文生义,另一类是忽略了相关背景。
这里所谓的望文生义,不仅仅指对古文的望文生义,更重要的是指对现代科学一些结论的望文生义,比如一看到爱因斯坦相对论所说的时空相关,就把它想象成了方以智所说的“宇中有宙,宙中有宇”,而忽略了相对论时空观的特定含义;一说到地球,就想象地是圆的,而忽略了的弯曲问题;一提到陨石,就想到是星星掉到地上形成的,而忽略了对这里所说的星星的本来意义的探究。这种望文生义之所以是导致出现历史误读的重要原因,是因为科学史研究本质上离不开比较,鉴于研究者所受现代教育的背景,他们在研究过程中毫无疑问会首先拿自己接触到的古代史料同现代科学的认识进行比较,如果他们对现代科学的认识模糊不清,通过这种比较得出的结论当然也就不再可信。
而忽略了对研究对象所处的相关背景的关注,同样也会导致历史误读的出现,因为古人的知识结构与今人相比,有很大的不同,而我们要研究古代科学史,现代眼光又不可避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尽可能地考虑到所论对象的相关背景、不多问两个为什么,就会很容易犯把现代概念强加在古人身上的错误,从而导致历史误读的出现。前述对张衡àn@①虚概念的误读,就是因为忽略了张衡所具有的与这一概念相关的其他知识背景,例如张衡的宇宙结构理论、例如张衡对日月地三者尺度的认识,等等;同样,对古人陨石学说的解说,则忽略了天人感应学说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对所谓张衡地球说的阐释,也忽略了有关的古代知识背景。
综上所述,在对中国古代科学史的研究中,我们不但需要自身对现代科学知识有比较深入的理解,更需要综合考虑研究对象所处的历史背景,考虑古人提出相关命题的前因后果,而不仅仅是把该命题本身挑出来与现代科学的认识进行比较。这也许是避免再出现类似历史误读的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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